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零零的贺衷寒身边走出。
不一会，会议室里又只剩下了一个贺衷寒，一个不知道如何劝慰他的林培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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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书记长面对的是一个勾心斗角的组织。
“西南派”的半独立早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了。别动队革新江西、威震民国后，“别动队——西南青年社——淞沪基层”这三轴力量终于成形。它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湖南派早已有了分庭抗礼之势。
此时蒋介石不过48岁，但“蒋后接班人”的话题在力行社内早已显得时髦。被认为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最早是“螟蛉子”刘健群，接着是“政治领袖”贺衷寒，但此时，许多人却把目光对准了康泽。
康泽也有志于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这个苦寒青年的这种“志气”，过去是潜伏的，此时却以一种极端狂妄、极端草率的方式来表达。他曾经对易明德宣称，他自己有志于“做中国的斯大林”！
而在1933年的漫长日子里，还有一个刻苦、廉洁、小个子的“大将军”，不声不响制造了一个“浙江派”。
“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是黄埔流传9年的口头禅。但这个“大将军”真的像此时蒋介石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纯、本色的军人吗？
与贺衷寒一样，胡宗南是一个身后褒贬不一、评价纷纭的人物。围绕他的为人、为事、为功，各种说法泾渭分明。比如，民国或官办或民办的大小报刊，曾连篇累牍，视他为民国罕见的“清官”、能吏，其廉洁刻苦的名声，民国无出其右。但同时，民间也悄悄地流传着他“逼父”、“害妻”的故事，勾勒出来的，是一个天性凉薄、毫无人寰的形象。
他被称“治军严整”，凡事亲历亲行，与士卒同甘苦，有古代名将遗风；但另一方面，除河口一役，他毕生败绩累累，被称“草包将军”、“败北将军”。誉者，视他为民国基石，毁者，则视他为乱国臣子。
潜伏在这样纷纭说法底下的，是贯穿胡宗南一生的勃勃野心，他的“王霸雄图”。
1932年在励志社大会上，胡宗南没有入选蓝衣社干事会，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作为一个深谙官场黑幕的军人，他首先效法韩信、司马懿等古代名将，扼守秦岭要地，待机而动。他将身影淡出纷乱、危机四伏的南京，但他也需要在明瓦廊找到一个政治的代言人。
选择贺衷寒还是选择戴笠？一直到1933年，戴笠的特务处还仅仅有特工100余人，只是潜伏在淞沪的一个微弱力量。但戴笠却极其主动地靠拢着他。“浙江派”大将之一，曾在戴笠之后任军统局局长的唐枞，他的日记记载了他们的谋划：“……晚上与雨农谈话到一点钟。我对他说，第一期争领导的人太多了，各不相上下，结果力量是不会集中的……”
就是在这个深夜，唐枞为戴笠勾勒了一个“胡——戴联盟”的蓝图。
“胡——戴联盟”形成后，胡宗南在蓝衣社内，依旧“不负实际责任”，并且他“从不轻易与人谈到或提及复兴社这个名称，好像他并不热衷于任何政治活动……”（肖作霖《复兴社述略》）。但正是这种貌似的淡泊超脱，“本色”的军人形象，使几个小团体都不戒备他，反过来拉拢他。他上下其手，游刃有余，成了“太保中的太保”。
湖南人、“西南派”、“浙江派”之外，还有刘健群自己的势力。
刘健群及其“嫡系”，一贯被力行社的大部分人都视为“旁支”。
“抗日宣传总队”挺进华北不久，就演变为华北各军的政训主力，所谓“安抚华北”博得了南京的一片赞誉。与此同时，北平的一个区社书记李荷曾谈到，刘健群频繁出入在各高校，“一为吸收成员，重质不重量”，其次是宣传抗日，“他在北大文学院大礼堂演讲过好几次，开始听讲人数很少，但愈来愈多，后来拥挤到有人需站在窗沿上听讲”。
这些工作使刘健群在华北的学界、民间获得了极大的名望。此外，刘健群与张学良的众多幕僚、将领，特别是实力最强的宋哲元，建立了极好的私交。一些人甚至认为，正因此刘健群才得以出任书记长。
自然，这个“旁支”不能略略染指力行社，于是也就谈不上会成为分裂的因素。要命的却是，按蒋介石的说法，刘健群出任第三任书记长，是为了杜绝党同伐异。但他能重新凝聚力行社吗？
那些内部都倾轧不已的黄埔生会听命于这个“外来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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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年前相比，重新回到南京的刘健群，似乎老练、超脱了。他变得非常“识趣”，以淡泊的、“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去面对纷乱的朝天宫。他丝毫没有介入几个小团体的纷争。但这“淡泊”又未免过了头。几十年后，肖赞育谈道，“刘氏任书记长时，甚至未告诉干事会他在南京的住处”。
《康泽自述》也写道，刘健群任职期间，频繁“往来于南京、北平之间，以拉拢宋哲元为己任”。
于是，从明瓦廊到朝天宫，原本是为便利协调的“各会、社、处合并办公”，一下子形同虚设了。从刘健群出任书记的第一天起，朝天宫就处在瘫痪、无人主事的状态。
是这种乱纷纷的涣散局面，才使轰动一时的民国“火并”闹剧变得不可收拾。3、4月间的一天，就是蓝衣社总社刚刚搬入朝天宫不过几天后，任觉五就去了一趟上海。在环龙路的一个办公室里，他对自己所赏识的肖作霖，对十年来和自己一起不断闹事、不断被学校开除、“焦不离孟”的叶维，以及白瑜、刘炳黎等文宣学运大将，挑明了一个胆大妄为的算盘：拿CC下手。
他以自己浓重的四川口音，不伦不类地说：
“……我们也要吃饭咯。这伙龟儿子，以为自己是秦始皇，圈一个城墙就是自家的地盘了……我们是校长的嫡子，这些杂种不过是私生子，不说私生子，也是他娘的吃祖宗饭的。南京轮不上他们说话……管他什么家、什么党，犯着这里的，就统统要他开路！”
第十四章淞沪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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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衣社的首脑中，任觉五算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他不大不小、不文不武，不显眼也不容忽视。
他位不上“十三太保”，却一直负责革青会与南京支社，算是地方大员、“封疆大吏”。他先后就学于北洋大学、东南大学等著名学堂，都只是“走马观花”，但黄埔使他成为了一名职业军人。他热衷于青运、学运，又偏偏爱热闹、不安分、蔑视权威、多惹是非是他性格的主要特点。
这个人是朝天宫的一号“顽童”。过去两年多，因为有腾杰森严纪律，有贺衷寒威望的拘束，他也罕见地卖力着，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因为把持此间“青运”的职权，因为与他“焦不离孟”的叶维在上海的大出风头，他渐渐成为淞沪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个人物。
别动队、文化学会的先后崛起，带给他新的依托、新的空间。无疑，他卤莽、泼辣的形象，让一向功利实际的康泽很放心，康泽在江西期间，曾把“西南青年社”的大小事务一应托付给他。由此，他成为“西南派”数二数三的人物。
至于那些文化学会的秀才、“先生”，如肖作霖、刘炳黎、白瑜等，个个下笔千言、工于心计。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更把这个粗鲁而有手笔的人，当作是发展势力不可或缺的“急先锋”。
朝天宫瘫痪、无人主事后，这个“急先锋”犹如虎脱牢笼。和10年前他与北洋军阀教育部、“旧政学会”作对一样，这一次，他又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对头。
这个对头，就是民国密如蛛网的权力关系中，最坚硬的一个节点——CC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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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天下陈家党”，是民国流传最广的官场口头禅。但到30年代初期，这句话却显得陈旧过时了。党务之外，此时，CC还以对特务机关、文宣教育、江苏地方的控制，而震慑民国。
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权力群落。但30年代中期，潜伏在这些公开机关底下，并主宰这些机关的，是1932年春天形成的一个秘密社团，“青白社”及其二级组织“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青白社”的使命，正是刘健群念念不忘的“改组国民党”。
与“复兴狂飙”同时，CC系在各地的干部纷纷受命发展组织。利用垄断党务、教育的特权，几个月时间，众多名目不同的外围秘密团体，在各地建立起来了。
这些秘密的小团体、小组织，后来被人合称为“CC团”。
CC团都依托于CC干将的公开职权，有深重的行业色彩。如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新干部派”，以各科处厅长、县长为主力；上海教育厅长潘公展的“上海会社”，以学者、学生为主要吸收对象。
就是这些小型、行业性的秘密社团，与蓝衣社“井水不犯河水”，一个是军宪警特，一个是党政文宣，他们是在不同领域共同推进“第二期革命”的主力。
在“二陈”看来，这些被蒋介石称为“同学”的人，与CC团即使有摩擦、有倾轧，在根本上却是没有冲突的。特别是腾杰的诚恳、公允，给陈立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使他抱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于是，1932年上半年，当八宝街的贺衷寒、任觉五时时在公开场合，抨击党部的腐败无能，甚至发布新闻时，他也只是息事宁人地要求腾杰“希饬所属注意”（《申报》1932年6月24日）……
这些抨击、摩擦还有很重的意气成分。但“新生活运动”发起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文化、宣传、青年等事务，已成为民国权力的核心之一。CC团与蓝衣社的宣传处、革命同志会，在这些方面却有着根本的重叠和冲突。
最使CC团感到致命威胁的，是文化学会。
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成立后，诸多“海上名流、闻人”，如上海市长吴铁城，众多大学的校长等都纷纷入会。一时之间，CC团在上海教育界的影响几乎荡然无存。为此陈立夫一面严厉训斥了CC团在上海的头目潘公展，另一面，迅速筹备一个叫“文化建设协会”组织。
“协会”成立的仪式刚刚结束，形形色色、笑料百出的勾心斗角就开始了。肖作霖曾谈到：“……双方都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的名流学者中，展开了争夺战。吴铁城不得不两面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是两面都参加了……”
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两校是争夺最严重的社区。两校不仅是文化学会上海分会首脑刘炳黎、白瑜等人的巢穴，也盘踞着CC系的重要人物。如“协会”的首脑之一樊仲云是暨南大学有影响的教授。而潘公展更身兼中国公学副校长职务。
于是，两校的争夺几乎白热化。短短半个月内，暨南大学近四分之一的学生，成为或蓝衣社或CC团的“文化特务”。法租界的赵主教路，只有区区300余人的中国公学更有近半数卷入纷争。
江浙人小巧、重心计，但西南人好辣子，喜直接。何况是以胆大妄为著称的任觉五？几乎是“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出现的那一天，多少有心模仿俾斯麦的任觉五，就下定决心。他要和CC团“以铁与血的方式，一较高下”。
于是，暨南大学这个原本宁静的学府，成为一个权力、政争的是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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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附近，有一个古老的土地庙。这一天，真如镇的许多居民都看到从南京来的一群壮汉，在暨南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书记刘炳黎“刘先生”的引领下，拐进了那条湿漉漉的弄堂。
那群壮汉中有蓝衣社的南京书记任觉五。
整整一个下午，土地庙一派严肃、繁忙、紧张，它似乎是一个临时的军事指挥部。而在庙里的20来个人，也大多是正宗黄埔毕业的职业军人。他们用这么多精力“军事编组”、“制定计划”，用以对付的不过是百余名教员、普通大学生。具体地说，是CC团在暨南大学的一个小组织。
夜幕笼罩真如镇的时候，“行动”开始了。20余人一拥而出土地庙。此时，大约三四百名学生，正既忐忑又兴奋地游荡在路口、校门、饭堂和宿舍附近。他们正是刘炳黎任书记的复兴社暨南大学区社成员，是这个“行动”的“士卒”。
一阵尖锐的呼哨声响起之后，几百名学生被分成20余个小组，黄埔军人担任各组组长。他们人手一根铁棒、木棒、警棍，迅速封锁了大门、侧门、通往各条道路，然后开始扫荡宿舍、教室、图书馆。
一个参与了“行动”的学生后来回忆：“……大概是同心圆的形状，包围了整个学校。”
暨南大学被包围得水泄不通。校内，横冲直撞的一组组“巡逻队”，几乎把学校翻了个底朝天。所有过往的、在户外活动的学生都被带到一片空地上，逐一盘问辨认。几个CC团的学生来不及跑，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这还不过是前奏。当棍棒声、哭吼声，和许多女学生的尖叫声连成一片的时候，任觉五带领一个小组，大摇大摆地“押解”着几名校工，勒令他们对宿舍楼断水、断电。
随着一处处灯光的熄灭，刘炳黎和他的十几个复兴社学生组长，开始在宿舍楼下，用刺眼的手电筒，放行既没有加入复兴社、也没有染指CC团的“清白”学生，条件是他们要写下一纸“契约”，允诺不参加“上海会社”，不介入“文化建设协会”的任何活动。
每个宿舍楼的大门边都安放着一张桌子。在手电筒的照射下，一个个被吓坏了的学生，纷纷填写“契约”，按上鲜红的手印。但事情并没完，仍然心惊胆战的他们几乎刚刚进入有耀眼灯光的宿舍，蓝衣社的“办事人员”就进来了。
这些“办事人员”有的是他们熟悉的师长、同学，有的却是来自南京或上海市区的陌生人。他们或笑容满面，或满面凶狠，但不管是什么表情，都让这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产生了一种战兢感。他们携带着油印的《入社申请表》、《成员履历表》，一进房间就开门见山地“发展成员”。
不是所有的“清白学生”都能轻易过关。在手电筒的逼射下，一些仅仅因为同乡、同班等关系，而和CC团学生行迹密切的人，也被指认为是“党部的人”。他们或轻或重地都挨打了，有的是一记耳光，有的是一根棍棒，然后被勒令回到漆黑的被包围的宿舍去。
大约半夜时分，乱糟糟的校园总算短暂地安静下来了。辨别、“隔离”工作已大致完成，任觉五留下一半的人马继续包围学校，监视宿舍，他则和另外一二百人，到业已恐慌的真如镇大街上摆酒论功。他们一气摆开了十余桌酒席，喧闹声传出几条街外。
这一夜，任觉五似乎年轻了许多。他大声说笑，一桌一桌地敬酒，让一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学生受宠若惊。他喝得酩酊大醉，后来由副官、几个学生搀扶着，在镇上最大的旅店开了一个房间，呼呼大睡。
但对被围困的那些人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是罕见的好天气。在旅店里，一直到太阳晒到屁股上了，任觉五才起床。他不紧不慢地洗漱，甚至刮了胡子。然后，前呼后拥地开始“巡视”暨南大学。
经过一夜的鸡犬不宁，暨南大学已经像一潭死水了。校园里空空荡荡，往来穿梭的，只有几伙刚刚睡醒、来“接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