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夜的鸡犬不宁，暨南大学已经像一潭死水了。校园里空空荡荡，往来穿梭的，只有几伙刚刚睡醒、来“接班”的复兴社成员。折腾了大半宿，他们也显得疲惫不堪。任觉五却兴高采烈，他一个宿舍楼一个宿舍楼地巡视过去，大声说：“盯紧点，一只苍蝇也别让进出。先饿这伙党部的龟儿子两顿！打不醒，饿了就醒！”
阳光渐渐地大起来了，不久又隐藏在云层后。任觉五无所事事地东走西逛，似乎兴致不减。正午时分，被勒令上街采购的几个校工，推着两板车猪肉、蔬菜、米面回来，他远远地瞥见后，更粗野地大笑：“……馋馋这帮龟儿子！”
此时，副官凑近了他：“吴醒亚、潘公展电话。”
任觉五一愣，但随即命令：“不接！……慢着，脑袋灵醒点，再有电话，就说我和刘炳黎、肖作霖都不在这里，谁都不在！”
“谁都不在”的话音刚落，远处喧闹了起来。一栋宿舍楼里，大约二三十个CC团学生手持条凳、桌腿、小刀，探头探脑地下了楼梯。在楼梯拐角处，他们看到复兴社学生的防范很懈怠，个个显得无精打采，于是集体呼啸而下，打算一鼓作气冲过封锁线。
任觉五吐了一口唾液，掏出手枪：“一起上，往死里打！”
这场混殴，CC团学生伤八九人，无一人逃脱。三两个腿快的虽然逃离了堵截圈，但很快被“巡逻”的小组、守在门口的小组一一擒获。流淌在楼下的几摊刺眼的鲜血，使CC团学生近乎绝望地龟缩在宿舍里，他们一筹莫展、听天由命。与此同时，在不远处的一间阶梯教室里，一个别开生面的复兴社入社仪式进行着。近三百名学生在蒋介石的半身像下，一组接一组地轮流进行宣誓。他们成为了复兴社成员，暨南大学的第二个复兴社区社成立了。
虽然许多人进行宣誓时，都是一脸的苦相或仅仅是勉强地挤出一点笑容。但毕竟，大约600名华侨子弟、这所大学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都被操纵在蓝衣社组织里了。任觉五似乎有些心满意足。在“成立大会”上，他以浓重的四川口音，效仿蒋介石的“领袖”姿态，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
然后，任觉五命令五十名刚刚入社的学生，去宿舍楼下喊话，以游说自己的同学或同乡“弃暗投明” 。除了组织过突围的那个宿舍楼，被任觉五明令“不予受降”外，不到半个小时，所有CC团学生都按照要求，晃动着白衬衫充当投降的“白旗”，陆陆续续地下楼。在复兴社学生的监视下，耷拉着脑袋，站成了几列。
接下来，是办理“自新手续”，他们以或拙劣或清秀的字体，写出他们参加“上海会社”或参与“文化建设协会”的过程，交代他们的介绍人、联络人，以及所知道的一鳞半爪的组织“内幕”。再后，签字、画押。
与此同时，一小群失业的黄埔学生当头，带领“特别小组”的一大群学生，气势汹汹地闯进暨南大学的生活区。这里居住着李恩粥、金光媚、蒋建白等几个CC团教授，他们都是“文化建设协会”的“头面人物”。此外还住着十来个“嫌疑人物”。
几十个学生一拥而上，他们用棍棒敲打着门窗，土块、瓦片、石子、墨水瓶，从没有遮挡的门窗飞了进去。一个遭受池鱼之殃的老先生，几十年后都还颤巍巍地说：“真是斯文扫地啊！……干这事的，偏偏不是那些流氓，是自己过去的学生！……我一辈子，不敢说桃李满天下，至少桃李满申城。受这样的委屈，一辈子只得两次，另外一次是‘文革’……”
这些“先生”不知道，让学生而不是失业军人来砸门窗，正是任觉五“攻心为上”的一个恶作剧。而这个举动，也是刚刚在柏林研究了纳粹运动的任觉五，效仿希特勒驱逐犹太人“砸玻璃窗的一周”的产物。
夜幕再次降临了。已经“接管”了暨南大学的任觉五，依旧在乌烟瘴气的校园里到处乱窜。这时，副官急匆匆地找到了他，压低了声音，在他耳边说了一句：
“……吴铁城电话！”
4
“火并”闹剧像瘟疫一样传播开去了，而且声势愈显轰烈。就是暨南大学“砸玻璃窗”这一天，在遥远、贫瘠的河南，上千名蓝衣社党徒闯进开封、洛阳、郑州等地的学堂，他们在近万名学生成员的配合下，横扫了数以百计的学校。肖作霖曾写到：“在河南的情况也是一样。复兴社与CC团在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所进行的争夺活动，也是很普遍、很激烈的。”
何止是“一样”？在河南，这股“争人争地盘”的风潮从春天延绵到了夏天。风潮甚至席卷进了各县、各个集镇的小学。而这是一场实力太过悬殊的较量。
在书记萧洒的苦心经营下，一年多时间，蓝衣社控制了河南社会的大半壁江山。军事方面，省保安处以下的绥靖公署各处处长、各保安团团长，清一色地是蓝衣社党徒；行政方面，洛阳专员王泽民以下，各地区专员、各县县长的半数以上，以及三分之二的乡镇长都在“团体内”；至于教育系统，“复兴社在教育厅的小组数量最多。全省的中小学校长也几乎半数都是复兴社社员。”
河南复兴社的根深扎于基层。它有一个人数异常庞大的学生支社，至少有六七千人；它间接控制着河南的十万保安军人、地方“民军”。它决定着河南。
与这样的声势相比，CC团在河南只有一个空洞洞的省党部，和形同虚设的各县党部。于是，所谓的争夺，是几万人马对几十号人的以石击卵。
一部部军车呼啸在街道上，一批批穿着便衣、但刺眼地携带枪支的人员，大摇大摆地闯进、游荡在校园。从第一天开始，每天总有几十个地方同时摆开入社宣誓的场面，每天总有几百上千人入社。
一个河南大学的学生后来写道：“整个河南学界都乱了……说是针对CC团，又不仅仅是针对CC团……他们醉翁之意不仅在酒，那么个耀武扬威，是逼迫很多根本不关心政治的学生，也不得不加入复兴社。”
这和暨南大学的闹剧还没有什么区别。而另一个经历沧桑的教员，显然更明白就里，他说：“……复兴社是拿棒喝团、褐裳党做榜样的。他们很眼热那种社会动乱、天下大乱的场面。他们是有意效仿什么‘进军罗马’，什么‘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乱套了，河南陷入了政治动乱。”
这种效仿在开封的一条大街上，达到了顶峰。在5月浓郁的春光里，大街两头都被戒严、封锁了。街对过是CC团控制的河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街这一头，一群满脸伤疤的失业军人，用沙包堆起了几个简易街垒。黑洞洞的机关枪对准了朱红色大门，他们扬言：倘若太阳落山前，不“交出”这个会，则“格杀勿论”！
果然交出来了。
河南之后，是安徽、湖北……卷入争夺、“武斗”的省份大约有十个，除陈果夫担任省主席的江苏，保持了“均势”之外，复兴社处处大占上风。学堂、街道、集镇，一个个院落，小半角的中国，都处在倾轧、动荡中。
一直到几十年以后，还有许多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地追问，这场小型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什么？它是“新生活运动”带来的吗？是法西斯思潮的辐射吗？当时担任蓝衣社书记长的刘健群，后来在台北却一语道破天机地总结：“任何斗争都不是因为政策分歧而来。都是在争夺饭碗”（邓元忠《刘健群采访》）。
但毕竟，覆盖着纷乱民国的，是蒋介石那巨大的身影。这个习惯勾心斗角合纵连横的人，这个声口都是“精诚团结”的浙江祠堂里的“族长”，或者喜欢所属派系的“文攻”——这能使他始终维持权力的平衡——但肯定不喜欢“武斗”。
于是，“武斗”进行的第三天，在它的发酵之地上海，它就开始被人以一种民国特殊的、顽强的惯性，引导上它的轨道。
“武斗”进行的第三天，以吴铁城为“调停人”，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进行着。谈判双方的角色、身份，正浓缩着两大派系的面貌。一方是任觉五、肖作霖、刘炳黎，平均年龄31岁，一个上校、一个少校、一个文人，代表着几万青年；另一方，是吴醒亚和潘公展，他们的平均年龄约50岁，身份是党阀、“绅士”，此时的公开职务分别是上海社会局长、教育厅长，代表着几百人马。
这一天，不仅有妥协，还有鲜血。
“谈判”从CC团的三个质问开始。第一个，自然是“当务之急”的暨南大学的所谓“善后”。
20余名CC团学生还被围困在宿舍楼。两天里他们粒米未进、滴水不沾，几个在混殴中受伤流血的已经虚脱。潘公展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坐下，立即质问任觉五：他“究竟要怎样”？是不是要“出人命才肯罢休”？
吴铁城在座，任觉五心头多少有些发虚，他闭口不答。随即，吴醒亚沉稳地开始了第二个质问：怎么保证不再有这样的冲突事件？换而言之，蓝衣社与CC团的“势力范围”该怎样划分？
这个质问绵里藏针。是时，陈立夫仍兼任教育部长。而革命同志会不过是一个秘密的“民间团体”。难道这个“团体”能替代合法政府的一个部，来行使职权吗？这样的“火并”难道不是非法的吗？再有这样的接管，岂不是人人自危？
显然，吴醒亚这一番质问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激发身为上海市长的吴铁城的同感，博取支持。对这个问话，任觉五再度拒绝回答。
第三个质问更为尖锐。吴醒亚调头质询吴铁城：任觉五能不能代表蓝衣社？肖作霖能不能代表文化学会？如果不能，那在暨南大学的“行动”，有没有请示过刘健群、邓文仪？有没有获得准许？如果都没有，那是不是该让刘健群和邓文仪来一趟上海？
这个质问，表现了一个老牌官僚娴熟的“攻心术”。它居高临下，对任觉五的职权隐含轻蔑；它并暗示了任觉五等人的行动不仅“非法”，也违反了蓝衣社的森严纪律；其威胁意味相当明显。
吴醒亚的目的，显然是击垮任觉五等人的心理防线。但一直沉默的任觉五，此时不惊反笑。显然，吴醒亚丝毫不了解朝天宫的近况，丝毫不知道蓝衣社四分五裂的局面。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个年头谁怕谁？何况，胳膊肘总是向里拐，在对付CC团上，蓝衣社什么时候动用过什么纪律？
于是，他没有拖泥带水，对三个质问，都态度强硬地表了态。这番表态振振有辞，充满了指鹿为马、信口开河的无赖色彩。发生在暨南大学的事件，是由CC团学生引发的，“曲”在对方。是CC团学生先动手打伤了复兴社学生，他们不过是基于“同志友爱”，才包围宿舍楼，报复“打人凶手”并要求赔偿“而已”！
怎样保证不再有这样的冲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因此，这是CC团要先保证的。CC团如果肯保证，那么，他可以保证自己绝不会碰CC团一根寒毛，而在暨南大学，他也根本没有动手。
至于革命同志会能不能替代教育部行使职权，任觉五嗤之以鼻。他说，同志会和文化学会都不想替代教育部，更没有行使什么职权。但反过来，“文化建设协会”就代表教育部吗？它就不是一个“民间团体”吗？触犯“协会”就是触犯教育部吗？这个问题，真是“无稽之谈”！
最后，对第三个质问，任觉五傲慢地宣称：这个事件是“自发行为”。因此，不需要惊动刘健群、邓文仪这两位“同志”。他们或许不能代表蓝衣社、文化学会，但“代表自己总可以吧”？反过来，吴醒亚、潘公展能代表CC团吗？“不见得啊，不太见得”，据他所知，能代表它的似乎还是陈氏兄弟。
这个10年来搀和了无数次学运的活动家，此时真是口若悬河。他唾沫横飞，滔滔不绝，说的都是歪理，但这些歪理确实一时都难以辩驳。吴醒亚、潘公展几乎气得七窍冒烟。
此时，冷冷地在一旁的吴铁城，打断了任觉五的长篇讲话。他口气很淡地说了一句：“这是在我上海的地界上……觉五，你的人，先撤出暨南学堂。”
比起吴醒亚咄咄逼人的质问，这句貌似温和的话像是对任觉五当头浇下的一桶冷水。作为民国元老、黄埔前辈，吴铁城是一个作风稳重、滴水不漏的角色。显然，原本打算做一个不偏不倚“调停人”的他，是被任觉五的骄横狂妄激怒了。
如果不遵命、“撤出”的话，出动上海警备司令部或上海警察厅成千上万的军警，去搜捕、扣押那几十号失业军人，几百个学生，还不就是他一句话？那些乌合之众欺负CC团学生是足够了的，但他们是训练有素的上海军警对手吗？
局面登时逆转。任觉五深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他略一沉吟，就故作大度地表示，“既然吴市长说话了，晚辈还能不照办”？其他的争议暂时搁置，他这就打电话，通知真如方面撤人、解围。
电话打出去了。紧接着，一块大石头终于从心里落地的潘公展，也知会CC团人员出动救护车、食品车，迅速到暨南大学救护伤员，并抚慰受了惊吓的教员、学生。
谈判告一段落了。于是，原来剑拔弩张的谈判桌边，又是一派笑语晏晏、把酒言欢的民国场面。当天，吴铁城做东宴请了这几个人。虽然一方心怀鬼胎，另一方仍然气愤难平，但场面总算张罗过去了。
当天下午，喝了一肚皮白酒的任觉五，从饭店出来后被冷风一吹，他终于把戴了小半天的面具卸了下来。他似乎一肚子委屈、火气，当着肖作霖、刘炳黎的面不时喃喃咒骂。他们又来到暨南大学，然后，在几百号喽罗的送行里，20余名失业军人偃旗息鼓、灰不溜秋地踏上回南京的列车。
“上海，这是上海？！他龟儿子，上海的地界上招呼不起你们。南京呢？南京能不能？”
5
回到南京的当夜，在蜀陕饭店里，二十几个大汉又灌了一通老酒。这顿酒喝得可谓沉闷之极，两桌子人都像被霜打了的茄子，悄不做声地低头喝闷酒。但酒酣脸热处，任觉五一掼酒杯，招呼他们继续喝酒，他自己带了六七个人，分坐三部车出门去了。
汽车一溜烟地驰向在复成桥的中央党务学校。在暗夜里，这所象征着中国第一个现代党团的学府，显得很阴森、很暧昧。对它，任觉五有着一种近乎刻骨铭心的熟悉。
早在1932年夏天，中央党务学校大学部毕业第一批学生时，革青会即已打入该校。到该校工作秘密活动的，是后来的广东书记、被陈济棠枪毙了的“干员”叶简修。腾杰后来曾谈到，叶简修在该校的活动极有成效，当年即发展成员一百余人，“也因此功劳，叶被派往广东工作”。
任觉五极其重视这个区社。毕竟，这是从CC团墙角上挖下来的第一块大石头。于是叶简修赴广东后，他自己兼任了这个区社的书记。但这个“顽童”，以“学运专家”自诩的草包，此后的一年里被CC团的几员大将，弄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几乎叶简修一离任，CC团立即发觉了蓝衣社的活动。“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他们极为重视“该案”，直接调来一个小组的中统特工，对这个心腹大患开始明察暗访，没几天人头就被弄得水落石出。随后，凡蓝衣社学生，在毕业“分配”时不是求告无门、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