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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一封冷冰冰的、署名为“华”的恐吓信，到达近百名大同盟成员的手上。恐吓信嚣张地声称，倘若再有“异动”，将暗杀其开列名单的56人。
6月18日清晨，早晨的阳光透过杨铨座车的车窗，洒在他的躯体上。但这个平静的、有生机的早晨，也是一个血色的早晨。四支枪对准了他的汽车。蓝衣社党徒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在租界区执行了它的暗杀。
“杨铨案”震动上海、震动全国。是日，杨铨和他的儿子杨小佛，身体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密集子弹穿透。司机重伤后大难不死。
6月20日，无数挽联、花圈、电报、信件，和送行的人群，聚集到了上海万国公墓。鲁迅也出现在灵堂。“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鲁迅先生年谱》1937年版）。
几个月后，鲁迅的《南腔北调集》收录的《我的种痘》一文，以充满讽刺的笔调写到：“……即使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
有这样勇气的并不止是鲁迅。7月14日，大同盟发起人之一、作家王造时在美国人所办的《中国论坛》第二卷8期，以《钩命单》为题再次把蓝衣社的行径公布于世界：
“……记者收到未署名之投稿文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共56人，名单如下……”
该“投稿文件”其实就是那封恐吓信。该信发表后，上海哗然，全国学界乃至外国“友邦人士”一片哗然。蓝衣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此，“蓝衣社”三字成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
刺杀案、“黑册子”、《钩命单》、“十三太保”，“嫡系中的嫡系”……这个夏天的口诛笔伐，这些片段的记忆，模糊集约为30年代的人们对蓝衣社的简单印象。“蓝衣社”三字像瘟疫一般传播开去。关于“蓝衣社”的种种荒诞不经的传闻，从1933年到1938年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流传着。
鲁迅、王造时等关注“杨铨案”的中外人士，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当时都不知道，一气呵成地制造了这些事件的，是蓝衣社的一个“小人物”戴笠。他们更不知道，这个人最无耻的行径，不是恐吓和暗杀，而是针对自己手下的特务的。
作为特务处的“出山第一枪”，“杨铨案”拖泥带水、张皇失措，以致留下了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叫过德诚的那名特务。
枪声响起后，按照计划，四名杀手即黄埔学生赵理君、原中共叛节者王克全、原青帮打手李阿大和那个倒霉的过德诚，应四散逃窜向四周小弄巷。但第一次执行暗杀令的过德诚在枪声响起后，反而向几个法国巡捕跑去。他先是大腿上中了巡捕一枪，而后作为活口被捕获。
过德诚被捕后，没有吐露蓝衣社的任何消息，但也没有根据戴笠的严令“自杀”。他一直在等待蓝衣社的“营救”。但6月下旬，也就是他被捕后不足十天，几个巡捕要再次提审他时，发现牢房狼藉一片，满地都是饭碗的碎片、饭粒与几叶青菜。过德诚死不瞑目、直挺挺地倒在牢房里。
“死亡鉴定”得出的结论是“中毒身亡”。显然，有人在过德诚的饭食里投毒。与此同时，巡捕房也发现，那个负责送饭的牢头失踪了。
送饭的牢头是潜伏的蓝衣社特务范广珍的“眼线”之一。随着他的失踪，“杨铨案”无声无息地被遮盖下去了。巡捕房那些经验丰富的侦探，虽然有一万个理由判定刺杀杨铨、乃至杀过德诚灭口的都是蓝衣社，无奈他们的手上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
6年之后，戴笠仍然照料着过德诚的遗属和孩子。这一年，已经权势熏天的戴笠，以复杂心态把重庆白公馆附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过德诚路”，以纪念第一个被“牺牲”掉的这个特务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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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记载：“1933年，自由主义在中国面临危机。意大利和德国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刺激了中国的效仿者。……杨铨在中央研究院外被有预谋地暗杀，与1913年宋教仁谋杀案不同的是，这一事件从未经过调查。……”
杨铨被刺杀后，“蔡元培……自1933年起便不大公开露面。”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上海，从此喑哑无声了。大多数西方媒体更认为，延续20多年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被戴笠一枪就阉割了。
就在戴笠的枪声中，贺衷寒到达南昌。
6月8日至12日，五省“剿匪会议”召开。蒋介石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决定对瑞金实施封锁战、持久战、“堡垒主义”三大战略。
为推行“七分政治”，7月，“中央军校暑期政训班”在庐山开班，大约3400名政治军官流水般参加了集训。政训班的主任，正是贺衷寒。庐山的瀑布、石阶、日照，衬托出一个已达到权势顶峰的军人的脸。这张脸是如此踌躇满志，如果不仔细观察，几乎不能发现他下垂的嘴角，以及颧骨上的几点泪痣。在古代的勘舆说法里，这是“苦相”。
接任蓝衣社书记半年多以来，他风生水起，原“孙文主义学会”的几千成员，把持了蓝衣社的各级组织。腾杰的痕迹被他完全消抹掉了，一个在南京看来极为完整、极为统一的湖南人的“蓝衣社帝国”，在他手上出现了。
于是，他开始和“保定系”首脑何应钦平辈论交。日常往来，不过淡淡地称谓何应钦为“敬之兄”。对蒋介石干女婿、18军军长陈诚，他更认为陈诚入过孙文主义学会，拜过他的门，于是毫不客气地把年长于他的陈诚当作晚辈，一口一声“辞修”地叫唤。
南京在他熏天的权势、威严的目光下，无比沉默。这个夏天，在庐山，贺衷寒开始整理他《一得集》第二册，并提出和实施“第二期革命”。如果说复兴社狂潮只是使蓝衣社步入它的全盛时期的话，那么，由蓝衣社领衔的“第二期革命”，则使中华民国也步入它昙花一现、一去不返的“全盛”阶段。
但这本要公开出版的文集将定稿时，贺衷寒让一名助理员特地剔除掉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提出了复兴大革命精神、实行“第二期革命”的构想。它的主要计划都已被蒋介石采用，贺衷寒不敢剥夺蒋介石对这个构想的专利权。
“第二期革命”首先要实现的，是一个山川一般古老的梦想：统一。
北伐后，南京政令不出五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政权”。20年代中期，政学系的谋士杨永泰曾上书《削藩论》，提出“外交倒张作霖，政治倒汪精卫、胡汉民，军事倒阎锡山、冯玉祥，经济倒张发奎、李宗仁”的主张。这是一个内容空洞、目光短浅的计划，其代价是连年内战，满洲沦陷。
现在，轮到了贺衷寒。他所提出的立足长江中下游地区，“稳定山东、安抚华北、联系西南、瓦解两广”的削藩主张，成为南京的国策。
“安抚华北的重责，落在刘健群的肩上”（邓元忠《邓文仪访问》）。以2师25师、宪兵三团为依托，华北聚集着蓝衣社的五大魁首，即刘健群、郑介民、蒋孝先、关麟征和黄杰。他们安抚军阀、刺杀汉奸、破获机关、禁绝鸦片，并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复兴社小组，势力弥漫于平津古老的城墙内外。当年6月8日《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指出，“……南京在北方的威信，终于坚定地建立起来”。
华北之后是西南。以西南青年社在川、滇、黔的基层秘密组织为依托，曾扩情在1931年年底首次入川、使大军阀刘文辉投向南京后，于1933年4月、当年年底又两度入川，负责“整理党务”。他以忠厚谦卑的姿态，施展合纵连横的能耐，使另外两个大军阀刘湘和杨森，也臣服南京。
但，在“瓦解两广”的活动中，蓝衣社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北伐之后，在近5年的时间里，两广特别是广西，已建立了庞大的民团。所谓“三自”即自卫、自治、自给，与“三寓”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使两广变成了一个封闭、孤立的军阀社会，组织异常严密。一直到1933年初，贺衷寒才派遣“干员”叶简修等十余人，挺进相对薄弱的广东，进行地下工作。
两广的工作一是“发展组织”，其次是合纵连横、分化瓦解。党部、军队和铁路工人是主要的活动对象，在半年的时间里，大约发展了二十余个小组、三四百人。但9月间，广东复兴社在粤汉铁路雇员中发展的一个小组，违反了原定无声无息、秘密潜伏的工作方针，“拟破坏铁路，未逞，遭逮捕”（邓元忠《腾杰访问》）。
由此引发的是一场对复兴社在广东全境的总戒严、总清查。陈济棠下令“军警联合，在广州逐屋搜捕”。数千军警连夜出动，短短两天逮捕数百人，“被认定判罪者七十四人”。叶简修试图化装混出城门，也被指认逮捕。
几天后，叶简修等贺衷寒所派九人被判处枪决，在广东发展之65人判处监禁。陈济棠得理不饶人，他先是给蒋介石拍发明码电报，“询问该九人是否中央所派，若是，则另案办理”。同时，他在香港进行新闻发布，声称“蓝衣社试图在城内发动暴动，以谋建立法西斯政权”。
9月26日，密切关注蓝衣社活动的《纽约时报》，依据“香港来电”刊登该消息。舆论再次哗然。在中外压力下，蒋介石焦头烂额。林培琛回忆，“为顾全大局，蒋氏只能否认之”。
两广组织被一举摧毁了。但绝大多数的复兴社成员，依然潜伏在珠江两岸。他们有的意志消沉，从此脱离了明瓦廊的视线，更多的人则屏声静息地窥测等待。两年后，先是刘健群，而后是更加能干的戴笠，要再次把他们凝聚起来。
“削藩”的使命虽然有广东的失利，但在贺衷寒的统领下，这群“上校”的工作是如此得力，南京的权力版图终于蔓延到了长江上游，渐而又蔓延到黄河流域。
“削藩”要根绝军阀割据。更重大、更迫在眉睫的威胁却是日本。为此，南京计划“投入九万万元”的巨资，改造军队，并建设自己的新兵种新组织。明瓦廊的“留欧派”势力特别是留德人员，垄断了“发展精兵”的事务。首先是桂永清。
自参加力行社后，这个坚实、大气的军人日渐得到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时常在人前人后感慨，桂永清是“真正的革命军人”，是“黄埔楷模”。这一年，桂永清更奉命住进中央陆军学校，住所就在蒋介石官邸的边上。
5月，桂永清受命组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依照德国军官团模式，对数以万计的基层军官，进行流水般的“士兵化训练”。这才有了后来淞沪抗战中的40万精兵，才有了“支那已非昔日之支那”的感叹。
在教导总队内，中国第一支装甲兵部队也出现了。后来“昆仑关大捷”、缅甸远征军的指挥官，大部都在这个小小的机械化部队里。
桂永清之后，曾经留德，并曾在1932年春天依据八宝街的命令，将德国妻子送返回国的力行社成员李忍涛，负责化学兵部队。而比装甲兵、化学兵更引人注目，则是空军。
早在1932年3月，在力行社的第四次会议上，蒋介石就表达了他建设一支强大空军的决心。他3月24日的日记记载：“晚与力行社干部会议，对于航空及化学兵器之建设问题详加讨论……”
当年，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开学，蒋介石兼任校长，力行社毛邦初任副校长，力行社蒋坚忍为航校政训处主任。这一天，在隆重的成立庆典上，毛邦初把一批飞行员介绍给蒋介石。其中包括“一二八”抗战中首开击落日机记录的石邦藩。后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空军“军神”高志航，先后击落11架日机的刘粹刚，以及驾机撞击敌舰的沈崇海等人。
比起毛邦初等外戚，贡献更大的，是曾与桂永清一同进入德国陆军大学的徐培根。徐培根，浙江象山人，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殷夫的胞兄。他被称为“有卓越的学历与能力”，而“得到蒋中正的特别赏识”（邓元忠《邓文仪访问》）。这一年夏天，他被任命为航空署署长。
在出任航空署长的11个月里，徐培根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德国式的风格，开始了改革机构、淘汰冗员、建设机场、完善福利的系列工作。他大刀阔斧，同时筹建杭州、南昌、洛阳、徐州四大空军基地。首先动工的是南昌机场。他一改南京政权的疲塌之态，“动用三万民工，日夜赶筑”，结果机场在当年10月即完工。随即，杭州机场、洛阳机场也都提前完工。
这一年，徐培根更雄心勃勃地规划“自制飞机”，建设中国自有的航空工业体系。
三大新兵种的建设都落到蓝衣社的手里。在“发展精兵”、新兵种建设外，则是“训练组织”的出现。这一年，已从柏林回国的丰悌，开始筹备“中国童子军总会”。当年全国即发展童子军“658个团约53340人”。
童子军之外，是“公民训练”。“湖南帮”的一个重要人物潘佑强出任刚刚成立的国民军训处处长，组成“国民军事教官训练班”。在50天的集训后，被派赴到江西，对江西半省数十万男女进行军训。
“训练组织”之外，武汉，由邓文仪发展入社的工程师郑家俊，当年出任汉阳兵工厂厂长。他“全力整修”已一片荒芜的兵工厂，“并将上海炮厂的机件一部分迁汉装置”。1933年5月1日，兵工厂重新开工，首先生产制造“中正式”步枪，并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重炮和军用卡车。几个月时间，汉阳兵工厂就一举取代原奉天兵工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兵工生产基地。
然后，是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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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藩”、重整军备是“第二期革命”的核心工作。它新鲜热腾、虎虎有力地弥漫于全国，并波及海外。首先被重整军备焕发出惊人热情的是华侨。当年，徐培根刚刚提出“自制飞机”的计划，海外华侨在短短一月时间，即捐款170余万元。
不久后，面向内地、普通公众的“航空爱国奖券”发行了，几年时间，它一共发行了30期，无数市民、学童踊跃认购，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认购风潮。“荣誉士兵号”、“工人号”、“妇女号”、“学生号”等飞机，一架架被送到南昌、杭州。仅其中一次的奖券发行，就募集资金650万余元。
“第二期革命”的抗日、备战内容，改变了亿兆民众的蒋介石“是一个军阀”、南京政权“不抗日”的印象。然后，“第二期革命”就和“统一”、抗日互为因果，指向了“闹华五鬼”的其他三鬼，鸦片、腐败、贫困。
这一年3月，全国禁烟委员会成立了。禁烟委员会的核心是邱开基负责的武汉缉私处。到1935年9月，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特别提案赞扬中国反毒品行动的巨大成就。次日蒋介石更下令，1936年元旦为全国禁烟的最后期限。
百年烟患的根绝似乎近在眼前了。
鸦片之外，是反贫困特别是“复兴农村”。1932年的“大别山时期”，由贺衷寒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