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忙问：“营长放多大的？”
赵书祥一拍大腿说：“放他个水稻亩产３万斤，大就大狠点。”
人们都吓得浑身一哆嗦，说：“咦，放恁大？”
王富合也恼了说：“再加１０００多斤的零头，才像哩。”
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５日，公社农技站站长董贯林、县报记者郑道群，亲自过秤监打，完全属实，水稻亩产３１４０３．３斤。
社员人人都是大学生
查岈山因为人迹罕至，穷乡僻壤，野兽出没，人们便编织出许多民间传说，其中不乏鬼狐精怪，也有不少美妙动人的憧憬，凤凰山的传说就十分动人。凤凰山位于查岈山人民公社的西边，约二里左右，这山酷似一硕大无比的凤凰翩翩欲飞。传说古时候这一带劳苦人民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整天为财主当牛做马，到头来却被财主榨尽了血汗，逢年过节，穷人不会写春联，就用碗在红纸上扣圈圈。不知哪一天，山村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走村串户教穷苦百姓识字、学文化，穷苦百姓高兴得把她奉若神明。这事却惹恼了财主们，他们暗中察访，发现这美丽的姑娘是凤凰变的，就暗地里作法，坏了风水，人们再也见不到那位姑娘了。从此，穷苦人民又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从这则民间传说中，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盼望学习文化知识的迫切心情。
时间匆匆，白驹过隙，转眼到了１９５８年的秋天，短短的几天时间，人们把千古梦幻变成了现实，据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１日《光明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半耕半读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等５７０多所，学员１０多万名，基本做到了每个社员都成了大学生。
村支书任命了大学教授
大学遍地都是，知识成了大食堂里的菜汤，任谁盛上一碗喝下肚里，就会立时成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知识分子。
１９５８年深秋的一天傍晚，查岈山人民公社四大队王资庄的人们刚刚吃过晚饭，就听军号声嘀嘀嗒嗒地响起来，男女青年便纷纷拿着小木凳，互相打着招呼，向村中的三间草房走去，王资庄农业大学上课了。课堂是三间草房子，门口一块白木板上写着“农业大学”几个黑字。
教室里没有课桌，一个泥巴垒的讲台，墙上用锅灰涂成的黑板。人们陆续进了农业大学的门，各自找了地方坐下来，有说有笑，一会儿，一个穿着黑夹袄的汉子手里拿着馍走进来，边走边吃上了讲台。
这汉子叫吴套，是村里的会计，解放前上过几天私塾，念过“人之初，性本善”，学会了加减乘除。自从上级要办农业大学的会开过以后，村支书在村里的人堆里数来数去，最后选中了吴套。
村支书找到吴套，说：“吴套你会加减乘除法吧？”
吴套眨眨小眼说：“会倒会一点儿，就是难点儿的不会。”
支书说：“多难的你不会？”
吴套想想说：“数多了我就不会除了。”
村支书拍拍他的头，说：“就这吧，你当大学教授吧。”
吴套吓得蹦起来，说：“去吧支书，大学教授能是玩的，我是蚂蚁尿书上———湿（识）字不几个，别让人笑话我了。”
村支书说：“不当能中？这是政治任务。”
一听说是政治任务，吴套不蹦了，这年头谁敢惹政治呀？吴套只好苦着脸说：“中，支书，我先丑话说头里，我只能教加减乘除。”
村支书苦笑着说：“你就是教个小老鼠爬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就中。”就这样，吴套当了农业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吴教授，吴教授。”人们半是戏谑半是调侃地乱哄哄。
吴套把馍送进嘴里，用手抹拉一下嘴角，说道：“教授，上课，上课。”人们渐渐静了下来，纷纷掏出铅笔、小本本放在膝盖上，吴套在黑板上写了一气，转身对大伙说：“今天学习乘法，大伙先记记，再跟着我念。”人们就照葫芦画瓢地在小本本上记，有人说：“吴套啊，千万别学得多了。回家跟老婆一睡觉就忘光了。”
王资庄农业大学办了一个月就散伙了，一是农活太忙，没人学了；二是吴套把肚子里的东西也教完了，再教没东西了。吴套对校长姬振华说：“校长，我可是没啥可教了。”
今天，当我到王资庄采访时，当年的大学校舍早已扒掉了，当年的大学生们早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翁老妪。教授吴套早已耳聋眼花，佝偻着腰在村头晒暖，老眼昏花地看了我一阵子，讷讷地说：“胡弄，如今我连乘法口诀都忘了。”提起当年事，他有隔世之感。
四海来宾出尽风头
伴随着深秋的金风，岈山人民公社的名声越传越远，终于名扬天下，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全国第一个高产“卫星”把岈山人民公社推向了辉煌的峰巅。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参观团，前往岈山参观学习，仅一个月时间，参观团就达２９个，参观人数达３１８００人。北京的大右派章伯钧、储安平他们来接受教育了，参观了龙沟食堂，亩产３８５３斤的“卫星”地等，这些大右派们一个个服气了，都纷纷表示：“人民公社的伟大奇迹教育了我们。”那些蓝眼睛金头发高鼻梁的西方人也来了，摄影机对着放了“卫星”的麦秸垛照个不停，嘴里不住地“ＯＫ”；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来了，他们带着显微镜，挖来“卫星”地的泥土进行化验，无不感叹人民公社的伟大。
岈山几百年哪出过这样的风头呢？这一阵子陈丙寅和钟清德忙得不亦乐乎，公社研究决定，成立一个接待团，下设经验介绍组、伙食接待组、交通运输组，专门负责一切来访接待事务。为了全面介绍人民公社的经验，全社设立了２５个展览馆，展览内容有漫画、快板、实物，使前来参观的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活生生的教材。党委分工陈丙寅书记向参观团的人们介绍岈山人民公社的全面情况，社长钟清德蹲在韩楼介绍放亩产３８５３斤“卫星”的情况，副社长银宗吾专门负责后勤接待工作。
如今那个伶牙俐齿的钟清德已经作古，每天放牛的陈丙寅回忆说：“那时候真忙得连放屁的空都没有，参观的人一拨拨地来。我是一次次地介绍，不几天就讲得嗓子哑了。最后没办法，只好让人给我录了音，人一到就放录音，白天来了白天放，夜里来了夜里放。”
退休的银宗吾刚送完孙子去学校，我把他请到招待所，老人回忆说：“我分工负责后勤接待。咋接待哩？我想着来参观的有领导有群众，总不能混到一堆儿吃饭吧，就让人在乡政府垒了个小食堂，专门接待领导干部；在杨店学校里垒了个大锅，搭了个大棚，专门接待一般干部群众。人来得实在多时，接待不了，就领他们去群众家吃饭，反正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饭也没啥好吃的，蒸馍，熬豆腐粉条，人来了就发一个碗一双筷子，排队打饭，吃过饭，嘴一抹拉就走人，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社会嘛。乡炊事员朱德实是把好手，南方人来了做大肉块，新疆人来了做半生的肉片，北方人来了做汤。住处安排在教室里，地下铺上厚厚的麦秸，县里给批的被子，人来了就往屋里领。那时候，来人也不分个时候，啥时来伙房就啥时做饭，吃流水席，一天也不知做几顿饭，谁来谁吃，吃了就走，至于后来吃了多少面也没个数，反正吃完了就写个条子往乡里送。”
在这一片沸沸扬扬的赞颂、祝贺声中，岈山人民公社党委一班人被自己的创举所激动，成天处于陶醉之中，如一个小孩被自己吹出的肥皂泡的五颜六色所迷惑，他们的头脑也处于昏眩状态。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充分显示人民公社的伟大和优越，公社党委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全社在半个月之内，开展一个百花齐放的竞赛运动，提出要事事挂元帅，事事放“卫星”，事事搞跃进。同时，全面开展评比活动，并号召各级干部要充分发挥领导艺术，敢想敢干，破除一切迷信，大搞工作方法的新创举，如畜牧、农业、食堂等项工作，可以提出“一夜完成××任务”，“几小时实现电气化”，“几天跨上千里马”，“一天放１０颗‘卫星’”等等。
如同催化剂，把本来就炽热的情绪推向高峰，人们无所顾忌起来。无所顾忌的人们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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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每天捕蚊５００亿只
向县委保证：每天捕蚊５００亿只，堵鼠洞１４７万个……
这恐怕是个亘古未闻的事情，自从世界上有了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大自然较为宽容地容忍了这些在人们眼里看来是丑恶的东西，为它们创造了许多可生存的条件，让它们繁衍生息。然而，到了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苍蝇、蚊子、麻雀、老鼠被宣布为“四害”，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了除“四害”，中共遂平县委发了红头文件，县委书记蔡中田，这位扛着汉阳造从沂蒙山打出来的汉子，又以当年打国民党的劲头，召开电话会议，宣布了县委关于除“四害”的决定：苦战三天，搞个歼灭战，全县工农兵学商实行半日制工作法，每人每天交两只麻雀，两只老鼠，１００只苍蝇。
这下热闹了。当天晚上全县上下灯火通明，家家户户齐出动，捉老鼠的捉老鼠，逮麻雀的逮麻雀，战果辉煌。据统计，一夜间全县共出动除“四害”大军１１４７５７人，捉老鼠２６８４８只，堵老鼠洞２４４６４８处……
各社、乡纷纷响应县委号召，向县委作出保证：每天捕蚊５０．０１亿只，堵老鼠洞１７６５万个，打蝇子７２８万只。
如今，当我翻开那一页页发黄的档案，看到这些数字仍感到触目惊心，实在难以相信人们是怎样完成任务的。我曾向一位当年担任过公社秘书的老人打听，这些如同天文数字般的除“四害”任务数字，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呢？这位老人苦笑着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部分的数字是信口胡说的，只要上头高兴。反正也没有人一只蝇子一只麻雀地来核实，想说多少就说多少。”
报喜：生产队自造了火车
为适应人民公社发展的需要，公社党委领导人民大搞工具改良运动，人人献计，个个献策，人人搞创造，个个搞发明。各乡村都建立了技术革新研究室、发明创造展览馆，口号是：一村培养一个诸葛亮。
深夜，常韩粮所里依然灯火通明，几个人凿的凿，砍的砍，地上堆了一堆木板和刨花。人们用木板打制成大斗，一个连着一个，下面安上钢套，前面用人拉，后面有人推。于是人们欢呼：“木制火车”试验成功了。
凌晨１点多，公社党委书记陈丙寅被一阵锣鼓声从梦中惊醒，他迷迷糊糊地问进来的通讯员：“外边谁在闹什么？”通讯员说：“有人来报喜，说是试验成功了木制火车。”一听说岈山出产木制火车，陈丙寅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坐火车他这一辈子也没几回，自己社能生产火车，就可以天天坐了。待他走出门外，定睛一看，见灯笼火把映照下，人们抬着几个木头斗子，喜气洋洋地打着标语，上写：卫星，又是一颗大卫星，木制火车试验成功。陈丙寅问：“火车哩？”
7、天文数字征购粮———吹牛皮的代价
自古农民们就有朝贡纳粮的传统，只有李自成义军打破了这一传统，“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颇让千百万农民心旌摇动了一阵子。然而，历朝历代什么都可以免，惟独朝廷的“皇粮”不能免，这一点中国的农民是清楚的。
１９５８年夏、秋两季的“粮”征购，却让查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
征购任务下来了！全县全年征购任务９０００万斤，夏季完成５５１４万斤，秋季任务３４８６万斤，全年统销任务２０００万斤，差额７０００万斤。油脂统购任务１２５８万斤。
实际上全县全年粮食作物产量为２４４００万斤，大豆与芝麻的产量是４９６４万斤和９０４万斤。
可县委财政的账面上，却明明白白地躺着一个巨大的数字：全县粮食总产量为１００２７９万斤，比去年增长了３．１倍。
实际与账面的差距不啻是天文数字：８５８７９万斤！
这能怪谁呢？小麦亩产３８５３斤，玉米亩产１．２万斤，红薯亩产２０多万斤，难道不是大丰收吗？这些高产数字不是从你们嘴里吹出来的吗？既然有这么高的产量，难道不应该向国家多交售些粮食吗？全县人均粮食１５６５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一切顺理成章，合情合理。
当人们艰难地吞咽苦果时，才悟到吹牛皮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只是，这个代价要用天文数字计算。
关于９０００万斤的征粮指标是如何产生的，娄本耀向我介绍了如下情况：１９５８年夏季，在郑州，我和县委书记蔡中田参加了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县、市委书记，记得是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的会议。会议调子一开始就很高，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河南省人均粮食超千斤，已经向中央报了喜，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我们要下大气力抓好粮食征购，产量高，征购任务也要高。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会下，信阳地区行署召开小组会，地委书记路宪文头脑热得很，逼着各县委、市委书记表态报高产量，并规定不准低于亩产５００斤，杠杆一定，人们都往高处报，惟独平舆县委书记曹明认死理，报的产量偏低。结果，路宪文书记组织人辩论曹明，斗争得很厉害。这一斗，就把产量斗上去了，一个比一个报得高。蔡中田找到我私下商议，说：“老娄，你说咱报多少呢？”我说：“报个３００多斤算了，多了咱拿不出恁多粮食呀。”蔡中田发愁地说：“报低了过不了关呀，你没看这阵势，把曹明斗争得死去活来，咱们谁架得住这么来一家伙呀。”我说：“把粮食征购光了，老百姓吃啥哩？”蔡中田叹了口气，说：“唉，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吧。”我问：“蔡书记，咱报多少呢？”蔡中田伸出手指比画了一下，说：“９０００万斤，怎么样？”我吓了一跳说：“太多了，根本完不成，去年才征８００万斤。”蔡中田说：“就这样定了吧，说不定这还过不了关哩。”我想想，也只有这样了。蔡中田还说：“人家淮河南边都他娘的报１亿斤啦。”
瞒产私分坚壁清野
据房维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载：全中国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实际产量才达４０００多亿斤，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２．５％。
但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征购量却由上年的９６０亿斤猛增到１１７５亿斤，增长了２２．２３％，在大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时把夏粮基本吃尽的情况下，秋收时交征购粮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恐慌和不安。同时，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强行收回货款）和高征购，引起了农民的更大恐慌和坚决反抗。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党委大批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