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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中午，何振梁请李庆华和齐伟超夫妇吃饭。出乎何振梁的意料，李庆华提出，最好有一个书面协议，何振梁当然同意。于是李庆华拿出事先拟好的草稿。大意是：“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赴大陆参加比赛、会议及活动时，大会（即主办单位）在文件、手册、名牌及所作的广播以中文指称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时，均须称呼其为‘中华台北’”。何振梁作了两点改动：一是在台方赴大陆参加比赛的一句前，增加“将按国际奥委会决议”；二是把最后一句“均须称呼其为……”中的“须”字册去，改为“均称之为……”。李庆华同意。于是双方共同签署了两岸第一个书面协议。最后的书面协议是：“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赴大陆参加比赛、会议或活动，将按国际奥委会有关规定办理，大会（即举办单位）所编印之文件、手册、寄发之信函、制作之名牌以及所做的广播等等，凡以中文指称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时，均称之为‘中华台北’”。下面则是何振梁同李庆华两人的签字。
协议签订以来，台湾同胞回祖国大陆参加国际比赛和其他比赛的人次已数以千计。大陆地区的体育队多次访台。两岸奥委会领导人也往来海峡之间。隔绝了40年之久的两岸体育界从此架起了交往与沟通的桥梁。
邓颖超当“对台小组组长”的日子
出任“对台小组组长”（1）
邓颖超十分关注祖国统一，在对台工作上表现了非凡的胆识和能力。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79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任命邓颖超同志为组长，廖承志、罗青长为副组长。1980年元旦，作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话时说，“《告台湾同胞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前进。同时，我们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赵炜说，邓颖超对对台工作抓得很紧。她出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后，马上就在中南海找到一处地方作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场所。1980年１月１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８０年代以至９０年代全党的重大任务，要动员全党实现这一重大任务。
赵炜，1932年出生，１９５１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干事、秘书，邓颖超秘书；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８５年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副秘书长；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特邀）、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赵炜说，这是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对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具体对策，经过反复修改，拟定了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化方针政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详细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常委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的震动，体现了我们的博大情怀，也体现了我们对台湾人民的切实关怀。“叶九条”受到台湾民众的普遍欢迎。
紧接着，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又是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触动了民族的深情。这封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也是在邓颖超领导之下进行的。1982年7月，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的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浓。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领导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来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公开信。邓颖超和廖公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了周总理当年在张治中给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增加的“寥廓海天，不归何待”的话；引用了鲁迅的著名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
赵炜说，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艺术，对于对台工作，邓颖超高屋建瓴，思虑缜密，她多次指出，统一祖国大业维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要采取细水长流的办法，不要断，然后汇成江河大海；同时要见缝插针，对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都很强，机不可失，要插得有效果，不要把针插歪了，也不要插出血了，也不要拔不出来了，要有耐心和韧心，埋头工作。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这些话朴实、形象而又深刻，对指导当前的对台工作都有现实意义。
1984年，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赞成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
赵炜说，1985年，邓颖超去沿海地区视察，在厦门，邓颖超听取了厦门市台办的工作汇报，还饶有兴致地通过高倍望远镜看对面的金门，感到特别高兴。邓颖超听到厦门广播“解放军进行曲”，当即要求有关部门研究改为“五星红旗”歌曲，并指出对台宣传要讲究方法，考虑到对方的接受与否。邓颖超还谆谆告诫当地政府领导，你们掌握着第一手材料，要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赵炜告诉我，邓颖超曾说，对台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作。她了解到我们对海外宣传工作力度不够时，就反复阐述：“我们有很好的政策，很好的内容，我们的同志要学会做宣传工作。一定要准确地按照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进行阐述，要实事求是，要有针对性，要注重实效。宣传工作很重要，宣传你的政策，宣传你的任务。你的做法要有说服力，要使人家增进对我们的了解，宣传是前哨。见到不同身份的人，我们要跟他谈谈对台工作，但不是政治话说一大套。”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赵炜说：“《瞭望》杂志扩版，创建海外版，想找一个有权威的领导人写发刊词。他们找到了我，想请邓颖超撰文。我就跟邓颖超说，大姐（指邓颖超）听了挺痛快地答应了。邓颖超平常并不怎么喜欢题词、写序文，没想到这次这么痛快。所以我就问，为什么这次这么痛快就答应了？大姐说，这是我们对海外同胞宣传对台方针政策，宣传祖国统一的窗口。大姐在发刊词中指出，要使《瞭望》杂志海外版成为世界华人华侨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成为祖国统一，加强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来往的桥梁；成为增进爱国大团结，实现中国统一的纽带。”
出任“对台小组组长”（2）
邓颖超在做对台工作时不论接见哪方面的客人，一直强调我们要做人的工作，首先要知道人家在想什么，有什么疑虑，然后我们才能切实地做解惑释疑工作，真正做到从关心与关怀台港澳同胞、侨胞的切身利益出发。因此，要先听人家的意见，了解人家的想法。要有民主的精神，不能灌输，要改变工作方式。赵炜说，有一次邓颖超接见来访者，她向客人诚恳地表示，今天要先听大家的，在场的客人都很惊讶。一位朋友说：“我第一次见到这么高层的领导人，心里很紧张。今天听到您的这段话，感到很亲切，您的态度是坦诚的，说的话也很实在，没什么客套。我们来就是想实实在在地跟国内领导人谈一谈，把所知道的都提供出来。您的谈话使我感到我的想法实现了，我很高兴。”
童小鹏聆听“邓大姐”教诲
据童小鹏回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愿望，并为此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文革”期间，对台工作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许多爱国的台属被当成“特嫌”看待。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在恢复统战工作和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把恢复和开展对台工作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重新担任统战部副部长，分管香港、澳门和对台工作。但当时没有机构和专职部长。经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同意，不久组成了以马正信为局长、龚陶怡为副局长的联络局，并配备了几个干部，工作逐渐开展起来。
1978年10月，中央批准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新时期的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得到中央的批转。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台湾回归祖国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统一战线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
粉碎“四人帮”后，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曾表示，我们要继承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志，“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台湾问题”；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认为“现在条件很好，要重整旗鼓”。于是党中央决定以蒋经国为对手进行谈判，争取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于1978年7月恢复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领导。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实现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建议双方通邮、通航、通商。同日下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发表《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议事日程》的讲话。他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作为80年代我国人民要做的主要三件事之一。同日，国防部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屿。
童小鹏说，1979年12月27日，中央批准改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由邓颖超当组长。她对工作抓得很紧。1980年1月1日上午，她参加全国政协座谈会；下午，她就召集领导小组成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开会，我和罗青长都参加了。
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邓颖超讲了对台工作要有时间性、紧迫性；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建议，是中央的参谋、助手，必须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会议接受她的建议，由全国政协发出《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决定首先抓对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落实政策的问题；决定将领导小组办公室搬进中南海。
童小鹏说，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立即把工作开展起来：元旦决定办公室搬家，2日看房子，3日便搬到新址办公。决定领导小组每周二固定开会，每周至少开会2次，从1月1日至4月4日我在北京的三个来月中，共参加过22次会。每次会议，除廖承志因病请假外，其他领导小组成员都到会。讨论专题时，还根据需要邀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如研究“台独”问题时，就邀请了不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后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草拟文件，经过讨论修改才上报中央审批，经批准后以中共中央10号文件发出。在讨论对台通邮时，就邀请邮电部和有关的司、局参加，由他们汇报情况并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领导小组讨论审定后上报中央，后来形成中央办公厅8号文件。
邓颖超虽然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大好，在全国人大、中央纪委和中央政治局都承担着重要工作。但她对对台工作仍一如既往，尽心尽力，真抓实干。有一次，她到泰国访问前，还布置小组工作，回来后立即检查。她还挤时间看了不少有关台湾的书刊，曾经为邮电部的《集邮》杂志大量销到台湾而高兴。她对对台办的同志说：“对台工作遍地是黄金，要到处捡啊！”
她曾对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林丽韫说：“对台湾同胞落实政策的工作十分重要，你们要过细检查。落实一个，影响一家，落实一家，影响一片，务必要善始善终，不要有遗漏。”在她和领导小组的努力推动下，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落实政策问题解决得较好，促进了对台工作的开展。
润物细无声
赵炜说，为了使对台工作在组织形式上多种多样，在邓颖超的直接关心下，相继成立了台湾同胞联谊会、黄埔同学会等群众团体组织。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浙江省台胞首先成立了浙江省台湾同胞联谊会。邓颖超、廖承志等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都给这一新生的群众团体以很高的重视，认为它能成为沟通长期处于隔绝状况的两岸同胞的桥梁。邓颖超对台湾同胞的情感心声非常理解，提议中央也成立台联组织。1981年初，邓颖超专门调全国妇联副主席，在河北廊坊挂职地委副书记的林丽韫（祖籍台湾台中）返京筹备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１９８１年７月，林丽韫被提名担任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临时筹备小组组长，副组长是董克（天津）、曾重郎（湖北）、成员有郑坚（福建）、林盛中（台湾同学会）、林钗（黑龙江）、林占锋（上海）、林云（湖南）、林紫云（北京）、田富达（高山族）等。
邓颖超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从大政方针到具体事务，都给予关心和指导，邓颖超说：“由于３０多年的隔绝，台湾同胞对我们很不了解，台联会应该是同乡会性质的团体，同台胞沟通，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邓颖超指出，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要做好生活在祖国大陆台胞的工作，首先要协助党政有关部门落实好对台胞的政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团结他们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１２月２７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北京成立，林丽韫任会长，通过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全面拓展对台工作面。
赵炜说，邓颖超对全国台联会的成立感到很高兴，她希望台联会成为海内外台胞满意的“台胞之家”。她还提出，在国外还有多种多样的华侨群众团体，我们应该与他们交往。尤其是老一代侨胞、台胞，他们都深深地怀有一颗爱国之心，我们要保护他们应有的权利，要联系他们，团结他们，广泛做工作，多交朋友，不要有了新朋友，忘了老朋友。有一次，邓颖超接见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保钓”的，那人说：我们把过去的朋友丢了。邓颖超听后非常重视，请他回美国后，凡是见到“保钓”的朋友们都代她问好，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过去冷淡了他们，现在我们改，请他们回来，欢迎更多的人回来看看。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８日，邓颖超接见并宴请了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孙穗芬，黄兴的女儿黄德华和蔡锷将军的亲属等，宾主回首往事，对辛亥革命表示了诚挚的缅怀之情。１０月９日上午，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颖超主持会议，当时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再一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
邓颖超工作繁忙，但只要台湾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