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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暴雨倾盆，山险水急，张和庄水库水位暴涨，半夜里大坝冲开两道口子，库水冲了出来，一阵凄厉的紧急集合号声划破夜空，人们从方圆赶来，很快将缺口堵住了。
军号声里，杨店兵团打着红旗上了凤凰山，白天干了一天，夜里仍然不下山，炊事员把饭挑到山上。大伙儿打着灯笼、火把挖鱼鳞坑，三天三夜挖了３０多万个，一面长十里的山坡披上了绿装。
夜半，冲锋号在山下响起，这是水稻营的战士们连夜清除田间杂草，一人一盏小灯笼，晃动在田野间，一夜清除杂草２００亩。
印度学者钱德拉·塞卡尔曾到过岈山人民公社采访，耳闻目睹过生产军事化的创举，他在《今日共产党中国》一书中写道：当我在农田附近漫步时，我看到地里到处都是几条步枪扎成堆竖在那里。我看到一群群农民劳动后又拿着老式步枪，排着军事队形，在田野里操练，真让人不可思议。
岈山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几千万中国人正式组织了形形色色的军事兵团，人们养成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上工和收工”的习惯。
陈丙寅也不无感叹地说：“后来，生产军事化也有胡弄的，一下子弄到茄子棵里去了。”
当夜幕降临之后，山的巨大身影显得朦胧而淡远。熄灯号吹过，窗户台村只有牛屋里亮着一盏灯，全村家家户户熄了灯。窗户台兵团在实行军事化中走了一着好棋，他们把全村的房屋统一分配，所有男人住村东头的营房，所有女人住村西头的营房，老年人带着孩子住留守营房。夜里有民兵在各个防区巡逻放哨，查问口令，颇有军事化的味道。
可是，人毕竟有七情六欲。那些被无端分离的男人和女人们正值壮年，欲火中烧，怎受得了这清教徒一般的生活。于是，当夜深人静男人女人们便相约到野外，寻一处清静之地，重温旧课，自是一番情趣。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兵团领导发现有人触犯“军规”，到野外相会后，便派出巡逻队，一下子就抓了几对男女，且都狼狈不堪。于是，全团召开辩论会，把几对男女置于人群中，让人们对他们辩论。
“你们为什么干这见不得人的事？”问。
“想哩。”答。
“你老想，谁不想呢？你们就不会忍一忍？”问。
“也知道犯错误，就是忍不住。”答。
“还想不想了？”问。
“不敢想，急死也不想了，谁再想就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答。
软弱的女人早哭做一团，成了泪人。辩论会开得热烈而生动，人们情绪十分高涨。经过斗争的男人和女人们事后仍然兴高采烈，说：“娘的，如今才尝过先结婚后恋爱的味儿。”
１９５８年６月《河南日报》报道：岈山人民公社实行生产军事化以后，使广大社员不仅在生产上，而且在其他各方面也增加了集体活动的机会，这对于社员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养成和加强集体思想、集体观念是有很大好处的。
理论把实践装扮得光彩夺目，事实和宣传大相径庭。
家家办工厂户户冒黑烟
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奇迹：三个铁匠炉在几十年间奏着孤零单调曲调的穷乡僻壤，一夜间出现了上百家工厂。
工匠是土生土长的———铁匠、木匠、银匠、石匠、泥瓦匠、窑匠、油匠等，只要是会点什么手艺的，统统到公社报名，登记造册。
几间草房便是一座工厂，打铁的仍然是一座炉，几把大锤，门口挂着“岈山人民公社修造厂”的牌子；木匠仍带着斧、刨、锛、凿，新刮制的木板上写着“岈山人民公社木工厂”；油匠支起一口大锅，小毛驴拉着沉重的油磨转着没尽头的路，油匠仍是仰着一张油光闪亮的脸看人，牌子上写着“岈山人民公社榨油厂”。
山民被自己所创造的壮举所鼓舞，满怀豪情地提出要实现“十化”的口号：农业机械化，水利自流化，交通运输汽车化，山坡变成梯田化，旱田变成水田化，社会主义电气化，队队都要通电话，户户都是电气化，男男女女有文化，荒山变成绿林化。
正如毛泽东所言：“一穷二白，好绘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的诗篇。”
在全民大办工业的热潮中，岈山人民公社土山街工业区最为引人注目。据《河南日报》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０日所描绘：这个山乡小镇的南北街道两边，布满了工厂：机械厂、染织厂、被服制鞋厂、铁木工厂、修配厂、棉花加工厂、食品厂、榨油厂、面粉厂等等，走进土山街，轰鸣的机器声和有节奏的马达声，使你仿佛觉得走进一个工业城市。
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张明顺曾经是土山工业区的创始人，时任岈山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
谈起大办工业的事，张明顺顿时眼睛亮了，苍老的脸上立时注入一种生气，兴奋地说：“那年头，谁不是拼命干工作，为了抓好土山工业区，我７天７夜没合眼，要是工厂保持到现在就好喽，可惜，全毁了。”
１９５８年的春夏之交，天气好得出奇，暖融融的南风软软地吹着，小麦轻舒着腰肢扬花灌浆。张明顺一路哼着小曲进了土山街南门，街西边是手工业合作社，３个木匠专干修木杈、装犁耙的活计，８个打铁的常年打着门搭吊、耙齿、牛鼻圈之类的活计，每逢集市，山里的人带点山货到这里换点盐、针头线脑的，张明顺顺路到手工业合作社看了看，又要过大锤乒乓地打了一阵，才回管理区办公大院。
正巧，管理区的干部们都在家，一见张明顺回来，七嘴八舌地问：“张书记，这回公社开会啥精神？”张明顺看了大伙儿一眼，说：“趁热打铁，咱们现在就开党委会吧。”党委会上，张明顺把上级要求在土山街办工业区的指示向大伙儿讲了一遍，听后，大伙儿都沉默了许久，有人摇着头说：“咱们儿辈子没见过啥工厂，会办个啥工厂，别胡弄了。”
张明顺等大伙儿都讲完了意见，才笑着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不成？红军小米加步枪就能打败蒋介石，我们赤手空拳就不能办工厂？办啥工厂？我想咱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办不成上海、北京的工厂，咱就办岈山的工厂，先把各种能工巧匠组织起来办手工工厂，再由低到高，由小到大地发展，大伙儿说中不中？”
大伙儿一听，茅塞顿开：咦，就办这工厂呀，好办，一个个高兴得直拍手，当下人们分头回各大队连夜召开动员会去了。
翌日清晨，正逢大集，随着挑担的、卖蒜的、修锅的人流一起，铁、木、银、石、泥、窑、油等匠人，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一天时间就集中了１６０人。在通往土山街的大路上，人们赶着满载木料和废铁的大车，一辆接一辆地把原料运往土山镇，土山镇的街道上堆满了各种物料。土山镇的社员也被这种动人的情景所打动，一夜工夫，就腾出１２４间房子，当做工厂的厂房。张明顺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根据每个匠人的技术专长，分别给他们派工分组。木匠来了，张明顺说：“去吧，成立个木工厂。”油匠来了，张明顺吩咐：“弄两间房子，开个榨油厂。”会用高粱皮编织的来了，张明顺搔搔头说：“你们成立个编织厂吧，别老编席子。”最后，只花了２元５角钱买了一把钳子、两把锉刀，一些办公用的笔墨、纸张。于是，铁、木、修配、编织、榨油、化肥、缝纫、制鞋等工厂都开工生产了。
采访中，我疑惑地问张明顺：“这些工厂能生产什么呢？”
张明顺神采飞扬地说：“什么都能生产，土山机械厂为造纸厂生产造纸机，为碗厂造了两部球磨机，还造了手推收割机……发挥了不少作用哩。”
有关资料介绍：常韩大队的百亩小麦丰产田，用公社工厂生产的土化肥上了３次，共１０万斤，对小麦增产起了重要作用，这块百亩丰产田获得了每亩平均１０６２斤的好收成。
果真如此吗？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了当时的公社机械厂的工人王天德、李国兵，听了他们的介绍，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骨土”土化肥，就是人们把收购的各种牛、马、羊骨头，放到球磨机磨碎，又搀到黄土里，然后浇上人尿，闷起来，半个月就可以上地了。至于密植耧、跃进锤更是为显示出人们敢想敢干的劲头。密植耧就是把千年不变的三条腿木耧，再加上十几条木腿，间隔变小，这就成了密植耧，种的麦子几乎没有间隔，社员没法下地锄地。跃进锤更是简单，把生铁在炉中化开，浇到一个模具里，做成二三十斤的开山锤。
我大惊，问：“这不成了岳云锤震金弹子的锤了吗？”
二人笑笑，说：“胡弄呗！”
我在土山街上采访，看到昔日的各种工厂早已烟消云散，我找不出丝毫的辉煌，就连凭吊的遗址也找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街两行个体户生意铺面，挂着红红绿绿的商品，音箱里正奏着节奏感很强的迪斯科，烫着波浪头、穿着牛仔服的年轻人在街上走来走去。
据陪同我的同志介绍，土山街有不少个体户办起了家庭加工厂、商店，早已成了几万元户，生意红火得很哩。
黄昏的夕阳里，我漫步在土山街头，心灵仿佛受到生活的一种启迪：私营经济强烈地表现着旺盛的生命力，难道没有合理性吗？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轮回，经济规律从不关照空想家。
6、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查岈山区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传说：明朝末年，李自成率大军进了查岈山，在母猪峡被官军打了个埋伏，义军受到挫折。李自成率军退到查岈山西的平头垛山下，见此山高耸入云，层峦叠嶂，易守难攻，就率众登上山顶安营扎寨。后来官军赶到，将平头垛团团围住，强攻义军营寨，兵将损失惨重。有人献计：断绝山上粮草，可以令李自成不战自降。李自成见官军将山困住，毫无退意，想到将来山上粮草用尽，不禁心事重重，夜不能寐。
一天夜里，李自成昏昏入睡，忽然一白胡子老头来到，告诉他山上有三分金地，种上庄稼不到８天就可以收获。言毕，老头化作一道金光去了。李自成醒来，惊骇不已，忙命人播种小麦。果然，小麦第二天出土，第三天拔节，第四天孕穗，第五天扬花，第六天黄熟，第七天收割。将士们打场扬麦，麦糠像雪花一样飘下山去。官军大惊，知道李自成暗中有神相助，只好起营拔寨，灰溜溜地逃了。
三分金地毕竟只是一个古老的传说，而查岈山人民公社的人们却使传说变为现实。
１９５８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风调雨顺，人勤春早，金簸箕里仿佛就是金色的海洋，微风吹拂，百里平原涌起金色的麦浪。麦子没割，早秋的庄稼也长势喜人，翻身的山民们都高兴地说：“共产党的江山有老天爷帮着哩，共产主义快到了。”
麦子刚开镰收割没几天，从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爆出一则头号新闻：２亩９分地的小麦亩产３８２１．９斤！
就在卫星社坐上“卫星”之后，全国上下一片喧哗，“卫星”竞相飞上天空。第二天，湖北省谷城县乐民社宣布，亩产４３５３斤，使卫星社的“卫星”黯然失色。２０多天后，与遂平县毗邻的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宣称小麦亩产７３２０斤。７３２０斤小麦就是铺在１亩地里，也足有半寸多厚，不知麦棵是怎样承受得了的。这天文数字让全中国目瞪口呆。
吹牛皮确实不交税
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来到这块神奇的宝地，刚刚麦收罢，秋玉米尺把深，责任田的主人告诉我说：“这块地最高产量也就是６００多斤。”说起３０年前的高产“卫星”，人们都哈哈地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吹牛皮不交税呗。”“咋说哩？”陈丙寅点了根烟，神情严肃地说：“放了小麦高产卫星，全国都知道，危害不浅哪！”他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中。
他说：“其实，在放卫星之前，全国已经很热了，记得先是《中国青年报》上登载，贵州省金沙县禹漠区打坝乡民丰社，创造了单季稻亩产３０２５斤的纪录，就把我们吓了一跳，日他娘，咱这儿水稻再高产也不过七八百斤。不几天《人民日报》又登了甘肃省文县景象坝农业社的一个青年突击队，在２亩５分山地里，创造了亩产马铃薯１７４１０斤的全国高产纪录。这又叫我们吃惊不小，不信吧，《人民日报》登的，信吧，这１万多斤马铃薯就是在１亩地里堆起来，也得堆一尺多厚，咋种的呢？这时候，查岈山区开始割麦子了，说句良心话，当时最高每亩地也就２００多斤产量，最好的地也顶多打３００来斤，我在下乡检查工作时，发现了两块地的麦子长得特别好，穗头大，籽粒饱满。一块是韩楼大队钟庄的地，一块是魏楼大队水库里的一块地，就有人开玩笑说：‘今年咱也放它个卫星。’我说咱放卫星算啥，不顶人家的零头。这时，新华社女记者方璜来了，前后来的还有省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人。”
吃饭的时候，方璜说：“这回下来采访，就是要找高产‘卫星’呢。”我问：“这高产‘卫星’多高算高呢？”方璜说：“一两千斤不算高吧？”我笑着说：“那得几亩地合到一块儿差不多。”钟清德在一旁说：“陈书记，你不是说有两块儿地的麦长得好吗？打打试试，说不准能放‘卫星’呢。”
于是，公社分派让钟清德去收割监打韩楼大队钟庄的那块地，让团委书记曹志新去打魏楼水库里的那块麦地，方璜说：“我也下去转转。”第二天，他们就都下去了。
记得是第三天的下午，我在公社接到方璜的电话，她很激动地告诉我：“韩楼放了高产‘卫星’。”我一听，忙问：“亩产多少斤？”方璜说：“亩产３０００多斤。”我不大相信，说：“别打岔子了，会有恁多？”方璜说：“真的，一点错不了，陈世俊队长正领人打二遍，说不定还会更高。”公社出了这么大一颗“卫星”，我是公社党委书记不能无动于衷，放下电话就赶到韩楼去了。一到钟庄，老远就看见麦场里很多人，走过去一看，见方璜也在，公社副社长银宗吾也在，还有钟清德、陈世俊、曹玉娥一干人。麦垛不小，是个大马头垛，小山一样，确实不小，但要说是一亩地打的，我从心里不相信。可是那种形势，谁敢说不相信呢？谁说不相信就打谁的右倾，说你是“小脚女人”。我就问陈世俊：“啥时候割的麦子？啥时候打的？”陈世俊说：“昨晚上连夜割的麦子，今上午打的，一点不错，亩产３０００多斤。”妇女队长曹玉娥也说：“是２亩９分地的麦子，每亩打了３８５９斤３两９钱。”我也不敢说有假，只好说：“来，再称称，把数字弄落实了。”于是，大伙又装的装抬的抬，一家伙称到天黑透，才算称完，总共１１１７８斤６两，平均亩产３８５３斤。后来我说：得刨去点麦余籽。钟清德问：“刨多少？”我说：“刨个七八百斤吧。”最后，定为亩产３５８３斤３两９钱。我嘟哝了一声：“就这也有点玄，会打这么多？”方璜听见了说：“陈书记，这是人民群众的创造，不相信群众可不行。”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亩产３５８３斤的报道。我心里老不是滋味。我是农民出身，咋会不知道一亩小麦打多少斤呢？后来，不断有人问我放“卫星”真的假的，我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硬说是真的，亲眼所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