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缘分吧。我第一次和他单独见面是在光明日报社，那时我大学刚毕业，在那儿当个小编辑。我们聊了没多久，他突然问我：“你有朋友没有？”我当时正好没有朋友，就如实相告。他单刀直入地问了一句：“你看我怎么样？”我当时的震惊和意外可想而知。他就是这么浪漫，率情率性。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和交往，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把情书写到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得来的，你也是偶然得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是值得写在五线谱里的。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哪个女人能够抵挡如此的诗意，如此的纯情。被爱已经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而这种幸福与得到一种浪漫的骑士之爱相比又逊色许多。
我们俩都不是什么美男美女，可是心灵和智力上有种难以言传的吸引力。我起初怀疑，一对不美的人的恋爱能是美的吗？后来的事实证明，两颗相爱的心在一起是可以美的。我们爱得那么深，他说过的一些话我总是忘不了。比如他说：“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这形象的天真无邪和纯真诗意让我感动不已。再如有一次他说：“我发现有的人是无价之宝。”他这个无价之宝让我感动极了，这不是一般的甜言蜜语，如果一个男人真把你看做是无价之宝，你能不爱他吗？
我有时常常自问，我究竟有何德何能，上帝会给我小波这样一件美好礼物呢？那年10月10日我去英国，在机场分别时，我们虽然不敢太放肆，在公众场合接吻，但他用劲搂了一下我的肩膀作为道别，那种真情流露是世间任何事都不可比拟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他转身向外走时，我看着他高大的背影，在那儿默默流了一会儿泪，没想到这就是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小波虽然不写诗，只写小说随笔，但是他喜欢把自己称为诗人，行吟诗人。其实他喜欢韵律，有学过诗的人说，其实他的小说你仔细看，好多地方有韵律。小波虽然以写小说和随笔为主，但在我心中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的身上充满诗意，他的生命就是一首诗。
恋爱时他告诉我，他16岁在云南，常常夜里爬起来，借着月光用蓝墨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呀写，写了涂，涂了写，直到整面镜子变成蓝色。从那时起，那个充满诗意的少年，云南山寨中皎洁的月光和那面涂成蓝色的镜子，就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小波在一篇小说里说：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看的书来看。我觉得我生命中最大的收获和幸运，就是我挑了小波这本书来看。我从1977年认识他，到1997年与他永别，这20年间我看到了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失去了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小波，你太残酷了，你潇洒地走了，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虽然后面的篇章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我还会反反复复地看这20年。这20年永远活在我心中，我相信，小波也会通过他留下的作品活在许多人的心里。樱花虽然凋谢了，但它毕竟灿烂地盛开过。
我想在小波的墓碑上写上司汤达的墓志铭（这也是小波喜欢的）：活过，爱过，写过。也许会再加一行：骑士，诗人，自由思想家。
我最亲爱的小波，再见，我们来世再见。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再也不分开了！
（杨兴文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假如你愿意，你就恋爱吧》一书）
你的工资涨了吗
李琳
谁的工资在涨
2007年7月1日，中国劳动学会主办的“深化企业薪酬制度改革，促进构建和谐社会”论坛指出：2002年，中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2422元，到2006年达到21001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递增12％，比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9。2％高出2。8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工实际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
有人据此认为，这从侧面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更多地惠及普通百姓，中国已经开始摆脱“国富民穷”的尴尬。
然而，这则消息引来更多的是质疑之声。从各大门户网站的留言看，几乎所有的网友都对这条新闻嗤之以鼻，讥之为“真实的谎言”者有之，认为“不涨反降”者有之，质疑“是不是又在放卫星”者亦有之。
如果说，网友的发言尚不具有统计意义的话，那么6月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人民论坛》杂志就职工对当前工资的满意度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就应该能够说明问题了。调查结果显示：对当前工资状况不满意的达96。5％。
大多数人认为，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大多数普通职工实际收入的增长，在平均工资快速增长而多数人工资增长缓慢的背后，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增长的工资主要流向了垄断行业和管理层，而普通职工特别是一线工人收入仍然比较低，分配不公平的状况更趋严重。
按照我国职工工资统计相关规定，工资统计的对象，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各种合营单位、各级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等“体制内人员”，而没有资格参与统计的外来务工者以及民营企业等新型经济组织的职工，恰恰是低收入群体。显然，只统计高的，不统计低的，出来的数据当然没有说服力。
可以说，这几年职工平均工资的高增长，是由国有单位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带动的。
中央党校第40期省部级干部进修班课题组提交的《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考》分析认为：“十五”期间，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递增15。1％，而2003年至2005年，央企员工的年平均工资递增16。8％。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披露，目前，电力、电信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显然，类似这样的一些高收入行业是工资增长的“蓄水池”，吸收了大部分“增长”。
即便在工资增长较快的国有企业中，收入差距问题也非常明显。这些年来，一些企业内部工资差距持续扩大，“只涨老总年薪，不涨员工工资”似乎成了一种潜规则。上海一项调查表明，50。6％的国企职工在近3年内没有加过工资，最长的6年来分文未涨。与之相对，一些高管的收入却搭着企业的“效益快车”扶摇直上，与一线职工的差距越拉越大。目前国企尤其是改制、重组以后的单位，大都实行年薪制，不同的行业，高管的年薪从几十万到上百万甚至更多不等。这一点，同样被“平均收入”的数据和概念掩盖了。
与垄断企业和国企高层工资迅猛增长相比，农民工不但工资低，工资的增长速度也慢得多。据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显示，2004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由于“民工荒”，近3年农民工工资算是涨得快的，几年前全国总工会曾有一个调查，珠三角民工13年间月工资增加了86元，而物价上涨早已超过一倍。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类似“工资”这样关乎民生的敏感数据，国家统计局在公布时，除了公布年度平均数据以外，还应当把构成社会生活主要成分的农民工、私企员工、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不同行业员工、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数据一并公布，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地反映我国社会各阶层的真实收入状况。
工资增长VS物价上涨
在“职工平均工资上涨”的统计中，还特别标明“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递增12％”。但去年以来物价的快速增长，尤其是飙升的房价不被纳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使得价格上涨的官方口径与民间实际生活的感受总是泾渭分明。
不说近一年来的米、面、菜及主副食品价格均有两位数的攀升，不说粮油、燃气、水电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这些民众都还能承受，但大件商品比如房价的上涨却到了令大多数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同样是2002年到2006年，全国大部分城市房价涨幅超过70％，有些地区甚至达到了100％以上的幅度。教育收费、医疗医药费用也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收入确实一天比一天高了，工资也有所增加，但是老百姓却感到自己越来越穷了，负担越来越重了，压力越来越大了，有些还背负了一身债务。
与此同时，民众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正承受着货币可支付能力变相贬值、保值增值渠道单一化的难题。由于资本市场发育滞后，除了银行存款外，居民的投资渠道基本上只有炒股和炒房。但近年居民储蓄实际上是“负利率”，而股价、房价高企，基本上没有投资价值，炒股、炒房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只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已。
工资增长必须能给民众带来感受得到的福利和感受得到的购买力，否则，这种数字游戏就会失去意义。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继续推动工资的增长，让民众能够坦然应对房价、学费、医疗费用等的持续上涨，而不是为他们构筑起一个并不存在的虚拟的幻觉。
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改革开放以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这一比重虽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国家发改委今年1月发表的《我国的工资分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指出，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0。91％。与之相对的一个可比数据是，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50％左右。这昭示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在GDP高速增长的时期，工资总额的增长却在下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过低，经济增长的成果向某些群体和部门过度倾斜。
世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症结不是老百姓热衷储蓄“不愿花钱”，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世行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的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内需不足使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造成了目前异常棘手的内外经济失衡和流动性过剩。而且从长期来看，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体长期的增长动力还是来自于内需，依赖于外需和投资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国际经验也表明，扩大居民收入份额，使居民收入增速等于甚至在一定时期内适度快于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有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从而进一步带动宏观经济增长。因此，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应适度向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倾斜，保持居民收入的稳步快速增长，应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保持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政策取向。
因此，要让“平均工资涨幅”真正兑现为落地的民生福祉，起码需要加上这样几个前提：根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中、提低、限高”的要求，大力提高低收入职工的工资水平、提高普通职工的工资水平；加大劳动执法力度，落实《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普通职工在工资博弈上的相关权益；进一步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企业工资共决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确保每个职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加大对垄断企业职工收入的规范力度，清理基于机会不均等下的潜规则收入；有效控制物价涨幅，对严重影响工资涨幅利好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做好基础的保障工作。
只有让普通劳动者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才能体现出“共享”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才能实现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建设和谐社会也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话。
（晋宣摘自《社会观察》2007年第10期）
谁捡了手机
贞子
美国《读者文摘》继那年“丢”钱包之后，前不久，又在全球32个城市“丢”下了960部手机。之后情况是什么样的呢？《读者文摘》强调，这不是一项严格的科学调查，只是希望借此粗略地了解一下，当一般民众面对突然出现的诱惑时，会有些什么样的反应与选择。
事后，960部手机中有654部被送还，个中细节令人动容：
台北，一家普通咖啡店里，一位年轻母亲带着年幼的女儿，准备就座时，发现桌子上被遗落的手机，她当即高声询问是谁忘带了手机，她觉得失主可能刚刚离开，还不会走得太远。后来，当调查员告诉她这是一项秘密测试，并问及她为什么要寻找失主交还手机，这位普通的母亲诚实地说：“不是自己的东西肯定不能拿，要不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
纽约哈林区，16岁的少年强尼正和一帮年纪相仿的伙伴玩耍，捡到手机后，他拨打了手机里预留的联系电话，然后在伙伴们的簇拥下，一路欢快玩耍，一路马不停蹄地去往约定的交还手机处。当从调查员口中得知真相时，强尼回过头，看着面前的众伙伴，无比自豪地说：“怎么样，我做对了吧！”
印度孟买，在一家杂货店，一位在附近一家服装店工作的中年男子捡起手机，左右看看，关机后悄无声息地将手机装进自己的口袋后离开。但几分钟后，杂货店的店主叫了几个朋友帮忙，一起去那位男子工作的服装店，找到那男子，并要求他立刻正确处理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斯德哥尔摩，火车查票员洛塔在上街购物时检到手机，马上通过拨打手机里的联系电话寻找失主、归还手机。他告诉调查人员，我在火车上捡手机是家常便饭，寻找失主归还手机也是家常便饭，所以我有经验。
香港太古城，李碧霞去医院途中捡到手机，刚捡起，手机来电铃声就响了起来，对方说这是自己刚遗失的手机，李碧霞马上问怎么可以把手机尽快归还。不一会儿，调查人员见到了这位因为赶时间而脚步匆忙、但仍第一时间把手机送还的人。
香港，另一位房产经纪人林先生无偿送回了调查人员放置的手机，告诉调查人员说，自己曾丢过一次手机，捡到手机者接通电话后要求给他200美元才可以拿回手机。“那感觉非常不好。”林先生不无感触地说。
加拿大多伦多，29岁的莱恩是位保险业务员，他在银行的地下大厅捡到手机后，便马上归还。面对调查人员的赞扬，他指指自己手中拿着的皮包，诚恳地说：这是应该的，我这只皮包就是别人捡到后又送还给我的。
匈牙利布达佩斯，59岁的法兰克是位流浪汉，将近6年时间一直流落街头。他在火车站月台上捡起手机后，四处看看，未有失主目标，便马上毫不犹豫地走到附近一位报摊摊主跟前，托付代为交还。后调查人员问他，有没有想过据为已有，法兰克断然否决道：决不可以，那不是一部手机，而是诚实问题。
此次调查中，手机送还率最高的城市是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30部手机，送回29部。捡手机者中，有修女，也有餐厅侍应生，居民真正是路不拾遗。
（夏天摘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