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了板垣征四郎大佐、土肥原贤二大佐、田中隆吉武官等后来非常有名的中下级军官。此外，和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一直有交情的河本大作，也在此中。它的成员大概没有超过50人，但已经够了。板垣为它提供了和陆军高级军官的联系。土肥原为它提供了对满洲社会的深刻了解和数百名训练有素的特务。大川提供了侵略理论。河本则通过自己当时任职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使它和满洲23万日侨休戚与共，也使它获得在满洲的民间基础。它缺少的只是一个能引领他们道路的战略家。到1928年，这个战略家出现了，这就是石原。
石原不仅是〃满洲青年联盟〃所急需的战略家，还是使它深深扎根于满洲土地的组织家。一生的艰厄，使他不仅目光长远，并且作风细致。他刚刚加入〃联盟〃时，是不满意这个组织的。因为它人数太少，和满洲社会、特别是中国人的隔绝也太严重。它几乎只能算是旅华日侨和军官的一个俱乐部。
石原要求的〃联盟〃，是一个日占满洲的政府，是一个未来能完全控制满洲的政党。在他的提议和系列努力下，1928年年底，一个叫〃大雄峰会〃的秘密群众组织诞生了。〃大雄峰会〃完全处在〃满洲青年联盟〃的控制之下，其各分会、各外围组织的头目，均由联盟成员担任。它是联盟的下属组织。
和石原的要求一模一样，〃大雄峰会〃的成员，不仅包括关东军士兵、满洲日侨，还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满洲居民、〃汉奸〃。地方士绅、流氓无赖、满蒙少数民族居民乃至旧官僚胥吏，都身在此列。
经过惨淡经营，到1931年，〃大雄峰会〃已有成员数千人。未来日占满洲的一个政党雏形产生了，关东军占领满洲的时机，也随之成熟了。〃万宝山事件〃爆发前后，为给满洲事变进行舆论造势，一些由石原、河本等人亲自撰稿的小册子，在日本本土的军营、军校被悄悄散发。同时，以偷袭为手段、迅速占领奉天、制造中日开战既成事实、并经营日占满洲的绝密计划，也被制定出来了。
7月份东京街头的喧嚣场面，不仅掩护了他们的这些秘密行动，更使和平内阁的国内影响一落千丈。在这个新陈代谢急剧、各种潜伏力量此起彼伏的权力真空时期，他们终于要出现在历史的前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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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等人的计划，不仅有军事行动部分，还包括占领满洲后，“新满洲”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详尽规划。其计划要点，是形成满洲青年联盟——关东军——“满洲国”的三位一体，制造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它综称《虎卷》，是仅仅由四五个人掌握的绝密文件。
《虎卷》刚刚形成，在东京，几十名黄埔军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向蓝衣社的历史迈出了第一步。1931年7月中旬的一天，万宝山事件所引发的东京风潮还在飙升，东京黄埔同学会又按照惯例，举行了一次聚餐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聚餐，几乎没有联谊、漫谈、私人的成分。一个黄埔五期学生后来回忆，主要是“讨论此事件之前因后果与日本对华政策。参加的人数很多，发言也很踊跃”。
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小规模的但严肃有力的会议。他们按照进入黄埔的期别，先后发言，低沉处泪流满面，慷慨处怒发冲冠。
这些黄埔学生，绝大多数来自长江流域的小城市、集镇、乡村。他们生长在破碎、蒙昧的晚清和民初，也生长在各种各样乡土传说、人文遗产里，如《水浒传》、瓦岗寨的故事，曾国藩、左宗棠等近现代名人的事迹。前者浸染进他们的血液，使他们对“聚义”、会社，有着天然的亲近。后者则激励着许多人的志向、抱负。
他们一般都接受过私塾教育，熟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们又上了近代化学堂，进入黄埔，阅历着一个辛酸而热腾的大时代。在断裂、转型、同时黑沉得看不到前途的社会里，他们渐渐成为一群热血青年。
与大时代的“书生”不同，他们打过仗、流过血，见过死人堆，身上弥漫着硝烟味道。于是，不清议、不空谈，敢想敢做，迅捷有力。分析了日本的人心民意、军方异动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中日之间，行将爆发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战。
可以想见，这场大战的结果，是山河破碎、国土沦陷。
这个会议的具体内容，已经随时间的流逝而永远湮没了。作为一群下级军官的聚餐会，它没有做会议记录。于是，会议的地点只是简单的“东京地区”，准确的时间已经无从查考。
至于会议所产生的结果，也只是“……这些黄埔毕业生确信日本很快就要发动一场全力的侵华战争……便选派了腾杰和肖赞育一起，于7月下旬返回中国，就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向南京政府提出警告……”（邓元忠《蓝衣社的建立》）。
又不止这两个黄埔生。这一路回国的，还有一个叫陈启宇的留日文官。他是腾杰未婚妻的胞兄。他是为回国探亲，才与腾杰、肖赞育结伴而行。
在模糊迷惘的历史尽头，在晨雾笼罩的东京码头，1931年7月中下旬的那个早晨，腾杰、肖赞育、陈启宇等三人，在一群黄埔学生的挥手送别下，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远洋渡轮的甲板。他们的目光中一定没有多少依依离情，从他们的行李里也能看出，他们以为只要再有一些日子，就能够再到日本、再到东京。
船渐渐地离开码头了。薄雾渐渐地淡去。不知道这一天的天气，是晴朗还是阴沉，不过7月的日本海，一般说来天气都是不错的。海上有一些水鸟，渐渐升起的还有太阳。而他们一定会愿意一直地站立在船头，不愿回到那狭窄沉闷的船舱里去。
东京远了。看不到了。他们能够意识到吗？以后的许多年里，他们将没有机会再来东京。
1931年7月下旬，几天的航行后，终于，南京、中国，都近了。都到了。
第三章泪流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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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底，腾杰一行三人在上海上岸。因为两年多没有回国，他们先是分成了两路。肖赞育因家事先回湖南。腾杰则和陈启宇沿京沪铁路北上，首先到如皋看望他的未婚妻陈启坤。
在如皋，腾杰和陈启宇短暂逗留了三两天后，并邀陈启坤，一起向南京进发。
从如皋到南京不过几个小时的路程。出现在三个青年面前的，却是一幅满目疮痍的图景。
1931年春夏之交起，一场空前的长江、淮河大洪水，席卷了七省205县。《中央日报》曾报道安徽灾情，“……镇市荡平，田禾淹没，浮尸累累”。而《新京日报》对江苏灾情，有更详细的报道：“自7月4日起至12日止，大雨滂沱，酿成16年来未有之奇灾……此种生活，诚不啻人间地狱”。
比起安徽、江苏，受灾最烈的却是湖北。仅江汉平原，这一年死于水患、饥饿、瘟疫的达200万人，几乎户户丧事，家家挂白。洪水过后，千万寡妇、老人、孤儿，又面对着空了的家室、荒了的田野、发芽的种子和溺水而死的耕牛。一时哀号遍野。
顺长江而下的洪水，使京沪沿线“淹没田亩达百数十万……庐舍荡然，村落如海中岛屿”（《新京日报》）。虽然凄凉破碎的景况不比湖北，但灾患和死病也一目了然。流离失所的难民和乞丐，沿铁路延伸数百里，路上更不断有人倒毙。
这些景象，重重地叩击着腾杰三人的心灵。然后，南京到了。
南京的洪水刚刚退去，满街还都是乞丐、饥民。城内不论哪处街角，都溢着污水和烂菜叶，苍蝇嗡嗡地飞着。
一个个积善堂、施粥站的前头，都排满了望不到头的长队。队伍艰难地向前蠕动着，一双双呆滞、灰蒙的眼睛，似乎都不相信自己能够得到那一勺烂粥。空气里弥漫着一丝丝的尸臭味，不时有野狗去扒垃圾，扒出了一具具开始腐烂的尸体。
大部分店铺因为担心饥民的哄抢，都紧闭着门板。大街小巷充斥着一股死亡的气息。但一到晚间，笙歌、酒色的气息，就荡漾在秦淮河边了。无数大腹便便的人，从地下冒了出来。他们粗野快活地哈哈大笑，在他们的笑声中，人力车、汽车穿梭在霓虹灯下。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知了的声音，鸣叫出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南京。站立在街头的腾杰和陈启坤，他们的心，在一点一点地下沉。
然而，使他们近乎绝望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1931年7月，南京政权处在一片混乱、动荡、分裂中。
1927年，腾杰随着大部队进入南京时，他一路目睹的是民众质朴的笑脸，青年献身的热情。但不过一年，就是腾杰被选拔去日本前后，国民党、南京政权就开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腐败着。腾杰回国前夕，南京政权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权力倾轧活动，进入了高潮。
6月份，广东军阀陈济棠纠合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广州组成了“非常议会”，宣布广州是民国的正统政府。这打开了反蒋潮流的闸门。孙科、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刚刚吃了败仗的山西军阀、河南军阀，都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议会。民国这个派系、权力的大杂烩，此时分裂成了拥蒋和反蒋两个阵营。
盛夏到来时，事态更加严重，始作俑者陈济棠以为时机业已成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独立”。随后，南京和广州开始了比胡汉民还让人讨厌的饶舌混战。动口过后，打算动手。双方都把军队开到了地界边上，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大战。
腾杰三人步入南京时，正是内战一触即发的关头。离悲惨的9月18日，已不足两月。
2
“政府完全瘫痪了！”几十年后，腾杰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对南京的第一印象。高大的国民政府门楼还在有气无力的阴沉天穹下。但广漠的南京天地，似乎只剩下他们这三个渺小的青年。
1931年7月的南京，国民政府大院前门可罗雀，连哨兵都没有布置。深得望不到尽头的院子里，也只有寥寥几个公务员。他们或打着纸牌，或在办公室里翻检私人物品。一张张象征着权力的褐色办公桌、皮椅，都蒙着厚厚的灰尘。
过往的那些大人物仿佛一下子消失了。这些裁决南京的人，此时都龟缩在各自的公馆里，或合纵连横，待机而动，或明哲保身，隔岸观火。没有人理会腾杰的警告。
接连探视过政府、军委会和党部后，虽然一无所获，但军人的韧性，使腾杰不愿死心。他们“立即开展对有关人士的访问”。
这个访问，过程只有短短几天。8月初，他们“综合访问所得的结果，极为失望”。“国内对于即将发生的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几乎毫无准备。不仅是腐败落后，并且是四分五裂；特别是民心士气的消沉，已到了对时局的挽救完全失去信心的程度”。
结论虽然早已经在预料之中，但还是令他们“惊讶之至”（邓元忠《腾杰访问》）。
几十年后，腾杰用惊讶一词描述他当时的心境。但其实，这是一种五味俱全、心神欲裂的苦涩。
警告任务迅速流产，访问也毫无结果。这个夏天，事实上已经有两个选择出现在腾杰面前了：是回到日本、对东京同学会简单地进行述职，而后由同学会做全盘统筹呢，还是继续地留在南京，再等待一些机会、人物，或者干脆说是奇迹？
腾杰简单地选择了留下来。他要在南京等待着肖赞育的到来。
或者，他也在等待另一个人回到南京？那个比他年长20岁，经验丰富、让他有依靠感的军人？
这个军人自然是蒋介石。他当时在南昌，指挥着对朱毛红军围剿的战争，并应对着来自两广、南京的权力挑战。
1931年8月煎熬般的日子里，腾杰和陈启坤就这样滞留在南京的一处旅社，或南京某个亲友的住宅。不知道什么时候，陈启宇已经和他们分开了，回到了南京的应酬、清议、谈笑风生里去。而肖赞育的身影也迟迟不见。他们只有孤零零的两个人。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但就在这无声无息、几近令人窒息的时间流逝中，所目睹的天灾、人祸、分裂、消沉……这些景象，连同不久前在日本大街小巷所目睹的战争叫嚣与气息，都渐渐地压上了腾杰的肩头、心头。
这是沉重的国难，是一个青年军人对民族复兴的最至诚的渴望。此外，还有在执行警告任务、进行访问时的惊讶、失望、震惊、愤怒，是这些积累的情绪，连同这沉重这渴望，在这颗26岁的心灵里急剧膨胀着，最终使他决定铤而走险。
是这些情绪，在短短的几天内，爆发成了一种重大的历史关头来临之前、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勇决。史料只是简单地记载：腾杰连同陈启坤，在南京等待肖赞育的日子里，“决心从事于建党运动，而不再返回到日本去”。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在其借宿的一个小房间，腾杰先是每天借酒浇愁、浇怒。陪伴他的只有陈启坤。而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当陈启坤起床、找到腾杰时，房间已经收拾得井井有条，腾杰衣着严整，脸色虽然疲惫但满是严肃。他哑着声音，有力地说：
“国将亡，读书有何益？日本必定要发动大仗，但这个国家有过那么多的先贤显圣，祖先之神必定护佑今日之子孙。”
他继续说道：“那些贪官污吏、迂腐文人，他们都是中华民国的蛀虫，他们都在挖中华民国、挖总理基业的墙角。倚赖他们抵抗日本、复兴国家，无异与虎谋皮！……但今日局势虽险，只要我们青年能够振作起来，整顿吏治、扫除污秽，为国家尽力，日本就不能侵犯我们，民国就不会亡！……我要找到同志，建立组织！”
也是这一天，腾杰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支持者。陈启坤，正是筹备中的蓝衣社，在腾杰之外的第一个成员。
在这对青年未婚夫妇的对话中，一个民国最森严、最重大、影响也最广泛的青年运动，它沉重的大门，声音郁闷地被启动开了。
3
1931年8月的昏闷日子，在南京角落的一条弄巷里，腾杰开始起草一份“旨在拯救国家”的计划。他情绪激动，因为他正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马关割地、庚子赔款的往事历历在目。他简陋的书桌上摊着一本小册子，那里面收录了一些日本文件，其中包括曾在国内公开发行、引起举国哗然和警惕的《田中备忘录》。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这个曾经强烈震撼过黄埔学生们、让腾杰心头发酸的备忘录，现在要成为事实了！想到不久前日本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的狂热的侵华情绪，腾杰提笔写道：
“自甲午海战以降，数十年来，日本朝野处心积虑。台湾、青岛、旅顺、大连陷日本后，我国已无海防可言。海事已毕，陆事又开，思量日本蚕食计划之周密、经历几代而意志弥坚，令人不寒而栗……万宝山事发后，观察日本的军心民情，日本政治，在此后必以亡我中国为首选。中日战事之不可免，不因日本现内阁是否在朝而变。若规、币原之流，何尝不欲亡我国？欲作更充分准备矣……”
他所忧心，日本“陆军之策动发难，现迹象处处，几近明了。事变不出今明两年”。
而与日本形成对照的，是“我国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