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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我方再次以民航局名义致电华航，重申这是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还明确表示，如果对方觉得不方便，也可以提出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来商量。
台湾方面对此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被迫于5月13日，通过香港太古集团常务董事姚刚先生向我方传话，表示愿意派人与我方在香港商谈。
中央指示，由杨斯德、中国民航总局局长胡逸洲、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许光建4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在香港的谈判工作，并委杨斯德以最后决定权。
杨斯德，1921年10月出生，山东滕州市人。历任华东野战军13纵队联络部部长，陆军、空军师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部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杨斯德有着丰富的谈判经验，曾在莱芜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有力地配合了我军作战，并取得胜利。
1947年；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遭到严重挫折之后转为重点进攻。在华东战场上；蒋介石命欧震率5个军由南线沿陇海铁路向我华东首府临沂进攻；在北线命王耀武、李仙洲率3个军由胶济线向新泰莱芜方向进攻；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妄图与我决战；消灭我军。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采取“声南击北”的方针；决定在南面阻击敌人；声言要与敌人决战；同时隐蔽地运动部队至北线莱芜地区；利用内线工作策应我军作战；消灭敌李仙洲集团。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杨斯德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被秘密派至敌46军；任该军军长韩练成的秘书；在工作中利用这一内线关系；千方百计地策应我军作战；坚定灵活地完成了陈毅司令员交给的重要使命。
早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初期，蒋介石就把李宗仁、白崇禧的46军由海南岛调至青岛待命。随后该军调至淄博，在李仙洲的统一指挥下向我鲁中解放区进攻。该军军长韩练成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与我党建立了联系，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当时为蒋介石所赏识，亦为李、白所接受，实际上是代表李宗仁、自崇禧利益的人物。该部队从进攻解放区开始就惧怕被我军消灭，极力保存实力，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一直不满，但对我了解不够，有一定戒心。杨斯德根据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及时向我方提供情报，作战中尽量迟滞、约束敌军的行动，干扰敌作战计划的实施，在我军包围了敌军后；促使韩练成放弃指挥，造成敌军大乱，策应我军彻底消灭敌人，取得莱芜战役大捷。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举行著名的淮海战役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这一战役中，我军共歼敌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暴露在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为了夺取这一大决战的胜利；要求争取驻守在运河一线的国民党第3绥靖区原西北军冯治安部两个军起义。为此；华东军区领导派杨斯德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深入该部；以国民党少将高参的名义做掩护；协助爱国将领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策动该部的起义工作。在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 杨斯德在该部长期建立的工作关系和地下党员经过周密的部署；积极开展活动；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按照华野首长的意和规定的时间胜利地举行起义。
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国民党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该部1个军部3个半师共2。3万余人于徐州东北贾汪地区起义，让出了运河防守阵地，使我军得以迅速穿过该部防区，直下徐州以东包围黄伯韬兵团，切断正在西撤中的黄伯韬兵团与徐州之敌的联系，继而包围并歼灭了该兵团，顺利实现了我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企图。这次起义的成功，是我党对该部长期工作的结果，是华野领导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在强大的军事形势配合下，依靠政治争取取得的胜利，它对赢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曾在致该部的贺电中称这次起义“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说它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
杨斯德一行于5月14日离京，15日上午抵达香港，旋即同先期抵港的张瑞普同志（中国民航香港公司经理）一道，向港澳工委的领导同志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时迅速了解并掌握已得到的情况和反映，初步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当晚，参加会谈的中国民航另两名代表卢瑞龄、刘远落同志也赶到香港。
对于这次谈判的详细情况，杨斯德说：
鉴于台方迟迟不予答复，我们遂于15日下午，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明我方代表已抵港，随时准备与华航会晤，现正等待台方正式答复。
“不让第三者插手”（2）
15日下午，姚刚再次以私人身份向我方传话，台湾方面同意会谈，不再通过电报或文件正式答复，并称华航有给“国泰”的委托信。为慎重起见，我方要了委托信复印件，让姚刚转告华航可以着手商谈，并提出会谈前，双方进行一次非正式接触的建议，被台方婉拒。相反，他们提出，会谈时可否让“国泰”派1人参加旁听，作为公证人。另外，请1名香港律师到场。这两项建议均被我方以不要第三者参与之理由拒绝，只答应会谈前可由“国泰”1名先生引见一下。
在会谈时间问题上，台方一度有意放风，说我方准备不足，欲拖延至19日开始。我们按照中央部署，认为我方代表已先期抵港，并且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拖延时间反而不利，遂断然决定17日为谈判日，迫台方接受。
至于会谈地点，台方建议在太古大厦举行。我们认为该地点第三者背景太浓，后协商改为深水湾乡村俱乐部。谈判双方各派3名代表、1名记录。双方同意对会谈地点保密。
5月16日，我们做了一天的准备工作：向中央发请示电；汇报会谈时间、地点的安排；台方的动态及可预见性情况；我拟采取的对策等等。并草拟了会谈交接书，请示批复。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定下我方的发言基调，由张瑞普同志进行试谈。
5月17日上午9时52分，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国泰”公司董事蔡仁志先生介绍了双方，双方握手致意，谦让着进入会场。会谈开始前，围绕蔡先生该不该留在会谈现场引起争议。台方认为，蔡先生是中国人，可以私人身份参加，对外可保密。我们则坚持不让第三者介入的立场，表示引到为止，会谈不要参加。蔡先生本人也表示充分理解，遂退出会场。
会谈正式开始。台方首席代表钟赞荣（华航驻香港分公司经理）抢先发言，称已接到我方11日的电报，并读了全文。同时，再次问我方，是否如电文所说的纯业务商谈。在得到我方肯定答复后，钟表示，大的原则他们都同意。
我方张瑞普重申了我们的态度。随后双方就人、机、货的交接地点、时间和方式进行讨论。我们提出交接在北京或广州，安全和技术保障都没有问题。台方表示广州可以，但要委托第三者。如直接交接，就在香港。我们未表示同意。台方代表陈恩锦（台华航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兼企划处处长）又提出是否先交接人员（包括王锡爵），飞机和货物再商量。我们坚持人、机、货同时交接的原则，同时明确指出王锡爵先生愿意留在大陆，我们尊重王锡爵先生本人的意愿，交接的人中不包括王锡爵先生。台方对此没有表态。这次会谈双方表明了各自的观点、立场和诚意，气氛很融洽。台方只要求与董、邱二人通一次电话，没有其他任何刁难性说词。我们建议，双方互相考虑对方的意见，下次再谈。
此次会谈持续了1小时零15分钟，双方约定次日上午继续会谈。
会谈结束后，我们立即向中央汇报首次会谈的情况，并请示首先力争在广州进行交接，若台方拒不接受，拟同意在香港交接。另外，我们还请示了在香港交接的步骤，并提出我们的建议。中央很快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于是，我们拟定了第二次会谈仍坚持在广州交接的方案。
5月18日上午10时，第二次会谈开始，我方代表张瑞普首先发言，重申了我方坚持在广州直接交接的立场。台方表示在广州交接有困难。台方认为，“双方观念不同，制度不同，这里面有个立场问题，不合适；而在香港双方都有公司，每天有十几架次的飞机起落，为什么不能在香港呢？”我方回答说：“香港安全恐怕有问题，目前又是英国管辖。在广州主要是为了交接安全、顺利、迅速，并无他意。”台方代表陈勋伟（华航香港分公司副经理、台湾情治人员）态度强硬地说：“在广州交接绝不可能，用不着再向公司请示，公司已充分授权给我们，再这样下去就没法谈了。”至此，会谈陷入僵局，双方建议暂时休会。回到新华社，我们向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中央指示，拟定在第三次中仍坚持力争在广州交接，若实在不行时，可伺机转入第二方案，即同意在香港交接。
5月19日下午4时，第三次会谈在香港马会大楼9层举行。一开始，台方代表钟赞荣就提出了他们准备好的6个问题：
（1）、贵方在电报中表示纯属业务商谈，不涉及政治，可贵方一再说这是特殊事件，不比一般商业行为，这是否超出了业务洽谈范围了？
（2）、贵方一再强调人、机、货同时交接，可人是有感情、有思想、有尊严的，人与物怎能相提并论呢？
（3）、贵方扣留我机员十几天，直到现在没见露面，我们要求通个电话也不答应，原因何在？既然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为什么不能尽早释放？
（4）、贵方能将飞机从北京飞往广州，为什么不能飞往香港？香港启德机场每天有100多架次起落，可贵方却强调安全问题，请问是何原因？
（5）、贵方比喻说家人丢了小孩。我方机员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小孩定义是什么？放飞机还有些技术问题，可放人没有技术问题，很简单嘛。
（6）、请问国际上有哪家航空公司扣住人、机不放呢？贵方事先划定了圈圈，提议不能变动，不考虑我们的困难，这样拖下去谁负责呢？
“不让第三者插手”（3）
对于台方提出的这6条，我们明显地意识到，他们的目的是想先把人要回去。张瑞普同志回答说：“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特殊事件，是指这架飞机没有按正常航线飞行。他的航线本来没有广州，但是在广州降落了，这就是特殊问题。人、机、货是一同到的，所以我们主张一起交还，这并不是把人和物相提并论。”随后，我们不与台方提出的6条纠缠，及时把会谈引入正题，催问对方是怎样考虑我方关于广州直接交接的意见的？他们继续坚持前两次的观点，并表示这是最后的态度和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转入第二方案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张瑞普同志发言，重申了我们建议在广州交接的好处。但为了表达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我方同意在香港交接，并提出了有关香港交接的安全、程序、手续等问题。我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会谈纪要、交接书和交接程序以及有关事宜3份草案。台方毫无准备，答应带回去研究。我们提出今后业务往来问题，他们表示“慢慢来”。
在第三次会谈中，当张瑞普说明在广州交接的好处时，台方十分紧张，手都发抖。当我们同意在香港交接时，会谈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台方情绪明显好转，赶紧招呼给我们倒茶。会谈结束后，我们一方面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一方面举行记者招待会，舆论上争取了主动。
第四次会谈仍在马会大楼，从下午4时一直谈到7时。整个会谈比较顺利，主要是商谈会议纪要及具体交接事宜。台方表示，交接书很好，可以一字不改。至于会谈纪要，他们提出了修改意见。首先要求去掉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中的“台湾”二字，认为两个航空公司之间不必讲是哪里的。第二，把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改为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途中，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第三，在这句话的后面再加上一句，“中华航空公司要求中国航空公司，应基于人道立场，并按民航惯例，尽速交回飞机、3名机组人员及货物。”第四，将“友好协商”改为“业务性商谈”。
经过协商，我们基本上接受了台方的一、二、四条建议。但第三条我们不同意增写，台方也没有坚持。最后台方又拿出关于保留向中国民航要回王锡爵权力的信函，并解释说：“你们可以不接受，也可以不听，也可以当作没这回事。我们这样做，回去好交待，请贵方理解。”台方单方面签了字，我们未加理睬。会谈纪要签字后，双方鼓掌通过。
随后，台方对我们周到地照顾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并要将机组人员的食宿和其他方面的费用结清还我。我们说，都是同胞兄弟，一家人，这点钱就不用还了。
5月23日上午10时48分，华航货机从广州飞抵香港启德机场，我方和台方代表各4人先后登机，在机上办理了交接，我们将董光兴和邱明志两人的体检表、飞机检修记录以及货物清单，递交给对方，然后双方代表在交接书上签字。交接完毕后，张瑞普祝董、邱二人与家人尽早团聚，并赠送他们礼品。他们表示心意领了，但礼物不能接受。双方代表都对谈判的顺利感到满意，双方高兴地在机上握手告别。自此，历是20天的华航货机事件，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后记
后记
文/李立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说起来，这本书是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尝试着写的，几经曲折，总算是完成了。按说该喘口气，放松一下。可我怎么也轻松不起来，心里忐忑不安，就像得了产后忧郁症。究其原因，恐怕是自己底气不足，丑媳妇怕见公婆面，生怕我的处女作对不起读者。
几年前，我在《两岸关系》杂志上陆续发表人物专访文章，主要是一些部长级领导回忆历史上两岸发生的重大事件，得到了台办系统同仁的肯定和广大读者的认可。囿于杂志的篇幅，好多内容难以展开。于是，一些朋友建议我写书，将所采访的内容都写出来，作为历史保存下来。有人对我开玩笑说，“你这是在抢救历史，功德无量。”虽是戏语，可也有几分真实。因为我采访的这些部级领导，大都在80岁以上，趁他们健在，记录下他们亲历的涉台大事，对后人研究台湾问题，无疑有所裨益。
我以纪实的手法来写这本书，尽量做到史料性和可读性相结合，以我那有限的文采再现真实的历史，让读者在愉悦中了解历史上的两岸风云。
对支持我的人们，我一直心存感激。我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国台办的领导和同事，尤其是宣传局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我特别要感谢国台办主任助理张铭清同志，他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十分关心年轻同志的成长，他拨冗撰写的序言，文字练达、微言大义，为本书增色不少。我要感谢程思远、杨斯德、罗青长、贾亦斌、何振梁、童小鹏、石一宸、刘小萍、熊向晖、赵炜、何振梁、耿文卿等老领导的支持，他们积极接受我的采访，还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图片。我要感谢华艺出版社的鲍立衔社长和刘泰副社长，他们为本书的顺利出版，给予了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