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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溪口之行，是贾亦斌同蒋经国的最后一面。很多年过去，贾亦斌才从方庆延处得知，蒋经国从上海“打老虎”失败后，就已对贾亦斌产生了怀疑。据方来信说，1948年11月上海“限价”失败后，蒋经国去奉化前，回到南京励志社2号住处。那天天气阴沉，蒋经国打电话到预干局找方有事。大约上午10点左右，方庆延到了励志社。蒋经国一个人在房间里，埋着头坐在沙发上。方进去后，蒋一摆手指着对面沙发示意他坐下，一手拿起一支烟，一手拿火柴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说：“简直是众叛亲离了！你知道贾亦斌……这个人的情况。……你要主动接近他。必要时全权负责处理他。”方对蒋这一指示采取了淡然处之的态度。不久，方随预干局去广州，遂不了了之。由此可见，此次溪口之行确系险象环生，千钧一发。由于贾亦斌机智沉稳，才得以化险为夷。
从溪口回来后，贾亦斌积极准备起义。1949年4月7日凌晨，一场震惊中外的嘉兴起义爆发了。
起义部队出了嘉兴城之后；林荫即到嘉兴国民党城防司令部报告。该部又立即分别急电国民党国防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浙江省警备司令部。这对国民党政府自是一个心脏起爆；顿时慌乱一团。当天凌晨；住在溪口小洋房的蒋经国收到嘉兴、上海同时发出的寥寥数字的急电：“贾亦斌昨晚叛变，总队长黎天铎下落不明”时；整个溪口一片惊恐沮丧。蒋经国犹如心头被剜了一刀；悔恨交织地“为此痛哭流泪向乃父检讨”（蒋经国亲信蔡省三语〉。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痛斥其子“无能”；“用人失策”。
蒋经国派人香港行刺贾亦斌
1949年春的溪口之行，是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后，蒋经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继续其下半生的政治生涯。从此，他们俩天各一方，海峡阻隔，不得相见，而双方的间接交往却并没有断绝。
50年代，海峡两岸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中。贾亦斌当时在宋时轮将军的九兵团，从事对外联络工作。1950年，贾亦斌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下赴香港工作。蒋经国得知后，发誓要除掉贾亦斌。
贾亦斌说：“记得当时住在香港九龙尖沙咀西洋菜街。有一天，我与旧部约好在尖沙嘴的半岛饭店见面，还没谈几句，我发现情况不对头，饭店周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当即决定中止会谈，迅速撤离。”
贾亦斌出了饭店就租了一辆计程车，即发现后面有车跟踪。贾亦斌要司机东拐西拐，接连换了3次车，才最终把“尾巴”甩掉。后来，知情者告诉贾亦斌，跟踪贾的特务曾说：“贾亦斌太机警了，本来差不多要得手了，却还是让他逃掉了。”
随后，贾亦斌从原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随贾亦斌去香港的郑重为那儿得知，蒋经国在获悉贾亦斌秘密进入香港后，立即命令情报特务系统的香港站站长王新衡，要他设法除掉贾亦斌。
王新衡是蒋经国的留苏同学。他受命后找过郑重为，要郑参与除贾行动，并传达蒋经国的指示：打探贾亦斌的住址，可得5万美金；活捉贾亦斌，可得20万美金。
当时，国民党已派军舰在香港附近海域游弋，一旦捉到贾亦斌，即绑架到军舰上，押往台湾；如不能活捉，就采取“打闷棍”的方式处决贾亦斌。并许诺，处决贾亦斌后，可在台湾受到很好的保护。如果在台湾仍无安全感，可移民巴西，并确保安度终生。
蒋经国为何必欲去贾亦斌而后快呢？贾亦斌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贾亦斌率部起义后，蒋经国受到蒋介石的痛斥，唯除掉贾亦斌才能解蒋氏父子心头之恨；二是蒋经国自建情报系统后，与国民党原情报系统各派矛盾日益尖锐，贾亦斌的起义使其陷入受人攻讦的口实；三是青年军中大量军官与贾亦斌过往较密，他以为只有除掉贾亦斌，方可消除其嫡系部队的心腹之患。
在香港，贾亦斌的活动是很危险的。但为了“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贾亦斌义无反顾，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工作，直到奉命返回上海。
跨海传话，重续友谊
由于贾亦斌曾是国民党国防部预干局代局长的特殊身份，又是国民党青年军的上司，所以后来他曾到福建沿海对去台的青年军将领，如驻金门的刘安祺、驻澎湖的郑果将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罗又伦将军、宪兵司令王永树将军等人，发表广播讲话，号召他们迅速举义归来。
1957年3月，驻台美军上士雷诺枪杀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竟被美军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引起台湾当局和民众的不满与公愤。5月24日，台北市民捣毁了美国驻台的“大使馆”，这就是著名的“五·二四反美事件”。美国报刊一致认为蒋经国及其亲信是该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刘自然事件”表明美蒋矛盾达到了高峰，也反映出包括蒋氏父子在内的绝大多数国民党人仍然具有民族意识，是值得称许的。贾亦斌从中又看到了以前所熟悉的蒋经国的性格，即不愿屈服于外国的压力之下，私心甚感快慰。于是发表广播讲话，对刘自然之死表示悲愤，对台湾民众的反美正义行动表示支持。
同年，贾亦斌参加了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会上，贾亦斌向台湾当局呼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化干戈为玉帛。
六七十年代，蒋经国逐步从其父手中接过权力后，推行若干“革新”措施，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在其他各种条件的配合下，促成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使台湾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受到了各界的称赞。尤其是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对“台独”势力保持警惕，采取了压制和防范措施，这是贾亦斌最为欣慰的。贾亦斌说：“记得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公报》公开发表前夕，周恩来设宴庆贺，我当时任上海民革副主委，应邀出席。有一位随同尼克松来华的叫克莱因的美国官员，与蒋经国的私交甚深。当他得知我与蒋经国关系非同寻常后，主动走到我身边，说他与蒋经国很熟，问我是否有关于国家统一或私事要带信给蒋经国。我当即回答：‘中国统一是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无需外国人代劳。如去台湾则请代我个人向经国先生致意和问候。’”
1979年，贾亦斌从上海调到北京，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统一工作组常务副组长。
翌年，贾亦斌随以王首道为团长的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美国。在美国，贾亦斌见到了包括徐思贤在内的诸多青年军时期的老朋友。旧友阔别重逢，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大家都认为应该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为国家民族的统一和繁荣尽他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1984年，贾亦斌赴香港访问，著名作家江南先生如此评论道：“贾亦斌重返香港必有重任。”在香港时，贾亦斌与台湾的彭位仁先生通了电话。他第一句话就说：“‘总统’（指蒋经国）很想念你啊！每次我和‘总统’见面都要谈起你。”贾亦斌告诉彭位仁，自己始终不曾忘记蒋经国先生及所有在台湾的老朋友，并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尽一分力。
1987年，蒋经国认识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他认为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也“不能不变”，主张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开放两岸人员往来。
此前，蒋经国已对两岸学术、文化、科技、体育、教育等方面的交流接触解冻；取消了大陆为“完全禁航区”的决定；对两岸转口贸易实行“不干涉”政策。而这一年“华航事件”的圆满解决，又开启了两岸官方谈判的先例。
到了1987年，蒋经国更是排除种种阻力，采取了开放探亲、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之举，显示出他在晚年力图“对历史和民族作一番交代”的祈求。
贾亦斌看到蒋经国做出一系列缓和两岸对立，有利民族统一的举措，由衷欣喜。贾回想起自己与蒋经国的恩恩怨怨，更企盼能在统一的民族大旗下，和蒋经国再度携手于一途。
就在同年5月，贾亦斌陪同台湾访美学者陈学明博士，游览溪口蒋氏故里。在蒋介石母亲王采玉、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墓地，贾亦斌不无感慨地对陈博士说：“希望经国先生回家祭扫祖墓，以尽人子之情。”贾亦斌还特意在起义前同蒋经国见面的丰镐房会客室，在蒋经国手书的“以血洗血”石碑前留影，并赋诗一首：“喜逢旧地又重游，浮想联翩夜不休。共赏京昆武岭校，同商调遣丰镐楼。后凋松柏干犹盛，洗血石碑泪直流。但愿妙高台再会，私情公谊话从头。”
照片和诗作，都由陈博士带回美国，并通过关系转交给了蒋经国。后有人传来话说：蒋经国看到了照片和诗作时，心情颇佳。
蒋经国派人北京见贾亦斌
此后不久，一位受蒋经国之托的人秘密来大陆。他既是蒋经国的部下，同时也是贾亦斌的部下。他找到贾亦斌，问了贾亦斌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陆对和谈有没有诚意？第二个问题是你可不可以沟通？
对于第一个问题，贾亦斌回答说：“确有诚意。”并请来人回去后转告蒋经国。贾亦斌还分析原因有三：第一，50年代初，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很明显是要以武力解决。后来，讲祖国统一有两种方式，一是武力，还有一种就是和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政策，和平统一放在了前面，而且申明武力只在万不得已如“台湾独立”或外国入侵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
第二，你也许注意到了，大陆明确了今后要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一直在为争取一个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而努力，怎么会在自家海峡两岸搞冲突呢？我们怎么可能一边打仗，一边搞建设呢？
第三，如果我们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就要渡海作战。现代的渡海作战，必定要动用现代化的、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不仅台湾变成一片焦土，而且临近台湾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是大陆经济发达区域，一旦台海战争爆发，这一带必然要遭到严重破坏。虽然统一了，但代价巨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实为上策。
至于第二个问题，贾亦斌明白来人说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贾亦斌与蒋经国原本感情很好，可以说是相当好的朋友。但贾亦斌起义后，蒋经国欲去贾亦斌而后快，所以怕贾亦斌记仇；二是不知道贾有没有这个能力跟上层传话。因此，贾亦斌说：“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大局，我会从大局出发，不会计较个人恩怨，何况经国先生对我还是恩大于怨。”至于有没有条件去沟通，我说：“我这个人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老实、不讲假话，因而有一些朋友，应该可以沟通。”
贾亦斌也反问来人，“经国先生有没有诚意”？来人回答：“经国先生有诚意。”贾亦斌再问，“诚意表现在什么地方”？来人说：“一是美国人在压经国先生，想把他换掉。美国人觉得他不太听话，美国“抑蒋换马”的念头长年不散，蒋经国与美国的矛盾始终不得缓解。近几年，美国一直暗助台湾党外势力围攻国民党，逼蒋经国放权。二是台湾内部也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如老兵要求返回大陆探亲的呼声越来越高，台北、台中闹得很凶，老兵们上街游行。蒋先生说：‘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离乡背井那么多年，我怎好强压他们的请求呢？’这些都需要同大陆接触，所以蒋先生确有诚意，是认真的。”
“尚有余篇惜未成”
贾亦斌将这些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中央领导同志还请来人带去一封给蒋经国的信，信中表示希望“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可惜就在蒋经国准备派重要代表再谈判时，却不幸于1988年1月14日在台北病逝。噩耗传来，在大陆的原经国先生部属和旧友，无不为之震惊和悲痛。贾亦斌于次日致电蒋经国治丧委员会，表示深切哀悼。唁电中写道：“惊闻经国仁兄不幸逝世，悲痛莫名。回首当年，辱承吾兄知遇，屡委重任，是所难忘。抗战期间，吾兄深怀国恨家仇，毅然带头参加青年军，主持政治工作，竭尽心力。去台以后，吾兄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近又作出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之决策，此皆国人所称道者也。而今统一大业尚待海峡两岸共同努力完成之时，不意吾兄与世长辞。溪口一别，竟成永诀，于公于私，均甚痛惜。特电悼唁，尚望方良女士和其他家属节哀。”
贾亦斌感叹道：“蒋经国的去世很可惜，他为推进祖国统一做出了实际努力，突破了昔日蒋介石设置的禁忌，这是非常难得的。”贾亦斌始终怀疑，为什么一切正朝着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时，蒋经国却突然“病故”，而此前他的身体状况基本稳定，没有一点征兆，而且死的时候七孔流血。当时有人对蒋经国的死因可疑，台湾曾出过一本小册子——《蒋经国死亡之谜》，贾亦斌也有同感。
蒋经国的猝然去世，对原本发展势头较好的两岸关系是非常不利的。贾亦斌深为痛惜。回顾贾亦斌与蒋经国将近40多年的交往，始以反帝御侮而合，中以政见不同而分，终以和平统一而合。分合之际，演绎出贾亦斌与蒋经国一生的恩怨情仇。贾亦斌与经国先生，公谊为重，私情难忘，曾殷切希望他能在晚年为祖国统一作出历史性的贡献。然而天不遂人愿，经国先生在两岸关系出现重大转折时不幸去世，怎能不为之痛惜！悲痛之中，贾亦斌当时写下了《哭经国兄》一诗，表达了他对蒋经国的深切怀念和哀思。诗云：“萍水相逢知遇深，骤闻噩耗泪沾襟。难忘报国从军志，时忆轸民建设心。开放探亲赢盛誉，严防‘台独’最伤神。知兄此去留遗憾，尚有余篇惜未成！”
石一宸将军亲历三次“台海危机”
第一次“台海危机”：解放一江山、大陈岛（1）
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
1955年初的一江山岛之战，为石一宸将军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给了将军一次上演人生光彩的一幕。
彭德怀：“用宰牛的刀子去杀鸡”
攻打上下大陈，解放沿海敌占岛屿是我们夙愿已久的。早在1952年4月，中央军委原作战部部长张震，曾向聂、粟总参谋长和毛主席报告，提出了攻打上下大陈的作战方针，并建议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
1954年7月，华东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准备在9、10月后，以空军轰炸上下大陈之敌，陆军攻打一江山，以此打击美蒋“协防”的阴谋，为尔后攻占其余敌占岛屿创造条件。军区司令部制定了轰炸上下大陈岛和进攻一江山岛的作战方案。经军区党委批准后，派石一宸带上作战计划到北京，当面向总参谋部汇报。
石一宸说：我是8月20日到北京的。我先向粟裕总参谋长和陈赓副总参谋长以及作战部的首长汇报。汇报完了后，粟裕同志要我明天再来谈。次日下午，粟裕同志和张震同志要我和他们一起到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同志那里去汇报。我汇报得很扼要，整个作战方案只讲了半个多小时。彭总认真地听我汇报，然后给我作具体指示，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