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廖耀湘、郑庭笈、杨伯涛、周振强、李仙洲、罗历戎、董益三、方靖，以及最后一批释放的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绝大多数人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资料员和参事。也有极少数在农村和工厂。他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以求后代有所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少人还参与对外交往活动；同台湾的亲朋故旧书信交流；为统一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特别是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杜聿明在政治上进步很大。走出功德林后；周恩来经常请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1960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杜聿明作陪。当时；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指陈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望了一下回答：“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1964年11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杜聿明等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站在政治生命的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1959年12月；周恩来曾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事隔一年之后；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时；周恩来还记挂着这件事。他一见到郑庭笈；第一句话就问：“你复婚了吗？”
在周恩来的进一步关怀下；1961年3月；郑庭笈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全国政协将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为他们夫妻重聚创造了条件。不久；郑庭笈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新中国特赦释放在押国民党战犯；不少特赦人员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对沟通两岸关系；对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84年；郑庭笈到香港探亲；与在台湾的老部下通电话。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又惊又喜。这位老部下告诉他；许多战犯在台湾的亲朋好友都入了教会；每天到教堂祈祷；请求神灵保佑他们在大陆的亲人平安。当得知他们不仅获释而且受到良好的待遇时；深受感动；希望台湾当局能作出相应的表示。1985年；侨居美国而赶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都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中国无在押战犯
据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
还在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总理已经病得很重，连走路都已经很困难。但他仍然关心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关心着台湾的那些老朋友，希望能为解决台湾问题，再出一份心力。总理不顾个人安危，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清理在押的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遣的一些武装特务。
我记得1974年12月28日中午，总理刚从长沙回京，就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我知道，总理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可能地为解决台湾问题多做些事。
我们好不容易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找回来几个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在押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
讨论战犯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就搞了好几个月。经与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形成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核心小组慎重清理、研究，将在押者中的２５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而最终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有２９３名。
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看到该《报告》及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批示。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一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１００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１３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般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费１５元至２０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气魄太小了！１５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２５年啦！”
毛泽东批示后，华国锋立即在公安部院内5号楼主持召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负责人会议。关押战犯最多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员也被找来列席会议。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对毛泽东的批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大量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与表现，一律安排在城镇。非常复杂的事情竟忽然变得如此简单。
为了全面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病中的周恩来与华国锋，以及后来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要求有关部门对全部特赦释放的所有在押战犯做好组织、安置等各项准备工作。
刘小萍告诉我，他见证并参与了最后全部特赦在押战犯的工作。他说：全部特赦战犯是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体现，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举措，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全球刮起了一股“战犯旋风”。
我们这次特赦释放的是全部在押战犯，并实行更为宽大的政策：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罪犯的名单；发给他们特赦释放通知书。
释放时，我们还发给每人新服装和100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亲自接见，并宴请他们，然后再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是一件很得民心的事。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刘斐、董其武等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刘斐说：“听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把全部战争罪犯全部释放的指示，很受感动。跟着蒋介石从大陆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要及早回头，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作出贡献，立功赎罪。这才是他们唯一正确的出路。”董其武说：“这次对全部在押战犯全部释放并给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有这样的事情，是毛主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伟大政策的体现。希望被特赦释放的人员，要下定决心，加强思想建设，立功赎罪，努力重新做人。”
特赦释放人员结束了在北京的参观学习后，除王秉钺等10人提出申请并被批准回台湾外，其他人员按照自愿的原则，都被安置到祖国各地，与他们的亲人团聚。
周恩来对台湾问题的最后嘱托
周恩来：“托、托、托”
罗青长说，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至今已有２0多年了，但他的丰功伟绩与不凡风采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在病重的最后一年，直至临终前仍惦念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每每想起这些，我就心里特别难受，它不断地鞭策我加紧进行对台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方针，特别是1974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再次重申：“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为此，１９７５年３月２０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6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引起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国际舆论一片震动。
3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等受重病中的周恩来的委托，在北京饭店宴会大厅，接见并宴请全体获特赦释放人员。
一些在台湾有亲属的获释人员，因担心回台湾会受到歧视或陷害、报复，所以大部分释放人员没有回台湾。只有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屯、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等10人提出回台湾，并被立即批准。
蔡省三等10人一直滞留香港达140多天。其间，台湾当局一次次地不批准他们入台。先是张铁石因感到回台无望而被迫自缢身亡；后有赵一雪、杨南屯、张海商重返大陆；而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周养浩则相继远赴美国，除段克文接受“国际救总”救助，其余都住在留美的儿女家。留在香港的只有蔡省三和王云沛，王云沛于晚些时候病故香港。这样，留居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了。
据蔡省三介绍，他在香港到港英移民局办理了8次延期居住手续，仍无台湾当局允许其入境的消息。他决计以“中间派”身份长期居留香港。一方面，以写作为生；另一方面，寻找机会主动从事对台湾方面的沟通工作。
在此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多次发表的言论，不但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的注意。
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大陆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两岸关系？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绝不可掉以轻心。应该说，周恩来对蒋介石接班人蒋经国的了解，远不如对他老子蒋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对自称是蒋经国“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蔡省三自从决定长期留居香港，便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９７５年冬，经蔡省三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忙，其已离婚、失散的妻子曹云霞被找到，并来到香港与他团聚。妻子靠从江西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来的医术在香港开了一家诊所；蔡省三则为谋生而从事写作。他每天为香港《新报》特辟的《蔡省三专栏》写时事评述，每天800字左右，开了香港报业的先河。《蔡省三专栏》每天同时在香港、台北、美国三藩市和澳大利亚等四个地方见报。期间，蔡省三还同妻子先后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赣南忆旧录》、《蒋经国系史话》等等。
蔡省三的文章，病危中的周恩来不可能都能读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１９７５年９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连载4期），病危中的周恩来每期必读。文中，蔡省三凭着对蒋经国先生的了解和理解，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
（1）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
（2）不会投降大陆；
（3）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
蔡省三在香港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罗青长说，１９７５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来总理看了蔡省三的访谈内容很重视，他用颤抖的手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９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批示：
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
这是周恩来就台湾问题的最后批示。
罗青长最后一次见总理
罗青长说，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迫切提出要见我，因为当时我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邓小平坚定地说。
我赶到医院时，总理正陷于昏迷状态。我在外面等着，眼泪直往心里流，为总理的生命担心；为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而心痛。
一直等到中午，总理苏醒过来，我在总理病床前坐下。看得出，总理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我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总理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我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１０分钟再谈。”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就是病到这种程度，还一心想着工作，他的心里只装着祖国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我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敬爱的好总理为人民耗尽最后的一分光、最后的一分热，为革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今天再讲这段往事时，仍然止不住地要流泪。总理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亲自领导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还亲自处理具体的涉台事务。
我常常听总理谈起张学良。总理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挽救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新中国成立前，只要一有机会，周总理就向社会呼吁，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
建国后，周总理一直念念不忘在台湾的张学良。1961年在西安事娈25周年纪念会上，政协副主席高崇民作诗怀念张学良将军，有两句话是“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周总理当场说：“‘憔悴’两字太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
我想起总理多次要办公室通知政协及有关部门照顾张学良的亲朋及故旧。许多事常常是总理亲自处理。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也是我军的一名战将，他1933年入党，解放后担任海军副参谋长。当他被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深造时，苏联人不理解为何中共中央派一个大军阀的儿子来学习，不肯接受。周总理亲自向苏方作解释工作，张学思才被允入学。“文革”期间张学思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病重身危。周总理得知后，亲自批示要医院尽力抢救。但由于林彪集团的肆虐，张学思被迫害至死。又是周总理几次指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