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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随后，他不再说第二句话，拂袖而去。
这样的场景在20天后又重演了一次。3月11日，在十万民众所代表的142个组织的拥簇下，蒋介石“衣冠整洁地出现在会场”。这次，在“四维”、“八原则”之后，他宣布发动一个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并宣布了新生活运动的“95条准则”。
他说，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饭时不要说话；他说，“如果我们想有一个根植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我们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开始”；他还说，“如果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那么我们不需要谈论枪炮，而是首先必须从……用冷水洗脸谈起”……
他宣布“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他自任会长，六名总干事分别是蓝衣社的邓文仪、康泽、蒋孝先，政学系的杨永泰、熊式辉，和CC系的陈立夫。
一个波及17省、分支机构达1133个，涉及了几乎全部中国人的社会运动，就在这个集会后席卷开了。
“新生活运动”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比浩大的宣传运动。在所有可以想到的媒介上，都印制着新生活运动的口号。数以千万计的《新生活运动要义》小册子，被送到各家各户；此外还发行了一组数量达40万套的四枚邮票。
在无数“促进会”的干涉和监督下，即使是商店里出售的脸盘、毛巾、碗碟，也清一色地印上宣传字样。比如搪瓷面盆的周边除印有“新生活运动”五个大字，盆底还印着八行繁体字：“新生活运动之推行，应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礼义廉耻为基础。”
宣传之后，是仪式和“生活”。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活限制、起居监视风潮，它要求每个人都会唱国歌，并在升旗和言谈到蒋介石时立正。此外，以这一年的武汉为例，开舞会、穿西装、听音乐都被认为“将腐蚀人们的意志”。于是，经常有戴着鸭舌帽的人冲进舞厅和戏剧院，他们向一个个穿着西装的观众泼洒着脏水甚至腐蚀液体。西装一片一片地被销蚀掉了，最后露出了洞，而那些人则满足地发出尖叫或大笑。
它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争动员和演习运动。它宣布，军官可随时在街头“召集成年男子”，国家可随时动员，公民则必须随时响应和献身。这样的场面曾在武汉上演了好几次。在江汉路、珞珈山一带的路口，曾有军人对平静的人流，煞有其事地吹起了哨子，而后几个人在警察的配合下，吆喝着从路口经过的人站好队，整理好队列。
蒋介石试图在“复兴儒教”的基础上，缔造一个完全的军事化社会。但，在“新生活运动”的推导过程里，笑话却一个接着一个。
例如，95条准则对吃饭也提出了限制，在餐馆里就餐，要的菜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但没几天，生意已经被大大影响的大小餐馆就开始用大盘子盛菜。饭店禁止喝酒，跑堂的就把酒装在茶壶里送来。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欺骗运动的“监督员”童子军。
军阀韩复榘将军做了件很有名的趣事。在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说：
“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就未免太挤了！”
几万人哄堂大笑。
上海盛传的一个笑话可以说明租界外的居民，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95条准则开始推行后，对这个“东方明珠”，蒋介石也要求“不穿高跟鞋、不烫发”。但最早违背这个准则的就是他的妻子和外戚。笑话就从这里开始了。
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先施公司楼顶巨大的霓虹灯，始终闪烁跳跃着“礼义廉耻”四字。不知道是意外还是恶作剧，这一天“耻”字不亮了。于是，上海长期流行着一个歇后语：“新生活运动，礼义廉——无耻！”
喧嚣一时的民国“新生活运动”；它延续了接近3年，一直到1936年底，蒋介石才以“虎头蛇尾”、“非常失败”、“异常惭愧”等话语，终结了这个空前闹剧。但民国的历史，毕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民族复兴运动”从“第二期革命”新兵种新武器引进的军事阶段，“复兴农村”的经济阶段，“削藩”的政治阶段，禁绝鸦片腐败的社会阶段，进入了它的高潮，即以“新生活运动”为口号的文化阶段。
蓝衣社的历史，也因此异常鲜明地拐了一个弯。“新生活运动”被发动前夕，在南昌，在蒋介石的主持下，蓝衣社干事会曾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对蓝衣社的《章程》作了重大修改。其中第一条由“本社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以蒋介石先生为领导”，改为“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以蒋介石为永远之最高领袖”。
从这一条，可以看出蓝衣社的组织核心已从力行社转移到复兴社了。虽然力行社、革青会的成员还是复兴社的首脑。
接下去的一些修改则更加关键，更加引人注目。第二条宣称“放弃民主和三民主义，宣传法西斯主义，力求实现独裁”，第九条决定“取消三民主义的教育，提倡生产教育和普及大众教育”，第十一条则言语确凿地明确，蓝衣社的使命是“迅速地推动实现一个新的法西斯社会和国家”。
这些，标志着蓝衣社的最终演进为一个纯粹的法西斯组织。此外，蓝衣社《纪律条令》，对成员的要求也由“绝对信仰三民主义”，改成了“绝对信仰法西斯主义”。
那是一个浮躁、盲目的年代。在朝不保夕、得过且过的生活里，从晚清开始的文化、道路的迷惘，转化为一种爆发的、近乎绝望的情绪。法西斯主义像瘟疫一样席卷了沿海知识分子。就像任何一个末世邪教迅速传播那样，法西斯主义是人间的鸦片。
在这种喧嚣、沸腾的气息中，蓝衣社的法西斯化宣传对中、下层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现状不满的人群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贺衷寒、刘炳黎等人的每一篇叫嚣法西斯的文章，几乎都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个法西斯中国似乎呼之欲出了。
也是在这样宣传狂潮的引领下，宣传处、“中国文化学会”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为蓝衣社带来了三四万名大学毕业生成员。蓝衣社的成员总数已达10余万人。
这时候，腾杰那单纯、挚烈的青年意气，贺衷寒那含泪的、忧伤的眼睛，“十三太保”个人的忠诚、正直与廉洁，所有这些令人难忘的，让人尊重的，所有这些在那个乱世里鲜有的罕见的品质，都在这股飓风般的思潮风暴中，渐渐地暗淡下去了。
最早发起蓝衣社的60余名青年，在1931年那沉痛、悲歌的日子里，一定不能想到，仅仅用了两年半时间，他们就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社团，发展为一个成员10余万人、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但即使到此时，他们也不能想到，八宝街、明瓦廊那清新热烈的日子，武汉暴日下的努力，复兴狂飙的出发和“远征”，乃至所谓的“江西新政”，所有这些多少夹杂着美好的、寄托着成百上千万生民期盼的进程，在这一股思潮的侵袭前，也都成为了“种下龙种、养出跳蚤”的历史悲剧。
他们是晚清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以自己的身躯做牺牲、去祭奉文化遗失国土沦陷的惨重背景的再一群人。
第十三章朝天宫
1
霉雨季节到来了。
河湾、港道密布的田野间，遍地流淌着雨水。正是“钟山风雨起苍黄”的时节，孤零在一大片平原中的几个城市，南京、上海、镇江等，也只是偶尔晴朗。大多时候都飘零在烟雨里。
人流、车流、雨伞一片熙攘的明瓦廊大街，在这样的背景中，显得更加隐晦。几十年后，它渐渐变成了一个老人对1934年春天的回忆背景。
这个老人，就是原力行社最年轻的成员林培琛。
自陈启坤去世、腾杰远走后，19岁的林培琛依旧繁忙于文档、联络等事务。他还“官升一级”，从助理员变成了书记处的助理干事。但比起两年前，他似乎沉默多了。
在阴雨连绵的一个个午后，林培琛看着渐渐冷清的院落、到处滋长的青苔，他的心头不时掠过一种怅惘的感觉。似乎，随着他所亲近的腾杰和陈启坤的消失，原来洋溢在整个院子的清新、热腾、活泼，也就消失了。
但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的离去吗？
超过200元的月薪开始收不上来了，为失业人员提供的救济消失了，出门不得坐头等舱、减少用车的规定，已经形同虚设；打麻将、赌博、跳舞，乃至悄悄地包养姨太太，渐渐弥漫在明瓦廊内。在贺衷寒担任书记的14个月里，在复兴狂飙波澜壮阔的日子里，明瓦廊已经不再是一个青年“团体”，它渐渐象征起了权力，渐渐和黄埔路官邸、丁家桥党部大楼等不再有什么区别。
它开始成为一个“衙门”。而小小的林培琛，只是这个衙门的一个零件，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于是他那活泼的面容，开始有些僵硬了。他开始小心翼翼，少年老成。短短的一年多里，他从一个热情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开始熟识人世、官场的大人。
这一天，淫雨还漫天飘洒，林培琛略显落寞地在院子里办公。此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了。电话的那一头，是一个低沉而威严的声音：
“迅速召集各在京干事……领袖今夜将主持会议，对团体宣布一项重大决定！”
2
这个“重大决定”就是免去贺衷寒的书记职务。但一直到入夜时分，奉令赶到明瓦廊的几十个党魁，都还没有丝毫预感。
只有忙着准备茶水、收拾会场的林培琛，意外地看到，不知道什么时候，贺衷寒已经进入会议室了。他呆呆地、若有所思地坐在长方形会议桌的一角，手指间夹着一根香烟。但烟的一头已经被碾碎了。金黄色的烟丝，洒落在桌面上。
林培琛不敢惊动他。接着，在风雨声中，一片接一片的寒暄问好声，在会议室外响着，杂沓的脚步，渐渐连成了一片。但贺衷寒似乎没有知觉，一动不动。
人群鱼贯而入会议室后，许多人都觉察到了贺衷寒的异常。他们面面相觑，会议室的声音又一下子喑哑下来。
“领袖到！立正！”
随着这个声音的响起，几十双眼睛都看到了，在漫天的夜雨里，蒋介石以一种军人的沉静步伐，走过天井。他的身侧，有一个人努力地用伞替蒋介石遮挡着雨水，他自己的半个身子却完全湿了。
这个人，是明瓦廊久违了的刘健群。
会议绕了一个大弯子。示意那些蓝衣社党魁坐下后，蒋介石面无表情地开始了他的长篇讲话。他的声音似乎是从一个幽远的山谷里飘出来的：
“……民国二十一年，你们要‘拿出正大的主张’，要‘严密地组织起来’。当时，我就说你们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要闹小团体，就要闹矛盾……时过两年，现在这个团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样质问后，他开始历数明瓦廊的幼稚、冒失、文牍习气、官僚作派、倾轧苗头。他公务繁忙，但明瓦廊丝毫不予体恤，反而动辄上《万言书》。这些《万言书》下笔千言，实无一物，执笔人却不以为耻，“而引以自豪”。他从不自居国家领袖、黄埔师长，更忽略了自己的身兼蓝衣社社长，仅仅是“我比你们年长20岁，经验上要丰富”，因此，他才善意规劝社员，“但一再规劝，你们只当耳边风”。
这些规劝是什么呢？他简略地回顾：早在1932年9月，他就曾严令腾杰、康泽，“社会（民间）所荐之人多不称职，也有腐化与欺妄招摇求借等恶习……应切实负责考核”（《蒋公日记》）。但明瓦廊还是贪功求大，盲目发展人员。因为没有听从他的规劝，贪污、腐化已经在基层渐渐滋生。何止基层？何止贪污腐败？力行社几个月前惊爆的“李安定案”，在蒋介石看来，已足以说明力行社堕落到了何种程度。
李安定是蓝衣社的福建书记。戴笠秘密瓦解“闽变”时，他得到李安定与广东陈济棠方面有相当勾结的证据。1933年底，李安定被扣以私贩鸦片的罪名，在南京处决。
“一个李安定死了，又来了一个余洒度！”蒋介石的声音蓦然抬高，他当场出示了北平蒋孝先的一份电报：“余洒度身为前共匪分子，本以为已昭然自新，并期以华北中央化厚望。孰料贼性难改，在华北走私吗啡，牟取暴利。已电令蒋孝先将其枪决正法！”
与吃里扒外、走私毒品相比，“党同伐异”虽然不是什么罪名，但更是明瓦廊一直的顽疾！说到这里，蒋介石继续加重了语气。他带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腔调，回顾了1933年他的多次告诫，“不要打小报告”、“不要闹小组织”。回顾了几个月前，他甚至有些无可奈何地告诫的，“不要党同伐异，眼光要远，要知晓水涨船高的道理”。
“……但你们幼稚、狂妄、不懂！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剩下的，都是脑后长反骨的，要自己当领袖的。都是昏聩的，忘记了日本是怎样欺负我们，赤匪是怎样处心积虑要打垮我们的！……”蒋介石掷地有声地总结，回音嗡嗡作响，甚至使会议室里的电灯不时明灭。
会议室一片寂静。蒋介石的眼睛，却似乎有些冷漠了。他环顾了一圈屏声静息，或面如土色、或一脸深思的听众。
这个眼神震慑了会场。于是，他的声音低了下来，缓缓说道：
“几月之内，接连发生两案，君山是不适宜再当这个书记了。新的书记人选，也不要再是同学了。是同学，就会窝里斗……我提议由健群来替君山……或者，党同伐异的恶习，腐化安逸的恶习，能就此消弭？”
他似乎是自问自答。但他的眼光，已经和会议室里的几十双眼睛，一起转移到了在角落里的刘健群身上。刘健群略显拘谨、不安，他站了起来。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健群做了简短的就职讲话。这个就职讲话大约只持续了三五分钟。讲过几句“惶恐”、“精诚团结”等场面话后，他宣布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总社“书记”一职从此改称“书记长”，以有别各分社、支社、区社书记。力行社书记长也是同志会、复兴社的书记长，以“统制事权”。
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力行社的名存实亡。接着，他宣布社址从明瓦廊搬迁至朝天宫，各会、社、处合并办公。
第三个也是比较实质的一个决定，是曾扩情接替他本人，赴北平出任华北军分会政训处主任、华北蓝衣社书记。这个决定让多数的与会者既感到意外、又多少有些不满：娶有姨太太、且私生活有那么多“污点”的曾扩情，怎么能担此重责呢？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径直起身，戴上军帽，而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会议室。刘健群紧随其后，迅速又撑起了雨伞。这两个人消失后，其他人也悄无声息地，一个接一个从孤零零的贺衷寒身边走出。
不一会，会议室里又只剩下了一个贺衷寒，一个不知道如何劝慰他的林培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