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超出这个范围。他们的逮捕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一个人戴着眼镜、正接受着高等教育，就可以是他们的逮捕对象。被他们凌辱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精华，都是西方的天然盟友”（《纽约时报》，1935年11月5日）。
这样的抗议声毕竟是微弱的。在大撤退还进行的时候，一封天津发往东京的密电，就得意忘形地宣称：“北平、河北……只剩下几个空城了！实现华北自治，已经不再需要铁与血，只需要口舌、照会与《备忘录》了！”
果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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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撤退还在进行的时候，随着红军长征队伍的进入大西南，重庆行营设立。康泽率别动队“特别支队”约7千人挺进川黔，“西南青年社”的叶维和已被“磨掉野性子”的任觉五同路入川。任觉五出任四川复兴社书记。
6月，奉蒋介石密令，别动队5大队3000人连夜潜入贵阳。绑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后，两个小时内，别动队全面接管贵阳城防、警备。“黔变”成功。随后，大批别动队人员被派到各地担任专署主任、县长、区长等职，接管贵州。
与此同时，别动队另一部控制重庆浮图关，改浮图关为“复兴关”。他们一面与成都刘湘对峙，另一面以分队甚至小组的形式分布各个县城，发展四川复兴社，“声势迅速播于全川”（《康泽自述》）。易劳逸教授认为，别动队使严重隔绝的川黔处在南京的控制下，从而缔造了一个战略大后方。
也与此同时，在四川，30名勇士飞夺泸定桥，红军长征部队进入川西北。
8月，2万余红军战士摇摇摆摆地进入了漫漫西草地。“一连十多天不见人烟，沼泽地里雨几乎总是下个不停……很多人失足陷入这片水和草的海洋，转眼就没入了沼泽深处”（《红星照耀中国》）。
大草地的前头，还有腊子口。但腊子口的前头，就是六盘山。只要走过六盘山再拐一个弯，长征就结束了。
毛泽东坐在马背上。在这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艰苦征途中，他却像一个伟大的游吟诗人，始终感到“天高云淡”。他并“望断南飞雁”。长征是他一生中诗作最丰富的时期，它也使这个原本很实际很能干的富农之子，变成了“摩西”，在这征途上他被重塑被升华被打造。
8月1日，在遥远的莫斯科，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谴责南京、蓝衣社的逃跑主义：
“……日寇要解散蓝衣社，蓝衣社的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的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余地。”
随即，《宣言》呼吁“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一同为生存、独立、自由而战，建立一个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南京，蒋介石紧急召见了“闲人”邓文仪。从黄埔路官邸出来后，邓文仪的脸上说不清是喜还是愁。他又回到了南京的权力序列。自然，新职务与过去权倾一时的“头号宠臣”是不能比较了。蒋介石让他去苦寒的莫斯科，出任驻苏大使馆武官。
邓文仪还接受了蒋介石的一个密令：与在莫斯科的王明接触，寻求收编红军、共同对日作战的可能。
第十七章 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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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一个叫陈惘子的苏北青年因煽动学潮被追捕，流亡到了上海。他隐姓埋名，居住在打浦桥新新南里232号楼上的一间小阁楼里。
此后一年多，陈惘子的生计极其艰难。他在老家被人认为是“浪子”，得不到任何资助。他又极端厌倦体力劳动，经常拖欠房租，在上海也被人视为闲汉、“小赤佬”。
所幸，到上海后不久，陈惘子就在安徽会馆结识了“民国暗杀大王”王亚樵。王亚樵经常资助陈惘子。而且每次资助前，他都自嘲地说“反正我的钱也是骗来的”，以打消陈惘子的难堪。
日子无声、暗淡地过着。不久，陈惘子又邂逅了他的小学同学华克之。是时，华克之刚刚抵达上海，没有住所，也搬进了打浦桥。
华克之之后，是张维、孙凤海。四人都是放荡不羁、穷困潦倒的子弟，又都是“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慷慨悲歌之士。于是一见如故，以月租15元的价格，租下了阁楼的全部三个房间。
四人以兄弟相称，华克之为长兄，其次张维、陈惘子，孙凤海是“四弟”。他们经常借酒以浇胸中块垒。一次，读到五言诗“至宝有本性，钢精无与焘，可使寸寸断，不能绕指柔”时，古代侠客遗留在这四个人身上的风气，使他们“感愤兴起，拔剑击柱”。
他们也渐渐地结交了一些朋友。每有客人到阁楼喝酒、过夜时，主人就打开地铺，而后一醉方休。
这些朋友中，有一个叫陈光国的人。他是南京著名的“花牌楼”书店老板，此外，他还有三个秘密身份：他是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宁沪组织的一个反蒋秘密团体“神州国光社”的骨干；是蓝衣社总社的助理书记；最后，他还是南京军委会国民军训处处长丰悌的私人秘书。
在蓝衣社的7任书记中，最让人觉得面目模糊、并且下场最悲惨的，当数丰悌。丰悌字力余，1903年生，湖南湘阴县人。他家境贫寒、早年丧父，由母亲辛苦抚养。少年时曾因贫辍学，在家乡县城的一家丝绸店当学徒。后几经辗转，才考上黄埔，跻身人才济济的一期行列，从而阅历、际会时代风云。
这相似于蓝衣社大多数魁首的早年阅历。参与发起力行社后，1932年夏天，丰悌前往柏林，担任驻德使馆武官。正是蓝衣社派遣大批干部考察德意的时期，在欧洲，丰悌以“地主”便利，渐渐笼络了一批骨干，成为“留欧派”首领。
按常理，像丰悌这样的出身，他应该会成为一个爱惜机会、善于察言观色、手段狡黠的官场老手，但史料勾勒出了一个野心勃勃、才华过人，同时刚愎小气、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倒霉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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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南京颁布《国民军训条例》，试图效仿日本，制造一种全社会的尚武气息。军训分学生、壮丁、普通公民三部分，其中，被视为民国希望的大中学生是军训的重点。1933年夏天，军训已推行至17省，受训学校178所，但被认为“成绩低劣”。几千名大学生更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免除军训。
1933年9月，从德国回到南京的丰悌，出任军委会国民军训处处长。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各省市强力推行“军训委员会”。到他出任书记长之际，军训组织终于健全。各地主任如南京的何志浩、武汉的阮齐、浙江的郑炳庚等，清一色是蓝衣社首脑。
出任书记长后，丰悌更不遗余力，他要从仪式、宣传、制度等着手，制造尚武潮流。他并意欲通过军训，制造蓝衣社再一个“复兴狂飙”。
1935年2月，他在南京召集宁沪特别区的大中学校长会议，提出对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具体措施从每日行升旗礼、分区会操开始。短短三两个月时间，学校升旗、会操的景象，从宁沪蔓延出去，风行于全国。
随后，1935年夏天，正是3万人马从华北撤退到西北的暗淡辰光，许多学生都已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动身回家。但此时，无数教师都苦着一张脸，无可奈何地说：在校大学生以及当年的中学毕业生，暑期不能回家了。按照修改过的《军训法》，倘若不参加为期3个月的军训，大学生将不能获得毕业证书，中学毕业生将不能升学。
这个修改过的法令，四两拨千斤地把几万名学生滞留在了宁沪。此外，各码头、车行、纺织工会的工头，也纷纷告知那些卑贱的挑夫、车夫、女工，要参加历时半月的军训，否则他们所在的工厂与码头将被吊销营业执照。
学生、工人之后，是邮电、铁路、海员等行业的职员。一个个的强硬性举措，使宁沪特别区迅速地变成一个大兵营。
短短几天时间，宁沪地区10余万和平居民，被召集到各军营和学校的操场接受军训。桂永清、马超俊等人瓜分了学生、挑夫、车夫、妇女四个总队的职务。桂永清的教导总队迅速抽调几千名军人，担任各队班长，吉简章的宪兵团更倾巢出动担任分队长。
学生队主要进行战术训练。壮丁队、妇女队则被划分成交通、救护、运输、防空、消防、通讯等勤务队。数以十万计拿惯笔杆子、锄头或针线的人，生平第一次地操持起枪杆和刀片。一时之间，“立正”、“稍息”的吆喝声，响彻了宁沪的天空；“橐”、“橐”的整齐步伐不仅扬起了漫天尘土，也使战争的阴霾密布了大街小巷。
军训使中华民国升腾起了一种新气象。当时的主要报纸如《申报》，连篇累牍地记录着这种气象，“现南昌朝夕各处升降旗时，妇孺皆知致敬，几无一人不识唱党歌”；“宁沪学生见蒋委员长像者，以至闲谈至蒋委员长者，皆知肃立”。
民众军训像潮水一般地涌来，也像潮水一般地退去。到8月，农田、工厂的活又开始忙起来了，普通居民都纷纷回到了日常生计。此时还在接受军训的，是二三十万名大中学生。他们的军训也转眼就要结束了。
这时，丰悌所试图制造的第二轮“复兴狂飙”，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第二轮“复兴狂飙”的最主要对象是学生。几十年后，康泽在战犯营里写到，按照丰悌的指令，军训一开始，蓝衣社就“……下大力气在军训学生里发展组织”。
密布在17个省、数以千计的军训教官，在整整3个月的军训时间里，以各种各样的说辞，在操场、食堂、弄巷、密室向学生推销蓝衣社。
朝天宫的指令是发展7％到10％的军训学生，但贪功求大的各地首脑、骨干哪里顾得上这个约束？许多地方出现了整个中队，甚至整个大队集体入社的现象。
康泽回忆：那一段时间，“仅仅上海，每周都有几百人入社。”
到8月，仅仅上海支社就新增成员六七千人。肖作霖更亲眼目睹了朝天宫组织处每天都接受数以千计的入社表格，全处几十名工作人员天天加班、但仍然疲于应付的景象。他估计，3个月内，全国范围新增学生成员当在四五万人以上。
这股喧嚣甚上的复兴狂潮，一路延续到1935年的秋冬。但此时，两个被称为“严重事件”的小插曲在朝天宫发生了。它是后来震惊民国的一次暗杀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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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台湾时期，林培琛仍困惑于发生在1935年深秋的两个蹊跷事件。它都和《司令塔》杂志有关。
从筹备力行社开始，《司令塔》，这个只有七八页纸，64开本的期刊，就是力行社的绝密刊物。它维系着从二郎庙到明瓦廊、朝天宫指令的上行下达，即便此时社员已多达30万，但能参阅到这个刊物的，仍只有寥寥300余人。
但到8月间，莫斯科的共产党领袖王明代表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时，出现“蓝衣社的北方领袖曾扩情”等字样。它使朝天宫警觉到“泄密”的危险。与此同时，戴笠警告朝天宫：在近期截获的几本共产党秘密刊物中，均发现蓝衣社绝密文件。一些文件几乎一字不差直接转引自《司令塔》。
这个警告让涣散的朝天宫呆如木鸡，手足冰凉。毫无疑问，已有“异党”分子进入了朝天宫。那么他是谁呢？
9月份，新一期《司令塔》出版了。这一期《司令塔》，更令阅读到它的300名力行社成员惊诧不已。每本杂志里都夹杂着两页传单，传单直指汪精卫是“卖国贼”。在华北溃退后6月15日汪精卫仍主持了中日两国使馆升级，这是卖国的明证。
这倒也罢了。另一页传单更是激烈。它开篇谈到，作为反日、锄奸组织，蓝衣社有义务刺杀汪精卫。随后的寥寥几百字，即是一份石破天惊的刺杀计划。
自汪精卫主张对日妥协、并推动中日建立大使级关系以来，蒋、汪关系急剧恶化。6月30日，汪精卫称病离开南京，前往上海；7月15日移居青岛；8月8日，他电告南京，申请辞去行政院长、外交部长职务。在他的带动下，留日出身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也要求辞职。
随着“华北自治”风潮的日渐卷起，千万民众都把汪、唐二人视为“卖国贼”。市井道路充斥着“斩汪、唐以谢国人”的声音。这声音早已波及到了朝天宫。但是，谁会在刊物里公然提出“刺汪”呢？
正当许多电话、电报涌到朝天宫时，更要命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神秘的力行社员，把这份刊物送给了还逗留在青岛的汪精卫。
汪精卫勃然大怒。他气势汹汹地赶回南京，当着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的面，出示物证，并质问蒋介石是否要“煮豆燃萁”？蒋介石异常狼狈，却又有口难辩，只好将一股怒气发泄到了朝天宫的丰悌身上，扬言要枪毙丰悌。
枪毙手令被人劝止了。但正值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行将召开之际，如此事件，自然要追究责任人。于是，蒋介石一面勒令丰悌、戴笠限期侦破此案；另一面，直接的责任人即总社助理干事、《司令塔》主编傅胜蓝，判入狱两年。
但一直到此时，还没有人怀疑到丰悌亲信的秘书、朝天宫“新进之人”陈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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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到来时，分布在十几个省的几千所学校纷纷复课了。市井、校园出现了一片短暂的宁静。但此时，建立了〃二次复兴狂飙〃这样不世奇功的丰悌，又从朝天宫发出一道新的指令：各地社员都有在当地发展童子军，进而发展组织的义务。
童子军以各地高中生或初中毕业生为对象，一些地区甚至也招募小学生入童子军。是时，丰悌担任中国童子军总会主任秘书已一年有余。他一道接一道地下达指令。起初是每个新成员必须发展一名童子军，进而是要求每人发展两到三名童子军，并介绍一人入复兴社。最要命的是，丰悌明确指出：发展童子军、复兴社高中生成员的数量多寡，将是原复兴社成员升入〃革命同志会〃的主要标准。
这些指令到各区社、小组后，被层层加码。最后是多多益善。各级书记、组长也效仿丰悌，天花乱坠地对下属成员进行各种各样的许诺。无数学生被动员起来，他们频繁活动，以幼稚的口吻，故作神秘地向低年级学生推销着一个秘密组织，总会地点远在南京堂府街三条巷，由丰悌兼任书记的〃童子军励进会〃。
童子军狂潮被轻易地制造出来了，它席卷了无数个家庭。这年秋天，学校附近的一些裁缝店小老板乐坏了，他们都接到大批童子军制服的订单。在一些小县城，咔叽布料甚至出现了脱销。这些童子军制服都是一个个孩子向家里要来，甚至是从零花钱、早点钱里节省出来的。
一夜之间，街道、校园处处都是穿制服的人，构成民国的一个奇特短暂的景象。几乎所有的县城，都有了一个人数从一二百到三五百人不等的〃童子军团〃。
这些年轻、不谙世事的童子军，开始参与〃新生活运动〃的管制，参加疏通河道、纠察市容、捐机宣传等当时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