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新潮》杂志。“五四”运动中，他与傅斯年被北大学生公推为代表，组织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的。
1920年秋，罗家伦由蔡元培推荐、实业家穆藕初赞助赴美国留学，嗣后又赴德国、法国和英国访学。1926年学成归来，在东南大学短期执教，后卷入大革命风暴，加入了国民党，曾任蒋介石的秘书。
1928年8月，31岁的罗家伦以北伐少将的身份，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时下论及清华大学的校长们，世人首推梅贻琦。梅氏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清华，厥功甚伟，功不可没。但对清华做过奠基工程的罗家伦，似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台湾清华大学史研究者苏云峰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罗家伦当年在清华究竟做过怎样的奋斗，取得了哪些成果与经验呢？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由美国人退回的部分庚款创办。这笔清华基金，名义上由中国的一位外长、一位外交次长和美国公使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实际上掌握在外交部高官手中。清华的校长历来由外交部任命。到罗家伦时代，清华学校已易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当校长后，凭着“有一点革命的劲儿”，毅然把清华大学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他反复强调“在清华大学前面增加‘国立’二字，是中国学术独立的重要标志”。同时，罗家伦想借此理顺清华大学的隶属关系，促使清华大学脱离外交部的管辖，归属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领导。
罗家伦上任，邀请志趣相同、有办学经验、富学术威望的杨振声、冯友兰合作。他的就职演说标题是：《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希望“自此以后，学校有一新生命……以清华大学来转移全国学风，以尽引导全国青年的使命。”“并以建设清华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为职志。”在倡导“学术独立”的同时，罗家伦别出心裁地提出“四化”。吴宓日记有载：“罗氏以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四者为旗帜。又谓兼容并包，惟贤是用云云。”在此后的两年中，罗家伦实践了“四化”，其果是亦喜亦忧。冯友兰说：“在罗家伦所提的‘四化’中，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所谓军事化，罗家伦试图用军训的方式来强化校纪。学校要求学生着装统一，早晚点名，按点作息。无故缺席要记过，三次小过算一次大过，累计到三次大过即开除。早上要出早操，学生要着军服，蹬马靴。罗家伦身先士卒，坚持与学生一道出操。因纪律太严，素有自由主义精神传统的学生们很反感。当时刚入学的张岱年就因为忍受不了早操的制约，转学到师大。早操这一项，后来在学生们的“集体抵制”中被迫取消。
罗家伦是蔡元培的学生，又受过欧美教育的熏陶，在办大学（包括后来办中央大学）的理念上，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他接手清华便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发现清华有八大弊病：机关庞杂、冗员充斥；职员薪金过高、权力过大；对教员只重学历、不重学识；浪费惊人等。罗家伦随之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坚持学校以教学为主体，教授为核心，大师为旗帜，并提高教授的待遇。“教员发新聘书，职员发新委任状，突出聘书和委任状的区别。在新聘书中，教员增加工资，在新委任状中，减低职员的工资，特别是减少大职员的工资。”（冯友兰）。罗家伦认为“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他以“至公至正”的精神“为青年择师”，公开表示在选聘教授时，坚决“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的好恶来定去取。”
罗家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教职员中凡不称职、不勤勉者一概辞退。90多位职员被裁去20多位。原55名教授，被辞退了37位，包括外籍教师一视同仁。延揽了20多位30岁上下的年轻人，诸如萨本栋、周培源、杨武之、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等等。还到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请了一批国际一流学者来校执教。像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陈达等硕学之士，罗家伦亲自出面恳请留任。有趣的是外文系的吴宓，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论争时，吴攻击新文学运动甚烈，与罗家伦还打过笔墨官司。罗家伦当校长后，吴宓心中不免有点惶惶，曾托赵元任探底。罗家伦闻后大笑：“哪有此事，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罗家伦不仅礼聘了吴宓，还改善了他的待遇。吴宓在日记中说：“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三百四十元。宓向不持与人比较或虚空立论之态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后来，学校教授激增，单身教授一人一间宿舍还不够住。吴宓本来一人住了三间，还请梁任公题了块“藤影荷香之馆”的匾，学校请他让出两间。吴宓不高兴，正式给罗家伦写了封信，声称若要他让房，他要跳后面的荷花池自杀。罗家伦犯难，最后请吴宓的一位老同学出面再三通融，终于说通了。罗家伦幽默地说：“大学校长亦无形中添了许多小市长的麻烦。”
另一面，罗家伦大刀阔斧砍去一些“滥竽”，包括洋人。有位美国教授叫史密斯，此公教英文和拉丁文，在课堂上从不讲解，叫甲学生读一段课文，又叫乙学生读另一段。如此反复。下课铃响，即夹包走人。全校学生都叫他“老饭桶”。王文显说他在美国是教初中都没人要的货色，可在清华却“教”了十多年。前任校长竟然送他一张“终生合同”。罗家伦不能容忍，请他出局。一荷兰籍教授，在教学生弹钢琴时竟对一女生非礼。罗家伦查实后，马上通知那位外教“立即停职，听候处理”。一下子共辞退6名外教。被辞退的外教们运动美国公使马慕瑞来说情。罗家伦十分策略，以“他们决不能代表美国的学术水平”为由，终于说服了美国公使。“老饭桶”临行前又向罗家伦提出了六七项不近情理的要求，罗家伦以“最大限度的礼貌”断然拒绝。罗家伦有魄力，有识见，不刚愎自用，如发现自己有做得欠妥的地方，马上纠偏。他刚到清华，不重视体育，把体育部主任马约翰降职降薪。不久，马约翰率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参加华北区足球赛，得了冠军。回校时，全校同学燃放爆竹，热烈欢迎，把马约翰从校西门一直抬到校内。罗家伦立即又将马约翰提为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而且还送他一只银杯作纪念。
罗家伦用人唯贤，不惜得罪自己的老师朱希祖先生，成为一时传诵的佳话。历史系的朱希祖教授资格最老，他是中国史专家。当时若聘他为系主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罗家伦觉得朱先生对世界史接触不多，“这就无法使这个系走到现代化路上”。罗家伦不得不以校长身份兼史学系主任，占了这个“缺”，留给一年后方可到任的蒋廷黻先生。当时学贯中外历史的蒋廷黻博士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罗家伦礼贤下士亲自到天津去请。因蒋已受聘于南开，最初表示不愿。罗家伦坚持，说“你若不答应，我就坐在你家不走”。他真的在蒋家“磨”了一个晚上，蒋廷黻只得答应等南开聘期满后再去清华。罗家伦晚年在回忆中提及此事说：“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
在招生上，罗家伦开创了在大学招收女生的先河。新学年开学，一下招了15位女生。他操办此事有点“独断专行”，只在学校拟定的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而事先并未呈报大学院批准。对特殊人才，他坚持“破格”录取，钱钟书即为一例。“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语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钱钟书）罗与钱这两位年龄相差一轮的校长与学生，后来常通信，切磋诗词，互相引为知音，成为诗坛的佳话。
罗家伦办学是有战略眼光的。为了使清华有长足发展，他想筹建图书馆、生物馆、学生宿舍和气象台等教学、生活设施。到任不久，他写了份《整理校务经过及计划》的报告，提出动用清华基金用于六大建设；同时要求改革现行的基金管理模式，即由清华自己掌握清华基金。罗家伦之所以耿耿于此，是因为他在1928年初担任战地政务委员时，偶然中见过清华基金账目报告，发现那是一个黑洞！外交部掌权者利用基金购股票、买公债、炒外汇，大肆中饱私囊。有笔股票抬头写的就是当时外交次长陈篆的名字，陈氏竟堂而皇之浑水摸鱼提走二十万现款……清华基金，是外交部一块肥肉，谁当政都不肯放弃管理权。罗家伦的提议，遭到外交部的强烈反对，也有人来缓颊说情。罗家伦一概不睬，一面据理力争，一面发动废除基金会的社会舆论；并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五个月内三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以“辞”抗争。他说：“我的辞职不是对于黑暗势力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资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规化。”他在递辞呈的前两天，拟了一份近万言的长篇谈话，披露了清华基金被高官们贪污、挪用的黑幕，还公布前任清华校长挪用公款的问题。他将谈话稿寄到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同时发表，引起社会关注。一场“恶斗”后，原基金董事会终于撤销，基金回归清华。后，罗家伦理智地将基金交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他提出的六大建设项目的款子终于落到实处。后来，他一不做二不休，呼吁“改隶废董”。“改隶”就是要清华大学与外交部脱钩，隶属教育部；“废董”，即废除清华基金会。为此，他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拜访了美国公使马慕瑞，国府委员戴季陶、陈果夫和孙科等人。经一番努力，终获成功。他说：“我承认我所取的办法，有点非常，或者可以说带点霸气。但向黑暗势力斗争，不能不如此。要求一件事的彻底解决，不能不如此。……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
1930年罗家伦黯然离开清华。其外因是当时阎锡山控制了华北，要扫除蒋介石的人；内因是清华有些学生对罗家伦不满，要求他辞职。尽管要求罗家伦辞职这项议案当时没通过，但他还是采纳了冯友兰的意见，为维护校长的尊严决意离开。在他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时，便拂袖到武汉大学当教授去了。罗家伦在晚年所作的《我和清华大学》中有一段自我评说：“我虽然主持清华不过两年，可是我相信我这两年中艰苦的奋斗，为清华大学打下了一个学术的基础。”陈寅恪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0
骑白马的不都是王子阮直
骑白马的不都是王子，就像扛掏耙的也不都是猪八戒一样。那么，能拎一根棍子，前边揻一个弯，在草地上甩一膀子，一抡就是贵族了？
可眼下，有钱人真的就这么培养自己包括自己的仔儿，说从小就让孩子打高尔夫，感受高尔夫的氛围，就会知道贵族的礼仪、礼节、气质、风度了。
如果贵族就是这么培养的，那么新西兰人和我们内蒙古人离贵族就不远了。新西兰人百分之五十生活在牧场上，整个国家就是个天然的高尔夫球场地，牧羊人那个牧杆前边有几个弯儿齿，可以撮起一个小石块，然后甩开膀子一抡，就能把脱离羊群的那只羊打中，高手的准确率是打羊的左后蹄儿就不会打右后蹄儿的。若让这样的牧羊人去打“老鹰球”或“小鸟球”那真是小儿科的。绝对不会像我们想成为贵族的人那样，花大把的钱，流一身的汗，浪费那么多的草地，却喂不壮一只羊。
为了好奇，老夫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高尔夫球”的起源，这一看不要紧，我更加敬佩我自己了。俺平民也有“所见略同”的时候，高尔夫这玩艺在古时是苏格兰牧人在牧羊时闲得无聊了，而自娱自乐的一种游戏。苏格兰人用一根棍子，将一颗圆石子击入野兔子洞中，用来打发无聊的时间。有人从中受到启发，发明了高尔夫球运动。这个在苏格兰政府和贵族眼中的“粗俗”运动曾遭受过政府令的禁止。1457年3月代表苏格兰贵族的王室，还颁布了一项“完全停止并且取缔高尔夫球”的法令。
原因是这项消遣性极强的运动，不仅粗俗，而且妨碍了苏格兰年轻人练习“国术”——射箭。后来高尔夫球才逐渐成了平民大众的游戏。随着草场的昂贵，平民逐渐退出了“高尔夫”。于是才被有钱人钟享。高尔夫从起源到如今都与“贵族”无关，有关的仅仅是“钱”要多。于是高尔夫便成了身份和“金钱”的象征了。这有点像“美国”人的英语，与传统的英格兰英语比，并不是谁“正宗”谁才更“英语”，而是谁的货币更坚挺，谁的声音才时尚。转移到中国就是今天的港台腔比正宗的国语更有魅力。
贵族不是有钱，贵族有点像我们的姓氏；贵族更不是“烧钱”，贵族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就没有贵族，你就是爱新觉罗的二大爷，你也不是贵族，那是皇族。更何况从1949年起，什么贵族、皇族在大众的眼中都是“狗屁族”，人们都怕沾上臭，如今怎么就有了“逐臭族”呢？
有人想把自己改造成像英国贵族那样有品味，像英国绅士那样有气质的人，这好啊！也简单，但不用像打高尔夫球那样大的投入，老夫可奉献一招，把你的小轿车卖掉，为贫困山区的穷孩子们盖一座希望小学，你就有了一点“同情心”、“博爱情”；你不随地吐痰，见了乞丐舍出毛把钱，看见弱者遭遇不公时，能仗义执言，遇见歹徒以强凌弱时，能挺身而出，你就有了点绅士风。这是第一步，你做得到吗？
否则，你高尔夫球打得再好，往大了说，不也就是个“职业”球手吗？弄个“大满贯”之类的高帽子戴，顶多是一个著名球手，还不是贵族。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高尔夫球手是黑人，他们的先人出身恰恰是奴隶。
我是不相信打高尔夫就能打出贵族气质的，就像我从不相信骑白马的小子都是王子一样。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26
内心的羁绊尹玉生 编译
一个猎手非常喜欢在冬天打猎。这天，天气异常寒冷，猎手取出他的猎枪，穿戴得严严实实，准备到几十里外的乡下去。到达乡间野地不久，他就惊喜地发现了鹿留下的痕迹。在鹿痕的引导下，猎手来到了一条结冰的河流跟前。
这是一条相当宽阔的河流，河面完全被冻冰所覆盖。虽然冰面上明显地留下了鹿走过的踪迹，但能否承受得了一个人，猎手并没有一点把握。最终，捕鹿的强烈愿望使猎手决定，涉险跨过河流。
猎手伏下双手和膝盖，开始小心翼翼地在冰面上爬行起来。当他爬得到将近一半的时候，他的想像力开始空前活跃起来。他似乎听到了冰面裂开的声音，他觉得随时都有可能跌落下去。在这个寒风凛冽的冰封日子，在这人迹罕至的荒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