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扰乱社会、欺压民众、执行任务不力者，视行为，一次禁闭，二次降职、留用查看或撤职，三次判刑直至枪毙！在公共场所肆言、散布不满、诽谤长官者，重惩！报复举报茶房者，一经查出，不论情节大小，卷铺盖，回老家！”
武汉的市井开始清朗，商铺开张的鞭炮声，从此又断续响起了。不仅如此，几天后，以蓝衣社、第三科为大脑和中心，以几千名受过训练的警察、万余名茶房为手足和耳目，“清流武汉”、“廉政风暴”行动，迅速从“整顿警风”阶段，到了整饬文武官员的糜烂生活，横扫市民消极习气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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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饬社会风气是在汉口太平洋旅馆开始的……”时隔四十年，邓文仪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准确的地点，太平洋旅馆是旧汉口最大的旅馆之一，集吃、住、嫖、“吹”等服务于一身，是当时著名的销金窟。因为临近水陆码头，日日夜夜，无数富商、帮会龙头、军官、警察各色人等都在这里出没。
依据茶房密报，这一天来到旅馆嫖赌的，是夏斗寅部队的一名师长、一名团长。同时成千上万茶房，也纷纷将各自场馆的消息上报汇总。消息的对象不仅有军官，而且有武汉的文官、士绅、豪强、恶霸。
当天傍晚，邓文仪下令：第三科组长李叶，率该组人员到太平洋旅馆严密布控，争取“一拿而中”。与此同时，第三科其他人员、蓝衣社武汉分社的几百成员也被动员起来。他们的任务是带同数千名已经驯化的警察，分成上百个小组，各自布控于各旅馆、妓院、烟馆、酒楼，随时待命，同时行动。
这个阴霾沉重的傍晚，笔挺的军装、警服，以及深蓝色上衣、土黄色裤子，一下子遍布了武汉的各个主要街道。许许多多武汉市民就是在这一天，听闻和目睹到蓝衣社的存在的。
汉口、武昌、汉阳，整个武汉三镇往昔不夜的场所，这一夜灯光却在一处一处地熄灭。旅馆、妓院、酒楼，一家一家地暗淡下去。与此相反，在汽车上的邓文仪看到，闷热的武汉夏天，原本习惯在路边躺在竹床上过夜的普通市民，此时大部分被惊醒了。惊醒后，随着他们的一路车行，一家一家的灯光，持续不断地亮了起来。
灯亮一处，“清流武汉”的景象就上扬了一分。许许多多的市民静默无声地站立在街道边，老人、孩童、妇女，都以一种复杂中掺杂着欣慰的表情，注视着这些来自南京的青年。邓文仪似乎被感动了。40年后，他谈到这一夜时，仍然有许多感慨。
这一夜，近千人被扣押，几千人行动，几百万人不眠。到次日，几乎所有的武汉市民都风闻了这个行动。它震恐了武汉的官场，震动了民间。
饶是如此，还是没有几个人想到，军官之后，轮到文官、高官了。官位之高，超出了常人的想象。邓文仪也称它为“整饬期间最为严重的一案”。
这“最为严重”的一案，矛头对准的是湖北省的三个最有权势的人。头号人物是湖北省代主席夏斗寅。紧接着的两个，分别是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睿、“三省总部”中路第五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
历史使这一案显得异常的烟波诡异。表面上，它起于反腐，最后的效果也在反腐；但在民国充满勾心斗角、连横吞并的背景中，对如此高官要采取的行动，通常都有不便明说的“内幕”。
邓文仪在回忆此案时，先是异常含糊地说道，“侦知三人常到汉口法租界南宁路47号，水电公司总经理刘少岩家中赌博。蒋中正得报后，下令逮捕。并交邱开基执行……”
正是这番话使真相开始诡异。显然，“侦知”此案的是第三科的人，而下令逮捕的就是蒋介石自己。仅仅两个月以前，为一个恶贯满盈、不死不足以平民愤的黑帮大龙头杨庆山，蒋介石都只能亲自召见，不伤毛发地迫使辞职了事。那么此时，对杨庆山的原顶头上司何成睿，老牌军阀夏斗寅，以及正在重用的上官云相，这三个重量级人物，为“赌博”这样的蒜皮小事，他会如此激烈，“下令逮捕”吗？
然后，更含糊、诡异的事件一个接一个来了：
“邱开基……尚不知案情之严重性，先到军法处觅妥一个合适的监狱，准备当晚捉人。军法处长仇鳌好奇，再三追问拟捉何人，邱开基终以实相告，仇鳌知情后便劝邱开基做事不可太鲁莽。若真的去捉，可能见笑世人，甚至引起政变，乃劝延迟一日……”
准备监狱、“见笑世人”、“引起政变”……一个惊心动魄的密谋，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法处长的规劝中隐隐浮现。难道蒋介石预见不到这些吗？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在仇鳌的规劝下，邱开基果真答应“延迟一日”。并且，“次日去时，已无人在场矣”。一个“最为严重的一案”，就这样无声无息，不了了之。
最后，对仇鳌触犯了“泄密”这一蓝衣社极刑纪律、并自作主张答应“延迟一日”以致案件湮没的邱开基，并没有受到蒋介石、蓝衣社的任何惩处。几十年后，他更得意洋洋地谈到，“此事传出后，武汉官吏之腐败生活顿然停止，咸认蒋中正整饬风气之决心甚坚，偌大官吏会受惩处，其他人员更加难免了，故多不敢违背……”（邓元忠《邱开基访问》）
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拿湖北三巨头开刀，但“杀鸡儆猴”的客观效果已经产生。一个清流武汉的局面短暂出现了。
这个效果，使这一“最为严重的一案”，更加扑朔迷离。
一个预闻了此事的前蓝衣社成员，认为这是蒋介石、第三科和所谓“湖北三巨头”合演的一幕双簧。所谓拿三巨头开刀、走漏消息、以至不了了之的事故，都是事先筹划的一出反腐滑稽戏。
这个说法可以解释邱开基何以“泄密”之后却毛发未伤。但“三巨头”愿意扮演这样声名扫地、威风尽失的角色吗？
那么，它是不是蒋介石授意邱开基出演的一出“捉放曹”把戏呢？一方面收到反腐效果，另一方面，也顺便警告三巨头，并显示南京已完全控制武汉的姿态？也有这个可能。
但更大的可能则是，这是一个半途而废的削藩、“政变”密谋。
史料记载：当年9月11日，蒋介石宣布三省工作转入“政治为主”阶段。浮现于历史表层的“政治”，是对大别山的“地方整理”，而作为历史潜流的“政治”，事实上是三省“削藩”。
是时，夏斗寅等三人之主力部队已倾巢而出大别山。卫戍武汉近郊的是俞济时88师；城区的主要武装，则是蒋孝先宪兵三团及邓文仪的数千警察，力行社另一成员阮齐的数团保安部队。
史料记载：9月中旬即“抓赌”闹剧前后，张国焘部久战麻城不下，一部曾沿聂水河南下，猛扑武汉。虽然该部态势已疲，于武汉七十里外被围截。但数日之内，武汉全城失色、草木皆兵。在此关头，倘若城内生变，将使人心涣散、局面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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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9月底，持续三月的“反腐风暴”已接近尾声。这一天，在江汉码头大群官员、士绅和鞭炮及仪仗的烘托下，行将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再次发表了长篇演讲。这一次，整个武汉都屏声静息地倾听着他的浙江官话。镁光灯、有线广播、报纸再次把他的演讲全文送到了每一个武汉家庭。
他先是公开嘉许了蓝衣社在前线的工作，他用“有声有色”、“入木三分”来评价第三科的反腐风暴，并一一列举了“汉口地方之改善”、“清流社会之复兴”、“警察服务精神之扭转”的事实。他的讲话不断地被如潮的掌声淹没。
然后，他开始表明自己的几项决心。
第一个决心是根绝流毒百年的鸦片，禁止民间种烟、禁止买卖，私贩烟土者一律处以死刑。实行“少量”鸦片的政府专卖，专卖收入全部供“剿匪所需”。而此肥缺“仍由”缉私处负责，而担任缉私处处长的，已经是第三科副科长邱开基了。
第二个决心是“全国对匪斗争机构”的设立。他历数无数的学潮、工运、兵变、遍布全国的共产党秘密支部后，斩钉截铁地宣称，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实为必要”。“但是”，他话锋一转，慢吞吞地说，由于“事涉机密”，他只能在这里宣布，这个有力的“对敌”机构已经出现，并且已有出色表现。
在场的几百人都心知肚明，这个机关就是第三科。但没有一个人觉察到蒋介石用词的变化，即不仅是“对匪”，而且是“对敌”。南京的敌人有哪些呢？共产党、军阀之外，还有——日本人。
1932年的整个夏天，武汉日租界始终活跃着一个小型、神秘的恐怖组织，那就是“锄奸团”。这个组织先后制造了几起震动租界的爆炸案、刺杀案。首先是“日货案”。7月，武汉几百家和日本企业有商务往来的公司、商号、船帮，都收到“锄奸团”的恐吓信，限三日内停止销售日货，“届期不停，炸弹进门”。随即，几家商行果然只剩下了几根焦木、一片瓦砾。此举震恐了租界，到9月，日货在武汉的销量，从每月600万元狂跌到20万元。
“日货案”之后，是“杨志清、王金波案”。8月，日清公司买办杨志清和武汉警备司令部秘书王金波，分别在汉口、九江被杀，死状惨不忍睹。而且尸体上都覆盖着一张大大的、墨迹方干的宣纸，斥责杨志清为“日本汉奸”，历数五大罪状。宣纸的落款，是血红色的“锄奸团”。
经警察局调查，杨、王二人确系日本间谍。但和“日货案”一样，该案最终不了了之。
此外还有“领港案”、黄飞案等。……而这些，正是第三科的手笔。“锄奸团”的头目，是第三科的一个原名杨又生、化名陈有光的特工。他的面容始终隐蔽在中华民国的历史里，只让人瞥见他阴森的一角。
到蒋介石发表这番讲话的时候，作为“全国性对敌斗争机构”，第三科已经是民国的两大特务组织之一了，并且它已有了一个新的名称：调查课。
谈到禁烟、设立调查课时，蒋介石都充满着一种故作的从容，貌似的举重若轻。但，当他的话题转到第三个决心时，他的声音却略显激愤、嘶哑，他的脸上更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涩。
这就是根本杜绝腐败、全面革新国民党。这是南京的一个逾久弥新的老话题，它牵连着这个政权最脆弱的神经。蒋介石说了这一大通废话后，有意停顿，目光从几百人脸上缓缓扫过，说不清楚是殷切还是威慑。他最后加重了语气：“……汉口之整饬工作，亦将推行于全国！”
在漫天的鞭炮声中，蒋介石的座船终于离开了码头。他站在船头，他的身边，也一直站立着侍从秘书、调查课课长邓文仪。渐渐地，船消失在长江的薄雾里了。
码头上的官员已大多散去了。但一直到此时，在一个角落里，一双比“锄奸团”的杨又生乃至比未来的戴笠都更加阴森的眼睛，还在盯着一片迷蒙的长江江面。
他也正盯着摧毁了汉口日租界大部分商业利益和间谍组织的“锄奸团”，以及第三科和整个的蓝衣社。
这双眼睛的主人，就是土肥原。
第八章蓝衣社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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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的徐向前元帅，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开始撰写自己的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他的回忆从山西五台县的一个小村庄开始，写过“当店员”、“入黄埔”后，他的笔墨转入了一条遥远苍茫的山脉——大别山。
50多年前，他和自己的黄埔同学曾中生、许继慎、蔡申熙等一起，从数百个人、几十条枪开始，在大别山创建了一片红色的土地。在他们的手上，大别山变了模样。每一个集镇都有列宁路、列宁小学、平民医院、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一首清脆的歌谣，更传遍了山麓，那就是《送郎当红军》。
当他苍老的眼神回顾大别山时，他还记起了一个比他小10岁的姑娘。姑娘是那片水土的女儿，1928年，这个叫程训宣的姑娘成了他的妻子。但多少年来，元帅一直回避谈到她。是漠忘呢？还是因为那个历史太沉重？
1931年年底到次年春夏，在豫南的一个小镇白雀园，程训宣和她的弟弟，连同元帅的许多黄埔密友，一同在持续三个月惨绝人寰的大“肃反”中遇难。这就是著名的“白雀园惨案”。大别山的“红色黄埔”势力，就是在这个惨案后开始没落的。
惨案的导火线如芥末之微。它是一封来自南京的书信。
1931年深秋，一个叫“钟蜀武”的人潜入大别山。他一身行商装扮，到达军事重地七里坪镇后，才声称受红12师师长许继慎的故人委托，来送一封信。“故人”就是许继慎的黄埔一期同学，南京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
许继慎先是感到意外。“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和曾扩情以前虽是密友，但自从两人分道扬镳之后，他们已经四五年没有通音讯了。但这封信继而又让他感到释然，信很短也很平常，与曾扩情的形象没有丝毫两样，充满了念旧的色彩。
于是，他收下信后，把钟蜀武打发走了。但一个多月后，钟蜀武再次来访。这次，他不仅带来了曾扩情的又一封书信，而且还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两封信感情色彩都异常浓烈，用字也相当暧昧，甚至有“匍匐归来之子，父母惟有垂泣加怜”的字样。
许继慎立即警惕起来。《皖西革命史》记载，他“立即把钟蜀武和曾扩情的书信送到了军部，并向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做了汇报”。
但这封信不久落入了在大别山主持肃反的张国焘手里。11月3日深夜，许继慎被秘密勒死在苏区首府新集镇的保卫局牢房里。次日，其妻王望春也被秘密枪杀于英山上河滩。
许继慎灭门惨案后，大清洗公开化了。短短十天时间，在白雀园镇石巷、土城门两地，红四军被屠杀团以上军官96人，其中黄埔学生数十人连同妇孺清一色灭门。
11月中旬，清洗从军官波及到普通士兵和地方干部。程训宣及其亲弟，以及王树声的妹妹都在此时遇害。《历史的回顾》写道：官兵总数为15000千人的红四军，“被肃掉了2500余人”。
此后，肃反又向地方政权蔓延。六安中心县委除两名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被屠杀一光；霍丘县连炊事员、马夫、帐房都没有放过，砍杀殆尽；商南县政府48名干部被杀45名；英山县政府11名干部被杀10名；六安独立团一次枪杀200余人；红山警卫团八连100多人全部活埋……
屠杀一直持续到1932年夏天，并波及了街巷、居民，“富农及别的坏成分，无故被杀在一千五六百人以上。杀人玩起了花样，有点天灯的，也有剥皮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整整十年以后，在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一个前蓝衣社成员才洋洋自得地对徐向前的同事陈毅说到：“我们不过略施小计，张国焘就杀掉了许继慎。但我们预料不到的，是张国焘还帮我们杀了那么多人……”
此时，张国焘早已投靠戴笠、成为一名特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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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别山来说，这个“离间计”的确是“略施小计”。
1932年7月初，从大别山内开出来的大批红军，集结在鄂东北的黄安、河口一线，而后大部主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