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有一句后来流传一时的名言，“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这是他对特工、间谍事业，由术入道的精辟概括。从满洲事变开始，一方面是他的惊人才能，另一方面则是日本民族的嗜血天性，使他渐渐博得了一土一洋两个外号，一是“东方劳伦斯”，另一是他名字的谐音“土匪原”。
土肥原是“南进”主张的激烈赞成者。这一年春天，他潜入天津，出现在华北军参谋部。与酒井一席交谈后，“土酒合流”。
随后，土肥原以缜密的计划、强悍的作风、有力的手笔，使自己的几百名特务与酒井的密谋小组结合了起来。他成为华北阴谋的灵魂。
4月，土肥原派出151名特务，从天津出发，开始了“华北调查”。调查工作进展之顺利，让酒井既目瞪口呆又口服心服。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土肥原就整理出了多达72卷、内容极其翔实的《华北调查》。这份调查使他们“比支那人更了解华北”。
“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熟读儒家典籍、胸有成竹的土肥原，肥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他像一个诲人不倦的汉学教师，对必恭必敬的酒井侃侃而谈。华北缺少日占铁路、“大萧条”的消退、蒋介石“第二期革命”的成就……所有这些，使满洲事变必定不会重演。那么日本如何赢得华北？
他慢条斯理地讲起了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割让幽云十六州的历史典故。而后重重地一跺脚，“酒井君，一千多年前的幽云十六州，现在就在我们的脚下！”
这个春天，土肥原制定了“以华制华”、分裂华北、不战而胜的战略。它的第一步就是秘密网罗证据，以中国方面违反《塘沽协定》相关条例为借口，驱逐蓝衣社出华北。
天遂人愿。踏破铁鞋无觅处，却得来全不费功夫。正当土肥原、酒井匆忙搜集“证据”之时，在遥远的南京，“郑吉康事件”发生了。
4
郑吉康，蓝衣社组织处的收发员，兼管案卷。
这是被掩盖在历史深处的一个极为琐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即使在有几百名工作人员的朝天宫，他也是一个相当卑微、丝毫不引人注目的角色。许多人谈起他时，都只有隐约的印象，仅仅记得他“很好玩”。即使他的顶头上司，组织处当时的助理干事龙步云，也只记得他“很年轻”，1935年春天才结婚。
卑微、“好玩”、年轻，这是朝天宫的一粒草芥。但几十上百个分社、支社所上报的新成员花名册，旧成员的活动、考评，都要先经过他的手，而后才到达组织处，最后才进入由便衣日夜守卫、戒备森严的档案库。就是这个“近水楼台”的职责连同他的结婚，给蓝衣社捅出了一个空前的大娄子。
郑吉康不仅“好玩”，而且讲排场，重虚荣。为了把婚事办得体面些，他四处借债，终于风光地把新娘子娶上门。但没几天，债主就纷纷登门索债。
一个普通的收发员，每月区区三四十元的薪水，又刚刚拖家带口，一时之间哪里能清理得掉债务？郑吉康被逼得几乎要出走躲债。就在此时，日本公使馆的一个特务找到了他。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个人对郑吉康的一应情况显然了如指掌。他开出天字高价，要郑吉康为他提供华北情报，并许诺“保密”。这笔钱不仅能让这个新婚家庭还清债务，还足够他几年的开销。
财色动人心，略略犹豫之后，郑吉康一口答应了。按照日本人的要求，他扣押、偷窃了大批密件，而后送到指定地点，钱货两讫。
第一批情报就使土肥原掌握了“胡、白暗杀案”的证据。但事情并没完，尝到甜头后，郑吉康又准备了第二批情报。这批文件数量极多，密级很高，不仅能让他好吃好喝上几年，还能让他成为一个小阔佬。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时戴笠的情报网已经相当的细密。日本驻华公使馆曾招募一批南京雇员，其中一个雇员是原“调查课”密探。郑吉康和接头人接洽第二批情报的时候，密探悄悄禀报了戴笠。
正当郑吉康喜形于色地带着一大笔现金从使馆出来后，在一条小巷子里，几名特工扣押住了他。经过简短审讯，郑吉康被秘密处决，尸体沉江。
但已经来不及了。“郑吉康事件”首先导致了特务处与朝天宫此后的完全隔绝。
如果说，在过去的3年多时间，特务处只是处在“半独立”状态的话，那么，如此严重的泄密事件，足以使戴笠不敢再和纪律松懈的朝天宫有任何瓜葛。处置郑吉康后，戴笠不再参加朝天宫的任何一次会议。他并严令在各处的大小特务：不得和朝天宫、同志会、复兴社等，有任何“协同行动”。
他特地举出了特务处华北站的例子：只是因为文件单独处理，此次特务处密件才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否则“后果堪虞”。
此外，富有意味的是，在对朝天宫知会“处决郑吉康”时，戴笠有意宣称：郑吉康倒卖情报的对象，是CC团的人。
这个宣称，显示了戴笠的森严城府。自兼并调查课后，特务处急剧膨胀，已拥有职业特工2000余人，是可以与中统分庭抗礼的两大特务组织之一。它与中统的倾轧苗头已渐渐显露。但戴笠认为，特务处根基未稳，和蓝衣社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几乎刚刚处决郑吉康，根据郑介民的情报，戴笠已经得知，土肥原在天津“异动”。这个情报在戴笠精密的大脑里，迅速化作一幅可怕的图景：土肥原根据郑吉康情报，要求驱逐华北蓝衣社；由于证据确凿，南京方面将全盘接受；“华北自治”揭幕，华北逐渐被蚕食、沦陷……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惊人精确的判断。它也变成戴笠处理“郑吉康事件”的依据。
他需要一个哪怕依然脆弱、异常涣散的朝天宫，去吸引CC团的视线，去作为他迈向更大权力、更高地位的缓冲地带。他不能毁了蓝衣社。而处决郑吉康的“真相”一旦对朝天宫公开，难保没有人会为一己的私利、私怨，去密报蒋介石。
如果朝天宫“泄密”造成南京在华北势力一夜覆没的情报，传扬进蒋介石耳朵的话，伤痛、震怒的蒋介石，会不会下令取缔蓝衣社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一个日渐没落的蓝衣社，哪里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除却被取缔，它又怎么承担这个责任？
又何止是需要朝天宫作缓冲地带？蓝衣社一夜覆没的话，那庞大的遗产，特别是使他眼馋的汉口缉私处，各地的警察局、保安部队，现在就会轮到他来继承吗？
于是，这个一生以“校长的看家狗”自居的人，决心对朝天宫隐瞒到底。这个貌似不可理喻的知会，是政治上相当精明的一个动作。
戴笠此举使朝天宫得以苟延残存。一直到他权势熏天的时候，在一次私人密谈里，为表白自己对“团体”的“维护”，他才隐略透露了口风。
龙步云在《中华复兴社内幕》里也写到，“当时任书记长的丰悌竟不知此事”。
依据郑吉康的情报，土肥原机关迅速形成了《蓝衣社调查》。《调查》是土肥原华北阴谋最重要的“弹药”。它是一份《备忘录》的附件，是这个附件，使《备忘录》显得言之有物，使土肥原驱逐蓝衣社出华北变得顺理成章。
《备忘录》将通过酒井，以华北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伪造名义，送达中国方面的华北长官何应钦。而得到何应钦回复后，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它极为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历史著作里，即使经历千年，也不会被湮没。
这就是著名的《何梅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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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于学忠及张廷锷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除，励志社北平支社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撤出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此外，九条要求“之实行”，中方应“承认下记附带事项”。即九条“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任命人员时，“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之人）”；“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与纠察之手段”。
1935年6月9日，酒井隆向何应钦提交该《备忘录》。《备忘录》有一附件，以大量、详实、确凿的文字，列举中方的违约事例。附件即《蓝衣社调查》。
附件称，5个月前发生在天津租界区的“胡、白刺杀案”，均“与中国官厅有关”，日本掌握大量证据，可证实凶手系反日秘密团体“蓝衣社”。此外，中国方面更有大量违反《塘沽协定》的行为，因此应全部接受日方以上要求。
该《备忘录》及附件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曾扩情，震动了中南海。
九项要求，几乎要把华北蓝衣社这棵大树，连同与蓝衣社关系最密切的于学忠51军，这个蓝衣社的“河北枝桠”连根拔除。其中更有五条单独针对蓝衣社。倘若照办的话，那么，南京在华北除了军分会和政分会这两具空壳之外，还剩下什么？千里平原，亿万苍生，岂不是要任由日本人欺凌？
曾扩情一改往日的平和与悠闲，开始借酒浇愁浇怒。北平有无数高大的白杨，与去年一样，在初夏时分，知了的鸣叫就一阵一阵地传扬进他的寓所。那时，觉得这是多么温暖多么平静的居家声息啊，此时，这声息却一下子变得刺耳了。
刺耳的又何止是知了的鸣叫？几乎是《梅津备忘录》刚刚呈送过来，一种日本式的迫不及待、掩耳盗铃，就压迫向中南海这苍茫的建筑群了。
三三两两的便衣、“浪人”游荡在政训处的白底黑字的招牌下。携刀的“武士”满脸醉意，跌跌撞撞地向门口的卫兵挑衅着。他们对着营门小便，在卫兵的刺刀上擦洋火点烟，在府右街一带的弄巷追逐妇女，辱打小贩。卫兵已接受严令，任凭百般凌辱，都犹如石柱那样一动不动，但眼睛里却跳跃着愤怒的火花。
曾扩情发现，他已被人“日夜监视”！
北平的挑衅还仅限于市井无赖的手段，在河北张家口的，则是赤裸裸的公然绑架。这一天，宣介溪和几个蓝衣社同僚刚刚走出51军的营门，就被一小群“不明身份之便衣”以手枪、棍棒相逼，挟持上一部汽车，随后失踪。
晚年宣介溪谈到：“……被绑架至宪兵司令部，遭受百般折磨。（日本）意在逼供团体之活动……一周后何（应钦）长官口头应许要求，并由宋哲元担保，方被释放。”
但这个“应许”不仅仅是“口头”。7月6日，何应钦简短回函给梅津美治郎：“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
《何梅协定》就这样被炮制出来了。在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里，当南京、庐山的日头一天比一天大起来的时候，“华北自治”的叫嚣也一天比一天激烈。反过来，“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是此后抵抗运动的诠释。《义勇军进行曲》的谱写，就是在这样的风潮里进行的，继满洲事变后，它再次牵连着无数军人、学生、市民的心。“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它改写了中国现代史。
一直到日本战败后，南京方面才颜面扫地地得知：这不过是梅津默许、由土肥原等少数战争贩子策动的又一个成功的“自发”讹诈。
被日本宪兵释放后，宣介溪不敢在河北久留，请示朝天宫后，他匆忙坐上一列火车，沿平浦线直下南京。
宋哲元51军政训处在一夜之间瓦解了。接着是军分会政训处、曾扩情。
曾扩情的逃跑更加狼狈。把自己的妻儿委托给副官后，夜半时分，他化装成普通商人的模样，从府佑街潜到长安饭店，在饭店候车。但一直监视他的日本特务也跟随到饭店，确信他将南下后，这些匪徒从暗处现身，先是劫掠了他所有的财物，又下了他的佩枪。戏弄了他一番后，几个匪徒监视他入站。
站台上是浓厚得化不开的夜色。夜色凄迷而破碎，曾扩情心如死灰，面目枯槁。不远处的中南海，远处的宛平丰台，更远处的南京，似乎都在他空洞的眼睛里漂浮着。
汽笛鸣起，这是华北的呜咽。黑烟滚滚，一直飘到深得看不见的天际。他身无分文，一动不动，无数南来北往的旅客从他身边流过，似乎一点都不能惊动他。
火车动了，火车缓慢地开了，火车远离了惨淡的灯光，进入了无边的黑暗。而在时光的前头，等待这个蓝衣社“北方领袖”的，又会是什么呢？
20多年后，一个已白发萧索的战犯又出现在中南海。这是他第三次、也是生平最后一次进入中南海。这一天，在温暖的春天日照下，周恩来接见了他。
在周恩来温和的笑容下，他局促不安地站了起来，说：“周老师，我错了……”
周恩来说，“错了就改嘛。人非圣贤，孰能无错？改了就好嘛……都是黄埔同窗嘛”（《曾扩情三进中南海》）。
从此，一个前国民党中将、蓝衣社“北方领袖”死去了，一个温和而与世无争的普通老人，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他深居简出，先是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后来又搬进了楼房。一直到1984年，曾扩情才无疾而终。
在华北，大撤退开始了。
2000余名宪兵从北平撤退。他们奉命撤往西安。钢盔、仪仗、皮靴、冲锋枪，一张张默不作声的黝黑面容，一声声沉闷而整齐的脚步声，“橐”、“橐”、“橐”的声响，响彻了北平的青石板大街。这里没有送行，也没有当初从南京远征时少女的绢花。虽然无数行人让开了大道，许多呆滞的面容也心情复杂地一直目送他们走进火车站，但盛夏的北平，却似乎是那样的萧索苍凉。
宪兵之后，是华北政训处。几百名当年的“特训班”学员也被调到西北，组成“西北剿总”政训处。与沉默的宪兵不同，他们有的穿着军装，更多人却穿着学生装，戴着围巾，恍若那种“五四”青年。在站台上，许多双泪眼对望着，然而却也一言不发。
2万余名精锐的正规军，则如同一条长龙一般，从河北各地纷纷向一个个火车站汇合。而后，他们的灰色身影被军列集体吞噬。许多打过长城大战的老兵，脸上、身上还有当年弹片的痕迹，胸前还有各式的勋章，是长城抗战使他们成为一个个民众心中的英雄。但此时南京的命令，同样是要他们开赴西北，去打内战。
关麟征的副官回忆道：“……关长官似乎一夜间老了十岁。”
大撤退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完成了。与此同时，大搜捕开始了。
一队队日本宪兵、特务冲进北平的各所大学，开始逮捕“复兴社分子”。搜捕断续进行了几个月，甚至北大校长蒋梦麟也被日本特务机关带走，拘扣了几天。在那里，这个大学者遭受了斯文扫地的凌辱。
《纽约时报》驻北平的记者，一反平日的超脱与冷静，在电报稿里愤怒地写道：“……他们任意闯进每一个家庭和办公室，以破坏蓝衣社组织为名义。但实际上搜捕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他们的逮捕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一个人戴着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