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主动地去执行，还是不够的。万一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你还要为领袖。背尽一切黑锅，负尽一切责任。领袖如为化解他自己的责任，而要向你“借头一用”之时，你得慷慨捐头，而口无怨言，是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只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功臣、义士……，古人所谓“死士”；所谓“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者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领袖的绝对信任，成为领袖的“心腹”，去享荣华，受富贵。但你如善于Read his mind，就想乘势为你自己的利益，而取巧利用之（take advantage of it），一经发觉，那你就自掘坟墓了。
【宋至死未尝疑袁】
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关系，似乎就是如此。赵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杀宋，所以他就加意筹划了。袁之连电邀请宋教仁入都，磋商军国人事，显然他还是在“重用之”或“除之”的两极之间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觉。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甚为乐观。他甚至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还没有怀疑是袁氏对他下此毒手，所以他还要上书总统（这在帝制时代便叫做上“遗折”）作最后诤谏呢！书曰：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载《民立报》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宋之“遗折”颇有忠荩之忱，读来哀惋。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然赵为保存其“相位”，而乘机除一劲敌，或为杀宋之主要动机所在，亦未可知。果尔，则袁反为赵背杀宋之黑锅矣，是耶？非耶？袁氏当时“通令”自辩，也说：
「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须知刑事案件应侯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见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五月四日《政府公报》）」
他这话也有他的道理，读史不能以人废言也。而宋逝未几，凶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几洪述祖亦畏罪潜逃，赵亦淬毙，胡为乎而然呢？您说这是民初军阀时代的政府下流吗？蒋、毛二公时代，例子还少吗？举不尽了吧。纵在美国，甘乃迪总统是谁杀的呢？杀甘乃迪的刺客又是谁杀的呢？后来杀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谁干的呢？
政治暗杀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难书的，不查个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当“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现象。其实黄兴所说的“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这三大暗杀案，若从纯法律的观点来分析（如果读者贤达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审员（jurors）），我们就很难确定袁世凯是真正的刑事犯。证据不足也。再者，朋友，我们的国共两党，一向都主张“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走一个”（这话据说连陈诚都说过），则疑犯罪犯又何从分别呢？试看“六四”运动时，在北京大街之上，以肉体阻挡坦克车的小神经、大豪杰王维林，今在何处？江主席说他躲起来了；找不到了。难服攸攸之口也。我们怕他是在“错杀一百”中，被公安部门一怒之下“错杀”了也。王维林不是王丹，更不是宋教仁。他只是胆大包天的一个小神经而已。一个伟大的共和国，连一个神经兮兮的街坊小青年，都不能放过，那还是什么个国家呢？我们倒希望江主席就此对老百姓有个交代才好。朋友，今日中国在世纪未，专制向法制转型，已近最后阶段，尚且如此，则生存在世纪初的专制时代，政客官僚的行为如何，就不难想像了。我们写史者、读史者，除掉叹息之外，夫复何言？
【民初的黑金政治】
不过话说回头，转型原是一转百转的，连搞特务也跑不脱这项规律。胡适先生治红学就曾说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来的特务。他的手段就是通过吟诗论文以结交南方的文人和艺人。另外还广散金钱以救济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争取民心。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他也派遣了特务来做南方的工作。
应夔丞显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个特务。他的任务第一便是打探国民党在南方的活动：同时也利用金钱收买文人，创办报刊为袁氏宣传。应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时任内务部秘书，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应夔丞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他和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显然都是一伙的。迨张振武与黎元洪争权，被黎骗往北京，并乞袁世凯代为杀之。袁其时正在拉拢黎氏，乃不问案情，便将张振武枪杀。张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凯，而与原先捧他上台作“开国元勋”的革命党，尤其是共进会为敌了。他把共进会说成黑帮、说成匪类，要加以彻底解散和消灭。共进会的成员当然也把黎菩萨、伪君子，恨得牙痒痒的要加以反击。应夔丞原是张振武的党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也就在党部内进进出出，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高干，都很熟识。所以在宋死后，国民党在上海为宋办丧事时，应竟然也是个热心帮忙的“同志”，当然他地位太低，与总长级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应的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当然，自从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之时起，革命党阵营之内就一直在闹窝里反（且看今日在海外的民运人士），一天也没有太平过。武昌起义之后，黄兴在汉阳吃了败仗，孙武就领衔通电骂黄。等到孙中山做了临时总统，黄兴奉命遴选阁员时，汉方共进会成员也无一人人阁，那还是在“共忧患”的时期。如今国民党选战大胜，天下在望，“共安乐”就更难了。因此在袁孙相斗、外弛内张的情况之下，袁党想在革命党内搞个反间组织，他们就“卯”上了应夔丞了。应与洪述祖有旧，似乎是远亲晚辈，又是原革命党心脏中人物，而与孙、黄等有隙。应更是深入帮会的黑道中人；与上海的青帮、广东的洪帮，和长江上游的哥老会，似乎都有若干往还。在上海滩头也颇为“吃得开”。一经洪氏利诱，应就倒入袁党，为袁在国民党中“卧底”了。
【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
如果“特务”是民国政府里一种特殊“建制”的话，应夔丞实在是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这类东西，在中国历史里，远在春秋战国时即有记载。近至明末的东厂，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但是把这些古老的东方封建残余现代化，转型成二十世纪俄国的KGB、德国的盖世太保，和美国的FBI和CIA，那却是从袁世凯这个简陋的特务班子开始的。从应桂馨到戴笠，到康生，精益求精，愈来愈可怕；他们的转型，也是有其阶段性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东西的属性是中立的；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不是凡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好的。
根据从应夔丞家中所搜获的，颇有系统的材料加以分析和组合，我们所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的形成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应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党，来做国民党的反间工作，袁党亦有意利用他时，洪述祖乃被派南下作应的直接领导。洪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袁共纳有妻妾十五人之多，正式以合法妾侍住在袁家的共有九人；这时从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寝，五姨太因长于家务，这时专管袁的日常生活；而六姨太则尚在轮流恃寝之末，还算未完全失宠，枕畔床头，仍可以替她弟兄拉点裙带关系。所以洪述祖夸口说他可以晋见“极峰”，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他确是有所谓“通天”的特权的。而洪在那个传统社会里是一种下流的宵小，则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干杀人绑票、贪赃纳贿、拉皮条、找女人，是一种“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凯那种传统士大夫阶级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伙，一般都有相当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这种下流勾当；可是对“姨太太”的弟兄伙，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们的专业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所特有的一种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它不是外国人，或转型后期的，世纪末华裔中青年知识分子，所能轻易了解的了。不过关于洪述祖与袁之第六妾的关系，笔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叶，与袁生有二子三女，并不姓洪。但袁与洪的关系似甚亲密，非比寻常；洪为叶之近亲，为叶作些金钱外务，则极有可能也，当续寻之。
人类的意识是受他的同时代的社会观念支配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如果千年不变，那这叫社会里的社会成员（social being）的集体意识和观念，也就千年不变；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凡事愈“老牌”愈好。政治上最老的，也是好的模式，就是夏、商、周“三代”了。人类的社会道德，也是愈老愈好，所以才有所谓“人心不古”这一类的成语。相反的，一个社会如果“十年一变”，像我们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则年龄相差十年的人，就要发生“代沟”（generation gaps）了。因此今日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读到上述那个社会现象，可能都会会心的莞尔一笑。中青年，或早岁有外国心理背景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就不大容易理解了。
袁党那时要利用应夔丞的第一步安排，便是撤销黎元洪对应的通缉，借口便是应自愿帮助政府，解散那与黑道帮会有密切勾结的共进会；应自封为该会的“会长”。第二步则是利用江苏都督程德全，替他安排一个“江苏驻沪巡查长”的位置，以为应作秘密活动的掩护（coverjob）。巡查长的公开职务便是“侦察匪情，报告政府，听候处置”；换言之，巡查长只是一个侦探长，本身没有指挥警察捕匪的权力，他这项冠冕堂皇的公开职务，是程德全安排的：程是个依违于袁、孙之间的老官僚，他显然知道，“侦察匪情”这项职务中，“匪”究竟指的是谁？他夹在袁、孙之间做官，只有两面磕头，才能自保。
根据应的文件，我们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是由北京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应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并由洪经手，国务院每月秘密拨款二千元作经常费。他们不但在新闻界收买一个叫做《民强》的刊物（杂志？），专门替袁党宣传，以与国民党报刊相对抗，他们并且遍访或捏造孙、黄、宋等个人的“劣迹”（如男女关系或骗诈贪污等等）编写成书，在日本印刷十万套，运回国内流传，以作人身攻击，中伤孙、黄、宋等人的人格；诬蔑他们的声誉……，至于他们怎样忽然从这些低级的宣传工作、情报工作，走上了暗杀之途，那显然是受宋教仁在民国二年初春，所作的一系列反政府的激烈讲演的影响了。
宋教仁那一系列对政府过激的批评，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驳。袁世凯当然也会颇为不悦，而形之于颜色（皱皱眉头），这一来当然就被“善于观察人主颜色”的内侍们看到了，他们就要“承旨”办案了。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杀宋的“话柄”，据此洪述祖就电嘱应夔丞“写几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则应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三十万元的酬劳，并且还可能有“勋位”可拿，勋章可佩呢！这样应就去寻找刺客了；最后就找到了一个失业军人武士英，干出一记窝囊的刺宋案来。其实际情况，大致和蒋经国晚年的“江南案”，大同小异。
〖附注：根据洪、应之间的密电，洪许应的经济报酬，出自“公债票”。民初中国政府所发的公债票是当时国际股票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原因是军阀政府为急于取得债款，债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等到公债到期时，由于有海关或路矿等企业作担保，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所以“爱国的”购债人，利莫大焉。洪述祖为应夔丞安排所购三百余万元公债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所以洪盼能得若干“分润”。见上引洪、应密电〗
以上是笔者个人根据数十年来对“宋案”探索的兴趣，和阅读数十万字一手档案，和二手报导，以及对当年遗老不断的访问，所写下的“半张纸”的宋案案情。自信虽不中，亦不远也。当然历史上有名的政治疑案，都是写不完的。甚至最大的案子也言人人殊，无定案之可言。笔者旅美半世纪，就看到甘乃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被刺案，以及足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和最近的柯林顿总统的绯闻案，至今，可能永远，也不能定案。不但案不能定也；史家执笔亦各是其是，读史者也各非其所非也。执简以书之，以备一家之言云。（有关宋案的出版品，如台北的党史会出版的《革命文献》第二册即所载甚详。关于最近出版品，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六四～四五“刺杀宋教仁案”。）
【国民党对宋案议论不定】
上节已言之，宋案发生时，中山正在日本访问。三月二十一日孙公得报，乃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三月二十五日返抵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在众人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讨袁。但是与会高干，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因此党中乃逐渐形成孙、黄两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异。中山主动武，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云云。但是国民党那时连两师军队也没有。纵有，亦绝非袁之对手。袁此时兵多将广，哪是两师军队就可打得倒的呢？国民党此时虽号称拥有皖、赣、粤三省地盘，然中山用武的号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立有回电，皆以绝无实力可以宣布独立，反抗中央。中山还有个想法，是亲自去东京向日本乞援，联日倒袁。这着更是屎棋。日本那时对华正虎视眈眈，欲乘虚而入没个借口，来了个吴三桂岂不正好？国民党那时要联日倒袁，就自弃于全国人民了。
黄兴主张法律解决，虽也未必能立竿见影，但那毕竟是解决暗杀凶案的正当途径。国民党那时究竟还是国会之内的绝对多数。袁氏投鼠忌器，背个全国皆知的杀人主使犯的恶名，至少他还不敢对全国第一大政党动武，加以毁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正如后来的林彪，他如能学会周恩来的本领，和他三五年稀泥，等到伟大领袖蒙主恩召之时，你不就可以安安稳稳的“接班”了吗？何必小不忍而乱大谋哉？
不幸的是中山也是个造反成性、认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密谋在广州起义时，就曾主张“四处放火”虚张声势。后来在镇南关起义时（一九○七），中山亦曾亲上前线，亲手开炮。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