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还讨论通过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制定了纠正“共产风”等错误的措施。中央决定：所有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开展一个整风整社的运动。运动中，要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作风、强迫命令风。要通过整风整社运动，进一步调整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健全党的生活，加强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中央规定，社队各级和县以上各级各部门的平调账，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赔，谁平调的谁退赔，从哪里调的退赔给哪里。要用退赔来巩固以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用退赔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使大家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不能剥夺农民的道理，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的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
为切实纠正“共产风”的错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央还决定，提高粮食、油料、生猪、禽蛋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将社员自留地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由５％提高到７％，２０年不变……
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较为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的“八字方针”，作出了纠正“共产风”等错误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基本上终止了长达３年的“大跃进”运动，实现了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那年开展的整风整社“反五风”运动十分深刻。那些“五风”严重的干部们垂头丧气地排着队，被荷枪实弹的民兵押送着，反省认错，劳动改造。深受“五风”之苦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调整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
发展农业生产
为了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除继续从各方面精简和节约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以及加强各行各业尤其是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外，１９６１年，党中央还采取了提高收购农副产品的价格、减少粮食征购、降低农业税率、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缓解供应紧张局面、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管理体制、改进计划工作、加强企业管理、压缩调整工业等一系列措施。
但由于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采取的调整措施不够及时和得力，加上当时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经历了一番风险，又开始了新的航程。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内忧外患，让中国这个巨人有点步履踉跄，前进艰难。帝国主义和一些国家的反动势力的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撤回专家，带走了全部合作项目的设计图纸和资料。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赫鲁晓夫掀起新的反华浪潮。
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召开的。
没顾上吃１９６１年的腊八粥，中共中央、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们，冒着刺骨的严寒，赶到了北京，参加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
七千人大会于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开幕，原定只开１８天，按中央机关和六个大区分组活动，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因《书面报告》的讨论、修改时间延长，且增加了发扬民主、开“出气会”的内容，会议到２月７日才闭幕，共开了２８天。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
会议的第一阶段，从１月１１日到２９日上午，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的《书面报告》和他在大会上的讲话。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第一稿写出后，政治局还没有讨论，毛泽东提议直接印发大会，以便更好地集思广益。稿子发下去后，果然议论纷纷，并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在各组讨论的同时，会议组成２１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参加的有政治局成员、中央局、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根据会议讨论提出的意见，用８天时间修改，形成《报告》的第二稿。２４日，毛泽东看过后，表示“赞成这个方案”。
１月２５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书面报告》，同意提交大会进一步讨论、修改。
１月２７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大会，把印好的《书面报告》第二稿发给大家。刘少奇在会上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和党的作风等四个问题作了更具体、更深入的说明和补充。会后，各级讨论《书面报告》（第二稿）和刘少奇的讲话。与会同志普遍感到满意和兴奋，认为报告讲得深、讲得透，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中央向大家交了心、交了底。
会议的第二阶段，从１月２９日下午到２月７日，开“出气会”，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原计划１月３０日或３１日结束，但到２９日下午，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
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商量，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毛泽东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有一个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大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气’都没有出，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打击，不报复。”
１月３０日，各级召开全体会议，动员大家打消顾虑，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向上级提意见。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体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晚上，毛泽东又在各中央局书记会上，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
１月３１日到２月７日，主要是召开小组会议，对省委、中央局、国家机关、中共机关及负责同志提出批评意见。
２月４日，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看戏。５日进行春节团拜活动，毛主席和大家一起过春节。
在会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建设问题，重点是讲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健全党的生活，包括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党的经常工作、培养和挑选干部、学习马列理论和毛泽东著作等问题。林彪、朱德、周恩来都分别讲了话。
２月７日，大会胜利闭幕。
“七千人大会”围绕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１９５８年以来四年中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初步认清１９５８年以来工作中的主要错误、缺点，确定１９６２年的任务，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会上，对困难和形势的估计是有分歧意见的。有的人很乐观，认为形势已经根本好转，“１９５８年的劲头又起来了”，“生产高潮正在开始到来”，过两年又“可以组织新的跃进”。华东局的柯庆施一贯极“左”，他对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表示不满，提出：“１５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足干劲？越看越没劲。”
刘少奇不仅在《书面报告》中列举了经济形势严峻的事实，而且在讲话中实事求是地说：“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减产还相当大，工业也减产。人民吃的粮食、副食品、肉、油都不够，穿的、用的都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１９５８年以来，出现这么严重困难的局面，过去总是归咎于或者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不敢从主观领导工作中找原因。１９６１年５月，刘少奇同志下到湖南宁乡县花明楼进行调查，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认为困难主要是由“人祸”造成的。
他在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刘少奇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实事求是地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让与会者醍醐灌顶，如沐春风。
对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会议认为：首先应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次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账，都有责任。
毛泽东坦率地承认：“去年６月１２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周恩来也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邓小平也表示：“在中央，首先应该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
大会在讨论和分析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共计十六条。毛泽东在大会上专门讲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阐述了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性。他指出：“在认识客观规律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
毛泽东态度诚恳、谦虚，与会者无不深受感动。
大会自始至终民主风气很浓，连续四天的“出气会”，使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高潮。毛泽东说：“要让人家讲话，要让人家批评自己。”“有错就改，谁的错误就谁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毛泽东表示，不要把他写成圣人，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问题。
周恩来带头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两个错误：一是，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６日在人大常务委员会上，提出了超过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二是，１９５８年６月２日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９８．５％、重工业下放７０％的文件。
刘少奇也说：“过去这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偏向，这种集中过多，不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
陈云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确。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几年来工作中的错误，动员和组织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克服经济困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等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大会以后，全国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１９６２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完成６７．６亿元，比１９６１年减少５５亿多元；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比１９６１年减少４０６个。
降低工业生产发展速度，调整工业内部结构。１９６２年年底，全国精简职工９．３５万人，减少城镇人口１２００万人。１９６３年又继续精简职工１００多万人，减少城镇人口３００多万人。
继续调整农村政策，统一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解决了从高级社以来即存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严格财经管理，控制通货膨胀。加速货币回笼，增加财政收入，消除财政赤字，缓解市场供应紧张局面，满足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
此时的中国虽然还不是一片莺歌燕舞，但毕竟从泥淖中站了起来，逐渐恢复生机，历史的列车又隆隆前进了。
历史是有情的，也是无情的。历史终于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２５年的人民公社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那是１９８２年１２月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重新修改的宪法决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
人民公社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毛泽东生前也多次谈到人民公社存在或垮台的两种可能性。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他在一份材料上写的一段按语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５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试验过程中，最后做结论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不忙做结论。究竟人民公社是崩溃，还是发展，要再看。”
人民公社真正开始崩溃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长达３０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从艰难曲折、坎坎坷坷中走了出来，她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气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面对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公社现在的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时匆匆忙忙地搞过渡。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一般不要变动。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形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取代了原来人民公社的生产体制。
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就“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说：“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历史已经做了结论，人民公社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终于烟消云散了。党和毛泽东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是一次不成功的大试验、大探索。这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经济领域中的试验与探索，也为我们从另一面留下了有价值的遗产。中国共产党从这场试验中获得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