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找来了消防唧筒、大水桶、小水桶等，帕维尔·杰尼索夫抓着水龙带管咀，红军侦察员们提着装满沙子或水的桶扑向火焰……
与烈火斗争的激烈场面也感动了我。我下了马后，向燃烧着的房屋跑去。我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台阶上躺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她被砍断了一只手臂。在她头顶上方冒着一团团的浓烟，旋舞着火舌，然而，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
突然，身边不远的地方炸响了一颗手榴弹，接着又响了另一个。敌人虽逃往对岸去了，但仍用燃烧弹来泄他们对整个村镇和居民们的仇恨。
应该渡过河去消灭讨伐队的炮队，并乘胜追击……但这个任务只能由正开来的团主力部队来完成。因战士们从救火现场撤下来是不可能的。战士们是不会理解我的意图的。我的助手谢尔盖耶夫来了。他报告说，大约两小时之后我团就能抵达这里。我们简单地交换了意见之后，谢尔盖耶夫带领5个骑兵侦察员到村镇南边去寻找浅滩。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夫比我大3—4岁，他曾是沙皇军队的军官。战斗中他勇敢异常，甚至是狂热般的勇敢，有时我感到，他是在故意找死。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头发淡褐色，长着一张开朗、善良的俄罗斯人的脸庞。他已成家，但从未收到过妻子的信。有一次，他给我看一张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的照片，他说，这就是他的塔季扬娜。但是，每当我问起他妻子在什么地方和近况如何时，他的脸色就阴郁起来，并且沉默不语。他从不谈自己的家庭生活，可是，他却偏爱谈他曾在沙皇军队里担任团徒步侦察队长时的事。
有时他的确把死当儿戏。红军战士个个都卧倒在地，伸起一只手都很危险，而谢尔盖耶夫却直着身子沿散兵线来回走动。我不只一次地责问他：
“你为什么要白白地去冒险呢？”
他总是用同样的话回答我：
“算了吧！……让他们快点打死我吧！”
不论是我本人，杰尼索夫，还是红军战士们都很尊重他的勇敢和诚实。有一次，我们与他谈起入党的事。但他好像是开玩笑似地回答：
“难道非党人士就不能象共产党员那样去死？”
现在，在这里，当他看到白匪军的狂暴行为之后，他简直坐卧不宁，恨不得马上投入战斗！如果我不派他带领几个骑兵侦察员前去，他，大概会一个人奔向河对岸。
菲利普·古里亚诺夫的侦察员们跟随我奔向村镇北边。
乌法河流到此地变得又宽又浅。为了核实从居民那里获悉的情报，侦察员亚库波夫——他是鞑靼人，我们叫他亚什卡，骑马涉水渡过河，然后又返回来。白军发现了他，向他开火，但子弹没打着身手敏捷的侦察员。一切都好。也就是说，可以步行渡河。
团主力到了，但炮兵连还滞留在途中的树林里，起码要等待3—4个小时才能到达。这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困难。敌人还在继续炮击工人住宅区。我立刻作出决定，不等炮兵就强渡乌法河，追赶白匪军，直到把他们消灭干净。
我把掷弹炮班班长和军乐队队长叫来，谈了我的计划。
计划是这样的：
掷弹炮班先占领位于村镇中心的靠河边的发射阵地。乐队就摆在炮手的旁边。当各营刚一报告强渡准备工作完毕，乐队就奏起《同志们，勇敢地向前！》这支歌子。5分钟后，掷弹班向敌人开火，所有的机枪也同时向敌人扫射，这时，步兵跳入水中渡河，并高喊：“乌拉！”向敌人进攻。
将近12时，各营营长陆续报告已准备好强渡，我正打算给乐队发信号的时候，第3旅旅长斯特罗加诺夫来了。
我向他报告，我团正准备进攻。
然后，我转向乐队……旅长生气地问：
“这是演什么闹剧呀？”
“过5分钟后，您就会看到……”
河对岸已开始骚动。看来，乐队奏的曲子使敌人不知所措。白匪军们从掩蔽所站起来，向我这边张望，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我们的掷弹炮一齐开火，机关枪也哒哒地扫射起来。红军战士开始强渡乌法河，向对岸敌人发起冲击。敌人顶不住红军战士的猛攻，仓惶逃窜。这次战斗我们抓获40个俘虏，缴获3挺机枪。
斯特罗加诺夫在整个战斗中没有对我说一句话。战斗结束后，他默默地走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并要求把他刚写的报告通过电话或派骑兵通讯员送往师部。报告中这样写道：
“步兵第43团今天在乐队的伴奏下，强渡过乌法河，击退了敌人，并在继续追击中。俘虏、战利品数字，还在继续清查中。斯特罗加诺夫。1919年7月，于萨拉纳。”
红军战士保卫村镇，使居民免遭高尔察克讨伐队残害的光荣事迹，很快就在乌拉尔地区传颂起来。向广大劳动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红军的性质的工作，不仅政工人员在做，每一个战士也都在做。这使我们同劳动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各工厂的工人们奋不顾身地帮助我们与白匪军进行斗争。熟悉道路和林间小路的当地居民，为我们当向导。他们知道敌人驻在什么地方、敌人向哪里调动、在哪里集结。我们拥有这么多优秀的侦察员和向导，使我们可以在乌拉尔地区这个难以通行的、多森林的山地里，一天前进30—40公里。
7月6日，我们经过战斗夺取了曼恰日重镇，次日又占领了阿尔京斯克工厂。工厂的工人和镇上的居民为我们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召开了群众大会。在集会上我作了简短的致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如此众多的人面前讲话。
从萨拉普尔开始，我们与退却的高尔察克部队的后卫发生过多次战斗，每一次我们都比较容易地取得胜利。这一点把我们、特别是我个人惯得过分自信了。
然而敌人远不象我们想像的那么虚弱。
就在这时，新的考验接连地出现了。
我师几个团在萨拉普尔——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叶卡捷琳堡铁路线和布古利马——乌法铁路线之间进攻时，我们不知道，高尔察克为了控制乌拉尔地区，已把大批预备队投入战斗，并且已在乌法河与兹拉托乌斯特之间的山地高原上鏖战。因此，当我们在乌法河与敌军遭遇时，感到非常意外。
在别列佐夫卡附近的战斗，完全按照我们未预料及的另一种形式打了起来。我们几乎被迫转入防御。
补充侦察之后才知道，在上波塔什卡聚集了近一个营的白匪军，其配有大炮的主力部队布置在5公里远的别列佐夫卡。因此，我们决定：深夜时分，由第1营攻击盘踞在上波塔什卡的敌人；第2营绕过这个镇，攻击别列佐夫北郊敌人的翼侧。
7月9日凌晨，第1营在库兹明率领下发起攻击，尽管高尔察克匪徒进行了绝望的抵抗，还是被1营逐出这个村镇。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是战斗明显地延滞下来，因为敌人调动其主力部队，绕过我团左翼侧，向我进攻部队反击。
布哈尔指挥的第2营在夜间迂回，由于道路不好，抵达战场时已比原计划迟了很多。
形势愈发复杂了。拥有两倍优势的敌人绕过1营的左翼，向我各分队逼近。
我已不得不把最后的一个预备队——徒步侦察小队投入了战斗，并命令骑兵下马，成步兵分队，给他们加强了机枪，也投入战斗。但兵力仍然不足。敌人觉察到我们的弱点，胆子大起来了，更加猖狂地向我冲来。
在2营没有到达战场、向别列佐夫卡的敌军侧发起攻击以前，我们必须坚持1小时以上。
共产主义营这时距我们团还有30公里，正在向米哈伊洛夫斯基工厂进攻。因此，我只有采取最后一招了，即从发射阵地撤下两门火炮，疾速地运送到左翼侧，并迅速地展开。这一切简直是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的。我们的炮手还没来得及发射一炮，在他们的头顶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战士们都卧倒地上。敌人见此情景，拼命向前冲。当敌人冲到了距离大炮还有400米的地方，就在这时……
我跳到卧倒在地上的炮手身旁，下达口令：
“霰弹瞄准敌人，开炮！”
炮手们迅即跳起来进行直接瞄准，霰弹开始在进攻者中间爆炸，一群敌人倒下了，另一些掉头就往回跑。这时，布哈尔金的营正从西北方悄悄的接近别列佐夫卡，迫使敌人仓卒退却。
我们不能去追击敌人，因为部队需要立刻休息。
我没有睡着，心里思索着白匪军为什么如此顽强地抵抗？要知道，在这之前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们表现得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明天他们又会玩什行新花样？应该同政委商量一下。
午夜，我走进杰尼索夫的小屋。
我们坐在桌旁，打开地图。我们的进攻路线是经过秋利加什镇到舍马哈。前面是塔尔德列斯基山，再往前是乌法列伊斯基山，翻过这两个山岭，我们将到达亚细亚。
黎明时分，我才同政委分手。我们说好，太阳升起时出发。
7月10日中午，我团未经战斗就穿过秋利加什。在这里，我得到情报，说敌人正慌忙向尼亚泽佩特罗夫斯克撤退。
我师已靠近乌拉尔主山脉。通过山脉的道路基本上是在多林的山地，这里易守难攻。如果敌人在这片山地和隘口设防，他们只需用少量兵力就能建立起纵深梯次防御。那时，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火炮是很难突破这个防御的。
但是，高尔察克没来得及往这里调集预备队，没能建立起牢固的防御。他们仅仅在乌拉尔以西同我们打了几场遭遇战。他们的部队，包括卡佩利将军的那个军，都没能阻止我军的进攻。他们被各个击破，慌忙地撤退了。这样，在白匪军的几个主要集团之间就形成了一些疏于掩护的大缺口。这使我们能够迂回敌军的两翼，甚至在当地居民中找到的可靠的向导的帮助下，绕到敌军后方。在翻越乌拉尔山脉时，我们挑选的一些最隐蔽的、连在普通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路。
我师在敌人第5集团军与第2集团军的接合部、即在喀山——叶卡捷琳堡铁路线和乌法——车里雅宾斯克铁路线之间实施进攻，用了6天时间就征服了乌拉尔山。我们穿过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铁路干线，前出至乌拉尔山的东支脉。步兵第43团第一个越过乌拉尔山，并于7月18日占领了一个大村庄沃斯克列先斯克。
白匪军在兹拉托乌斯特和叶卡捷琳堡遭到失败后，同来自西伯利亚的新的预备队一起，显然，是决心阻止我部继续前进。为争夺车里雅宾斯克市，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持久战。因为我团接受任务：“从沃斯克列先斯克经秋布克向卡拉博尔卡进攻。”命令中既没有关于敌人、也没有关于我军的任何情报。
7月19日清晨，我们从沃斯克列先斯克出发。
穿过秋布克镇，在到阿拉基村之前，侦察队报告说，卡拉博尔卡方向有大股军队在运动。侦察员的情报很快被证实，我从望远镜里果然看到，白匪军的一长列步兵纵队在不设任何警戒的情况下行进。瞬间，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战斗计划：先把敌人的纵队放进阿拉基村，然后让配有火炮的前卫营用火力封闭从村里向西去的所有出口。这时，主力部队由东绕过敌纵队，突击敌军翼侧和后方。把敌人击退到大、小阿拉基湖。
推算一下敌人的运动速度，我们所能支配的时间大约只有3个小时，一切都要抓紧进行。我让骑兵通信员把命令送往前卫营，并要求团政委杰尼索夫返回主力部队，以便尽快地率领主力部队顺大路前往鞑靼卡拉博尔卡村，再从东边绕过敌纵队。吩咐完毕，我便带骑兵侦察员们和两辆机枪车穿过小树林向这条大路急驰而去。
很快，我们就看见了敌纵队的尾部，这个纵队有近一个团的兵力，他们在接近村子时，停下来休息。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杰尼索夫和谢尔盖耶夫骑马向我奔过来。谢尔盖耶夫报告说，我团第2、第3营已到达敌军翼侧。
事态的发展有利于我方。
大约过了1小时，村子里传来了机关枪的射击声。这说明敌人已与我前卫队遭遇。敌人纵队开始展开战斗队形。而那些中止休息的敌军连队，马上面向北面组织防御。
这时我看到，敌人把所有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去突击西北方向，同时兵分两路从左边和右边绕过已被我前卫营封锁的阿拉基村。我决定率领骑兵侦察队去冲击敌纵队最后面的一个营。我们的兵力当然太少，但我们是突然袭击，机关枪手将两挺机枪推向通往大路的一个高地上，向敌人的纵队开了火。近40人的骑兵侦察队冲了过去。
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于是一群群的士兵和军官纷纷放下武器，举起了双手。我们把军官与士兵分开，然后将俘虏送往后方。我准备向已展开的敌人分队发起新的攻击。这时，我团第2营转入进攻，白匪军被迫退向湖边。
被包围和被紧逼到湖边的白匪军士兵军官，先后停止抵抗，缴枪投降。就这样，刚刚到前线、身穿英式军装、装备新式步枪和“梅特拉利耶扎”型机枪的白匪军第12师第47团，便整个地被消灭了。我们俘虏了一千多人（其中17个军官），缴获近千枝步枪和12挺机枪。
俘虏中的士兵被押送到沃斯克列先斯克，那里有我们的辎重队。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们很高兴这么快就打完了仗。俘虏中的军官，在警备勤务队的警卫战士押送下，被送往另一个叫秋布克的村庄。
当天，我团占领了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和鞑靼卡拉博尔卡村。往后干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没有收到继续行动的命令。其实，我团这时已同左、右邻部队失去联系，与师部也中断了联系。
第2天，我们获悉，驻扎在卡缅——乌拉尔斯基地域的敌主力部队正向沃斯克列先斯克方向运动（我们在那里关押着头一天俘虏的1000多名白军士兵）。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我立即动身去沃斯克列先斯克，用警报声把俘虏叫起来，把他们送往上乌法列伊。后来才知道，师司令部已设置在那里。
在这之后，我回到了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在团司令部附近，杰尼索夫把我叫住。他从窗户伸出头来，叫我到他那屋里去。一进屋子，饺子的香气扑鼻而来，真是令人垂涎……哪个俄罗斯人不爱吃这种西伯利亚式的饭食——肉馅饺子！平常，每个至少要吃50个饺子，有时更多些。但我们没有多少吃饭时间，敌人又开始炮击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一个炸弹在我们窗前爆炸了。窗框被炸飞了，桌子像是被扫帚扫过似的，一切东西都不见了。我们俩被摔在地板上，震得耳朵发聋。长时间地嗡嗡作响。毫无办法，饺子全毁了。要知道在那个时期能享用饺子是多么难得呀！
7月21日，我团从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和鞑靼卡拉博尔卡村出发，经捷姆里亚斯向乌鲁库利进军。安得里亚诺夫的第3营作前卫营。在乌鲁库利村附近，前卫营遭到敌人从捷连——库利湖方向来的攻击。战斗很激烈。为反击敌人的进攻，我们命令库兹明的第1营展开，并命令古里亚诺夫的骑兵侦察队打击敌翼侧。敌人支持不住，向后退去。
从俘虏的军官那里得知，与我们作战的是得到沃伊采霍夫斯基军的一个工程连和一个舟桥连加强的第47团残部。指挥这支部队的是在卡拉博尔卡附近的战斗中仓忙溜掉的特卡琴科大尉。于是，我们决定，无论如何要包围第47团，把它逼到捷连——库利湖边，然后活捉特卡琴科。
就在这时，杰尼索夫来到我这里。他满脸惆怅若失的神色。他很喜欢安德里亚诺夫营长。他向我讲了安德里亚诺夫受伤的情况：伤在脸部，子弹从上颌穿进去，从耳后飞出来……。
我和政委筹划着合围敌人的计划。最后决定：让杰尼索夫绕到敌后，断其退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