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尽贰！�
至少上千名的别动队员都担任过夜校教员。成人夜校之外，“新江西”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基础教育。别动队在江西兴建了大约2700所学校，几乎每两三个村庄就有一个小学。这些学校以“中山小学”、“中正小学”等命名，一年多以后入学学童即达二三十万人。结合民众夜校，两三年后，江西一举成为全国基础教育最成功的省份。
土墙上的标语、各种朗朗的口号声，也迅疾有力地跟了进来。一时之间，江西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共产党”、“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那些拿惯锄头的青壮，也被要求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效果几乎和“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出色。邓文仪谈到，别动队针对苏区的宣传，专门设计了一套口号。苏区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别动队提出“剿灭打家劫舍的赤匪”；苏区提出“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别动队则提出“士兵不打士兵，只打土匪；穷人不打穷人，只杀朱毛”……
和夜校、小学同时出现的，是一个个医疗站。从上海调集来的大批药品，大部分免费分发给头疼脑热的村民。据估计，江西期间，别动队大约设立了2000个医疗站，受惠居民达100万人以上。
别动队反腐败的成就，是民国无可比拟的。比起邓文仪的武汉“清流风暴”和15年后蒋经国的“打老虎”，它声势更浩大。它并且把反腐重点直接指向官员的贪污、索贿、受贿。举报箱悬挂在村村镇镇，使别动队成功地发动起江西的千万民众，短短一年多时间，它共查处了1200件“腐败大案”和无数小案，几乎根绝了半个江西的基层腐败。
在这一系列使社会“军事化”、“党化”的措施下，整个江西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兵营。这种手笔、气势只是在30多年以后才重演了一次。不仅如此，他们还挨家挨户地访苦问贫，提供贷款、种子，引进农药，赈济灾害……在前线枪声不绝的时刻，江西半省出现了农业复兴的势头。
到1934年年底，正是朱毛红军开始史诗般的长征的时候，在江西的大部分地区，春耕、买牛、集市、田地交易等又日渐出现。耕牛和田地交易是村社繁荣的象征，别动队很少征收杂捐、摊派，使民间比过去还富裕了些。
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遏止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
但，这并不是“新江西”的全部。
埃德加·斯诺曾引用“国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的战争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他还引用了周恩来的话说：“红军伤亡超过6万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死者，是和战争无关的平民。
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短短几年就变成了没有男人的县份，至于寡妇村、寡妇镇更比比皆是。
《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
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镇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最鲜明地折射着别动队本质的，不是江西，而是在大别山。1933年年底，因为大别山“匪患”的“死灰复燃”，“别动队一部”约2400人开到了这里。它不仅像宋美龄所希望的“采取相同的办法”；而且，在蒋伏生，这个贺衷寒的中学同窗、蓝衣社魁首配合下，恐怖统治的漫漫长夜开始笼罩在这片自古贫瘠的土地上。它的凶残、彻底、干净利索，足以使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征服者都自愧不如。
5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是集体屠杀大别山近百万青壮，并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最后像野狗一样死去的一个计划。它的下达者，是那个以基督徒或至少是儒教徒自居的，在南京也颇像个慈善长者的人。它的执行者，则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
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就“枪杀与活埋了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杀了一百多人……”
这是编录进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的记录。是蓝衣社、别动队无可抵赖的法西斯罪行。区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仅一个月时间就被别动队及蒋伏生的83师杀了上万人。此外还有上万人被关进了“临时集中营”。
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着。一个外国传教士在偷偷访问了集中营后，悲愤地写道：“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像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苟延残喘到次年的囚徒，不足千人。但事情还没有完。即使是到蒋介石下令释放这些人的时候，83师官兵还对这些人的家属大肆勒索。一摞银圆、一枚累世传家的戒指，乃至几只生蛋的老母鸡，都能换回一个人去。
以廉洁自居的蓝衣社，短短几个月就沦落到了发战争财、绑票勒索的地步。但这还不够，没有几天，别动队就无师自通地、为任何一个略有良知的人所不齿地，发明了军队贩卖人口的勾当。
那个外国传教士亲眼目睹，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像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镇里四处可见还在冒烟的房屋，尸臭从此长年累月地弥漫在大别山的空气里。而一面面土墙上，还刷着“剿匪济民”的口号。
《皖西革命史》简单地概括：“昔日墟舍连绵的金家寨，在短短几天内就成为了一个人间的活地狱。”
不仅别动队、蒋伏生、金家寨，而且整个的蓝衣社和大别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全成为废墟。”这是一半的大别山苏区。杀戮最惨重的是天台山和老君山一线。那里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有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这当中，有青壮的逃亡，也有妇女儿童的被贩卖，但大多数人还是被杀掉了。在蓝衣社的恐怖统治下，一年时间，“苏区人口减少了60万！”斯诺惊叹着。可惜在他游历陕北以及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时，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尚未发生，否则他可以比较一下日本匪徒和蓝衣社匪帮的武功。
全家被杀了66口人的徐海东对此则说道：“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杀了30万人，以蓝衣社匪徒为主力的南京部队却杀了60万人；“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个星期，蓝衣社匪徒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而且，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传教士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但，也因此，抵抗运动不久后就更加猛烈地开始了。徐海东和他的游击在大别山的数千残兵，不久后又发展到数万之众，并且因为目睹了这么多屠杀，徐海东说，“最后一次围剿的12个月里，二十五军没有一个人开小差”。
1963年，已满60岁的康泽，结束了他15年的牢狱生涯。在最早的判决书里，他庞大的、一度权势熏天的别动队，虽然曾“直接或间接屠杀了近百万革命群众”，但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他终于在秦城监狱的第四次“战犯特赦大会”上，当场脱下囚服，换上了一身整洁的列宁装。
就是这一刻，一个记者拍摄下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相片。
结束牢狱生活后，康泽居住在北海一带的一个普通大杂院里。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这样，他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他开始依靠一份微薄的收入过日子。他深居简出，几乎没有人来探望他。但，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么？在深夜的梦魇里，他不时地被惊醒。他是那样的孤独，院子里的那些居民、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唱着《社会主义好》，同时把他视为一个古旧时代的残渣余孽。他们疏远、戒备着他，他从来就不能和邻居有略多的往来……除了《参加复兴社始末》、《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缘起》等手稿之外，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回忆，是过时的大人物的娱乐。于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回忆文章，毕竟，这也是他的工作、他的饭碗……
然后，这一天，在秋风萧瑟的北京，他的那两间平房，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客人。对这个客人，他曾经满心眼地不放在眼里过，但毕竟沧海桑田，一个“故人”是多么的难得，毕竟这也是他孤独生活的调剂。
他去买了一瓶北京产的红星牌二锅头，几两猪头肉和一些花生米，热情地招待着这个客人。一张涂有白漆的旧桌子，一张摊开的《人民日报》以及两个酒杯，就是他们的餐桌。
三杯酒下肚后，客人说明了来意。他掏出了自己的一份手稿。手稿的标题是《复兴社述略》，请他过目。
看到“复兴社”、“蓝衣社”、“别动队”、“新生活运动”等已被新时代湮没的名词时，康泽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当夜，就是他时刻挂念的儿子，带着妻子的眼泪和问候，即将通过秘密渠道、绕道香港来北京看望他的前夕，他们酩酊大醉。
这可能也是康泽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喝酒。陪他喝酒的这个客人是肖作霖。前国民党陆军少将，蓝衣社控制下的“中国文化学会”书记，和程潜一同在长沙和平起义的湖南人。最后，他还是席卷民国的“新生活运动”的最早提出者。
第十二章文化学会
1
1933年10月，26岁的肖作霖抛出了一个“全面的新的文化运动”计划书，并呈递给宣传处长、有志当戈培尔的邓文仪。计划书中，他建议宣传处组建一个叫“中国文化学会”的外围组织。
1933年12月24日，中国文化学会在南昌成立，肖作霖被任命为学会书记，成为该学会在邓文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旋即他被增补为蓝衣社中央干事。
一步登天，肖作霖兴奋不已。他趁热打铁，和张彝鼎、吴寿彭两人设计一个“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计划。计划完成并递交给邓文仪后，他受命前往南京，代表“文化学会”去接收康泽的传媒网络，并筹建文化学会的淞沪机构。
1934年1月28日，南京分会成立。然后，肖作霖向上海挺进。
在励志社成立大会之前，叶维就被派遣到了上海。不过一年时间，上海蓝衣社已拥有数十位力行社成员，一千余名“革命同志会”成员，复兴社成员更达到四五千人，成员几乎全是民国最受人尊重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在这个生活着鲁迅、蔡元培等人的伟大城市，叶维庞大的传媒系统，主导了几百万下层民众的视野。中国延续了20年的自由主义思潮，就是在叶维的工作以及戴笠对杨铨的枪声后，大半终结的。
但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肖作霖，去彻底埋葬自由主义的一点残余。
1月30日，肖作霖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上海分会就在“环龙路50号”成立。当天出席成立大会的有55人，大部分是教授、学者、记者、编辑。刘炳黎任该会书记，肖作霖以总会书记身份兼任分会干事。
20来天后，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风潮，从南昌席卷到了上海。淞沪地区的几万名蓝衣社党徒一片雀跃，肖作霖更兴奋得手舞足蹈。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他和张彝鼎、吴寿彭三人提出的那个“文化复兴运动”计划，已经演进为一个比别动队、甚至比蓝衣社都更加重大的政治现象。
这就是曾席卷亿兆苍生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街头，5万民众被有组织地召集起来。这一天南昌下着绵绵细雨，但按照宪兵、保甲长的警告，他们不允许使用任何雨具。
当蒋介石踏上了一个临时搭就的演讲台时，5万人齐齐肃立。在林立的麦克风前，蒋介石的目光似乎还那样冷漠、那样矜持，但一些人仍然觉察到了，在他缓缓扫视他统治下的居民、广场、城市和无数的青天白日旗时，他的眼睛深处有着一种特殊的狂热。
他也站在南昌的雨里，似乎打算一直这样站下去。当一双双眼睛表示出驯服、恭谨和诚惶诚恐后，他开始发表他生平最重要的演讲之一。
这个演讲的名字是《新生活运动的要义》。他整整讲了一个多小时。演讲即将结束时，蒋介石看到，在浩大的群众队伍边上，一个学童懵懂地穿过街道，他的嘴巴里叼着一棵香烟。蒋介石仿佛看到了一生最深恶痛绝的景象，他猛地拍着讲台，麦克风震荡出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