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地抗议声潮的不断汹涌，他更盛怒无比。这一天，他下达手令，命令把徐培根连同所谓的“肇事士兵”、“责任官长”，统统枪毙。
枪毙手令却被另一个人劝阻住了。这个“劝阻者”和那个神秘的“告发者”一样，是对蒋介石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这一天，这两个人都分别利用蒋介石的盛怒，在单独相处时，轻轻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让蒋介石迅速做出了三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告发者”建议的。他在提议枪毙徐培根之外，还提出取缔由邓文仪兼任理事长的中国文化学会，并“顺便”逮捕任觉五。
第二、第三个决定则由“劝阻者”建议。他反对枪毙徐培根。他老谋深算地劝戒蒋介石，不论徐培根贪污是否属实，一旦执行枪毙，贪污即算“坐实”。不仅容易被政敌利用，而且将影响华侨的捐赠、航空爱国奖券的发行。
他提议先软禁徐培根，以观态势，如有需要再杀不迟。反过来，他提出要撤消邓文仪的一切职务。这个撤消，依据不仅是邓文仪举措失当、使《密报》泄露出去，严重失职，严重违反特工的“保密”纪律，并引发了民众对空军建设的信任危机；依据还在于“劝阻者”同时呈递上来的一份《邓文仪十大罪状》。
该“十大罪状”，包括贪污、营私、结党、包庇等，如果用作依据，每一条罪状都可以将邓文仪处死。撤消职务已经是额外宽大的“法外施恩”了。
撤消邓文仪职务的同时，立即派遣干员，赴美国察访飞机制造商，察清徐培根在任职期间是否收取回扣，“以正视听，挽回影响”。这个“劝阻者”还同时建议：要避免有人因一己私愤，对蓝衣社落井下石而不惜扩大事态，使案件越描越黑，影响大局。因此，该“干员”不能是CC团、中统人物。
在他的建议下，这个“干员”，选择了戴笠。
3
命令下达后，一夜之间，蓝衣社丢掉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外围组织，事实上也就丢掉了对“新生活运动”宣传的领导权，丢掉了在学界文化界的领导权。几千名文化学会成员的一大部分，在学会被取缔后，毫不犹豫地转头加入了他们曾与之为敌的CC系控制下的“文化建设协会”。
一夜之间，蓝衣社还折损了“四大金刚”中的一员。不仅侍从秘书的职务从此与邓文仪无缘，而且，就连他苦心经营的调查课，也不知道将花落谁家。此后近一年时间，邓文仪一直赋闲，极为落寞。这个原本的“天字一号宠臣”，一下子变成了南京街头的一个闲汉，并背上了延续一生的“贪墨”声名。
蓝衣社损兵折将之际，“南昌机场大火案”的舆论风潮，继续飙升。但，在蜂拥的声音里，再一个重大疑点又被无数人都忽略了：那份标明为“绝密”的《密报》文件，是怎么落入南昌那家小报的手里的？
难道它就如那个“劝阻者”所说的，是因为邓文仪“举措失当、导致泄密”吗？对如此重要的文件，领导一个庞大特工网已将近5年的邓文仪，会犯什么“一时疏忽”的错误吗？
几十年后，在台湾，晚年邓文仪曾谈到，由于案情重大，该文件是他亲自起草、直接呈递的，除他自己外，没有一个密查组成员接近过《密报》。而没有《密报》的泄露事件，“大火案”风潮很可能就不会卷起。
几十年来，曾沸沸扬扬的“南昌机场大火案”，其真相一直隐藏在历史的深沉黑幕之下，让人无法瞥见它的根本。事实上，大火原本就如邓文仪所汇报的，是因为那个士兵的过失，它的一波三折、最终导致蓝衣社的空前挫折，则完全是人为的结果。
事实上，这是CC、政学两系的官僚，极其高明地利用“无官不贪”、先入为主的普遍社会心态，既有默契又相互防范，试图一举摧毁蓝衣社的倾轧杰作。在整个民国的历史里，几乎没有一个倾轧案例，可以和它相提并论。
《密报》的泄露者，就是那个神秘的“告发者”。很久以后，随着一批蒋介石秘密档案在台湾的公开，人们才知道，这个人就是陈立夫。
随着陈立夫的露出水面，“机场大火案”的真相也隐约露出了一角。显然，陈立夫是在利用“机场大火”这样轰动一时的事件，报暨南大学“火并”与“三党员命案”这两箭之仇，根本摧毁文化学会这个心腹大患。
更重大的动机是夺取“新生活运动”的领导权。这是一个老辣至极的“一箭三雕”之计。是“火并”的延伸。
那么，那个同样神秘的“劝阻者”又是谁呢？
隐藏在这个问题底下的，是“机场大火案”的另一角真相。它也是衣冠顶戴、道貌岸然的民国权力场，一幅百出丑态的图景。晚年邓文仪曾毫不含糊地谈到，这个人就是政学系的头号人物杨永泰。
早在1933年，杨永泰就曾向邓文仪提议，每月支付他银圆5万，以换取调查课的“合作”。这个“合作”是调查课为他提供CC团官员腐化、违法的证据。
是时，三系之间的倾轧关系错综复杂。对于蓝衣社明目张胆、咄咄逼人的进攻，CC团大多处在退缩状态，但它对政学系所占据的各政府要职极为眼红。“二陈”不断指令中统网罗政学系的腐化罪证，并曾因此对蒋介石“进谗”，一举剥夺了几名高官的职务。
和中统能够抗衡的特务势力，惟有调查课。此外，蓝衣社对政学系虽然轻蔑，但对政府权位并无兴趣。杨永泰此举，除了想对CC团官员进行反击外，事实上也是对邓文仪暗送秋波。他想和实力惊人的蓝衣社形成短暂联盟，联手打击CC团。
远交近攻，合纵连横，是政学系的擅长手笔。但此时的邓文仪、蓝衣社，却表现得既狂妄又极为幼稚。他们试图以自己一系之力，独立摧毁CC团。晚年邓文仪曾谈到，他对杨永泰所送的这个秋波“不予理睬”。
还不仅如此，当年年底，他在破获的江西“生产党”地下组织一案中，曾一举逮捕200余人。该案的被捕人员，大部分是政学系另一大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部属，其中更包括杨永泰的机要秘书。
该案不仅使杨永泰、熊式辉名声扫地，而且几乎掏空了政学系的江西班底。与此同时，随着庐山政训班、别动队、文化学会的齐头并进，民国脆弱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三系之间，蓝衣社最强，CC团次之，而政学系最弱。
这个事实，结合宁沪“火并”的节节升级，使无力行动的杨永泰开始冷眼旁观，希望能坐收渔翁之利。他以“坐山观虎斗”的姿态，期待蓝衣社与CC团的两败俱伤；他并等待着自己的出击时机。而形势果然迅速急转直下，仅仅几个月，他就等到了“机场大火案”这一空前良机。
他熟读史书，世事洞明。他深知着蒋介石的神秘内心和权术手腕，于是早早就看到了朝天宫四分五裂、小团体林立的格局，看到了蓝衣社种种的先天不足。在军人会被取缔后不久，他也预料到蓝衣社“功高震主”的后果。
他不希望蓝衣社被迅速瓦解，他要留着这群“毛头小伙”，为他分担来自CC团的咄咄压力。与此同时，他也看中了一个政治上不低能的蓝衣社人物。他需要这个人，一方面是用他去取代邓文仪，以报邓文仪的“生产党”案之仇；另一方面，是相互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地让他去制衡CC团那可怕的中统势力。
他看到的这个人，就是曾经一举平息“闽变”的戴笠。这样，才有了推荐戴笠前赴美国、调查徐培根“回扣”的建议……
然而，还没完。
1934年夏天起，政学系开始渐渐严密行署、区公署制度。即在几千年沿袭的省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新一级的政府机构。行署的大量出现，使缺少基层组织的政学系渐渐得以控制县治，大批原CC系的县长纷纷投靠政学系。此外，区公署介于县与乡镇之间，大批蓝衣社控制下的土豪在两系之间，开始持摇摆态度。
严密行政制度之外，政学系渐渐接管了保甲制的推行，进而接管许多保安部队、警察机关、民团。短短一两年以后，民国三大派系的势力对比，政学系的颓势，就被这个瘦弱的书生加政客给扭转了。
4
1934年7月底，戴笠风尘仆仆地从美国赶回。他此行相当圆满，不仅以翔实的证据，证实了徐培根没有收取回扣；而且，在美国的短短几天里，他面见了许多华侨领袖、华人报刊的记者，“澄清事故”。他从一条一条的唐人街着手，让众多华侨迅速相信，机场大火是一起“意外事故”。
“意外事故”说抛出后，舆论压力渐渐缓解。同时，“第五次围剿”即将成功，瑞金指日可下的消息，开始成为新的舆论焦点。一度耳熟能详的“南昌大火”词汇，终于在街头巷尾稀薄下去了。
南昌和南京，又恢复了平静。但大火所遗留下的废墟，作为记忆，毕竟鲜明、长久地遗留在众多蓝衣社人物的脑海里。大火过后，蓝衣社这个权力大厦，终于缓慢地、不可挽回地开始倾斜倒塌了。
8月上旬，几千民工又被调集到南昌机场，机场的修复工程开始了。沉闷厚重的撞击声，咣咣当当的敲打声，从这里日夜传扬开去。
它似乎也传扬到了宁静的庐山，传进了蒋介石的耳朵。这一天，蒋介石下达命令，要求在一千里外的南京朝天宫工作人员，筹备一个会议。这是一个“自行检讨会”，即便是远在西北的胡宗南，在华北的曾扩情也要出席。会议的时间定为8月20日，届时，他将亲自主持会议。
朝天宫匆忙地准备会议，各地魁首也纷纷准备回京。此时，又一道命令同时到达了朝天宫、鸡鹅巷53号。
这道手令使戴笠欣喜若狂：已失去了邓文仪的调查课“原有人事”，除邓文仪、邱开基外，一概由戴笠负责“接收”，并入特务处。
接到手令的当夜，与出掌特务处时一样，戴笠召集了全部的145名特务，他们大肆庆祝，把酒言欢。在举处欢腾的席间，戴笠颁布严令：各特务必须对调查课人员一视同仁，倘有先后、门户、小派系之分，一律格杀勿论！
次日，他就迫不及待地行使起了自己的新权力。按照邓文仪交出的花名册，他命令调查课全部的1628名人员，即刻到南京受训并改组。同时，145名原有人员，由他率领，全部到机场、车站、码头等地隆重迎接，以示欢迎。
几十年后，邓文仪心情复杂地说：“……军统局即由此成形。”
几家欢乐几家愁。就是胡宗南、曾扩情等人顺陇海线、平浦线，来参加这个他们毫无兴趣的会议时，蒋介石又下达了第三道命令。这是一个人事任免手令，更换的是书记长。蒋介石委婉地说到，“健群同志因健康原因提请辞职，现予以照准”。
接替刘健群的，是另一个黄埔一期学生丰悌。对这个人事更替，刘健群本人倒是满不在乎，朝天宫在经历诸多的人事动荡之后，也没有人感到意外。但，这道手令却仿佛是一个特殊的象征，是一个隐喻。它在许多人的心中，都激发了一种无比苦涩、甚至大厦将倾的感觉。
8月19日的午后，肖赞育一个人徘徊在庐山蒋介石别墅外。他接任邓文仪、成为侍从秘书已经一个多月了。“湖南帮”的许多人物，都暗自庆幸这个机枢要职总算“肥水不外流”，但他自己的心头，却一直无比焦灼，矛盾，痛苦。
这一天，蒋介石因感风寒，决定不去南京参加第二天的那个“检讨会”。于是，作为秘书，他也就不能离开庐山。但他的心思却一直萦绕在这个会议上。回顾蓝衣社3年多的道路，他痛苦地想到，开这样的一次会，已“至为必要”。
但一个会议，能根本解决蓝衣社的种种问题吗？1931年夏天的创始，仍然历历在目。那时不过是几十个人，却那样的清新有力，然而仅仅3年以后，有十万成员的蓝衣社，却羸弱之极，犹如沉疴在身。这是为什么？
谁能够给蓝衣社开出良方？这天底下，有这样高明的大夫吗？正如这渐渐西斜的日光，它必定要一直地落下山去，有谁能挽留住太阳吗？
他一阵一阵仰天长叹。
他不指望天底下有什么大夫，能开出什么良方。但他认为，蓝衣社还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从检讨会开始，进行“自救”。
这一天晚上，肖赞育决定写一封信。他要把自己的观感、思索，告诉行将离职的刘健群。他并要把自己的痛楚情绪，传达给他的那些“同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或者，他的信能警醒一些人，从而让蓝衣社崩溃的步伐，略略地延缓一些。
在暗夜里的庐山，他显得那样孤单。他先是直截了当地写道：蓝衣社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上。这个会议，很可能是蓝衣社的最后一次会议。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会议，会议也不能根本扭转局面，那么，他也愿意借此机会，和蓝衣社做一个“永别”：
“健群兄同志，并转到会各同志赐鉴：……此次会议关系团体之存亡，影响革命前途至巨……倘不幸而此次会议果为最后一次之会议。则幸得与诸同志在此严肃之会场中，作最后之别，亦没世难忘之纪念也……”
他似乎看到了虎视眈眈的陈立夫，老谋深算的杨永泰。但，蓝衣社的没落是他们制造的吗？看起来是，根本上却不是。“今日之团体，已处在最困难之境地……追究其困难之源，不在外而在内，亦不始于今日而由来已渐久也……”
他用自己的心力、真诚及自咎的情绪，一字一句地写来。天已经麻麻亮了，林间的鸟儿在鸣叫，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时，在信的末尾，他呼吁他的同僚“作临难不苟免之勇士，成功千百年后历史上有价值之伟大志士”。
这一封《致刘健群诸同志书》，从1934年8月19日深夜，一直写到次日凌晨。而后，派人沿长江而下，专程送信到南京朝天宫。
这封信的草稿，在后来几十年里，都一直被肖赞育珍藏于自己的寓所。它和腾杰的《计划书》、蒋介石的《革命的心法》演讲稿一样，都是蓝衣社重大的历史见证。如果说腾杰的《计划书》是蓝衣社萌芽、迅速崛起的见证，《革命的心法》是蓝衣社极盛时期的重大注脚、主要象征的话，那么，《致刘健群诸同志书》，却是蓝衣社趋于没落的一个隐喻，是它必将崩溃的挽歌……
信使抵达南京后，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烟雾缭绕、言不由衷的朝天宫。这个聚集了上百人的会议极其拖沓，整整开了一周有余。几十年后，肖赞育谈到，检讨会“无任何结果，盖未能解决问题”。
“检讨会”开过后，即使在担任书记长期间也频繁往来于南京北平之间，以“拉拢宋哲元为己任”的刘健群，匆忙与丰悌进行了社务交接。他似乎一身轻松，当晚，他在南京的一所学校发表了关于华北局势的一个演讲，随后，他在一个年轻女学生的陪同下，到一家剧院看了一场电影。
第二天，刘健群和蓝衣社的华北书记曾扩情，以及郑介民、蒋孝先一道，结伴再度前往华北。南京朝天宫的一应创痛，似乎都和这一小群华北魁首无关。
他们又一同住进了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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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瑞金重镇广昌失守，瑞金门户洞开。它也标志着林彪在“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的战略下、所提出的“短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