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却始终要面对一群乌合之众，这个爱好写作的文青法西斯（墨索里尼是记者出身）除了强迫意大利人不停买他的作品之外，并不能像希特勒一样，训练出具有可怕杀伤力的战争机器。历史学家波斯沃斯（R。J。B。 Bosworth）的最新作品《墨索里尼的意大利：1915－1945，法西斯独裁之下的生活》（MUSSOLIN'S ITALY Life under the Fascist Dictatorship；1915－1945），就想厘清这个谜团。
意大利是足球强国，他们在1934年和1938年两夺世界杯冠军，意大利式防卫是相当独到的足球技术，它要求天分与纪律兼备，平衡个人灵性与团队合作这些恰恰都是一支强大军队的构成要素。意大利的军队却如童子军一般幼稚，1940年，墨索里尼向英法宣战，意大利防空部队的第一桩功绩是打下一架自己的飞机！无厘头到了极点。
波斯沃斯发现，意大利人不太把政治当回事（近来贝卢斯科尼的大嘴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点），当个好人，坐着聊天，向经过的姑娘吹一声口哨，反而更应该是生活的重心。意大利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心思放在墨索里尼的教导上面，就算他写了44卷“巨著”（比任何一个专栏作家都勤快），事无巨细地规训他的子民，意大利人还是笑嘻嘻地相信“暖洋洋的家庭与人情”是世界的基石。墨索里尼，就像一柄孤独的法西斯铁锤，意大利人，全在彼此挠胳肢窝，像一团团轻浮的棉花，锻造不成武器。
快乐及日常的幸福感，使法西斯的实线成为障碍。
与世界和解
●长河
心理学上的看法，人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Ⅰ”，那是对外的形象，也是社会上对这个“我”的看法。另一个是“me”，那才是自己必须面对的真正的自我。
我们的秘密、隐私、真正的状态，不可告人或不想告人的部分，都是在面对这个“me”的时候。我觉得：这个“me”，虽然是小写，其实比大写的“Ⅰ”，更巨大。一个人的“Ⅰ”和“me”太贴近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伤害吧。被外在世界所伤害。
“Ⅰ”和“me”太贴近的时候，就是无防状态，无保护状态。也许给人家带来麻烦，因为他把保护自己的责任赖在别人身上。
最近在看顾城的诗。顾城是中国著名的当代诗人。八岁开始写诗。之后便滔滔不绝，写到了死。他最高纪录是两天写了八十四首。是在追求他的妻子谢烨的时候。他的诗公认是纯净、透明、纯洁无尘的。他写诗像小孩子说话，完全没有戒心，信任面前所有的阅读者，把自己的真心掏肝扒肺地献出来。写爱情的：我想画下早晨，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画下所有最年轻的，没有痛苦的爱情；画下想象中，我的爱人，她没见过阴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她永远看着我，永远，看着，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我看他的末三句，忽然非常伤感。我们对爱情所求其实就真只是这样单纯，只是：她永远看着我，永远，看着，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不过，一个专注的、永远的凝视，根底上就不是人间的吧。
这样的顾城，他的内在是怎样，外人眼中的他就是怎样。所以顾城成为一个被容忍的人，但是没有人受得了他，天才，外界说他不懂实务，完全没有自理能力，离开了他的妻子谢烨，就连想写诗的时候，纸和笔在哪里都找不到。他脾气特坏，心情不好就掀桌子。有次饭桌上吃饭，岳母说了什么话惹到了他，当场他就把正在吃的一碗面倒扣到岳母头上。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除了他的天才，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与其说他像一个被惯坏的孩子，我觉得他像一个从来没有被驯养成功的野兽，所有的反社会人格大约多少都是这状况，他们没有被驯养的成分比驯养的部分多得多。
他们被扔到人类世界来，许多的格格不入，许多的不适，甚至，许多的痛苦。某方面来说，我觉得顾城有点像醒着的“植物人”，他的内在澎湃，但是囚禁在那个失能的、永远“昏睡”的躯体之内。那个无能的，对于真实世界、对于外在世界无能驾驭的身体，便是他永远醒不过来的噩梦。 1993年10月9日。在新西兰的激流岛，顾城的妻子谢烨要离开他，于是顾城用斧头砍杀了谢烨，自己上吊身亡。时年37岁。顾城的“Ⅰ”和“me”，可想而知是非常贴近的，简直可以说是浑然成一体。
通常我们的自我矛盾，都是“Ⅰ”和“me”之间出了问题。我们的“me”，一定是最放松的，最舒适的时候。但是在“me”里的自安状态，有时候是不见容于大社会的。未必是黑暗面，有时候甚至不过是一种天真，没有恶意的直率。高兴就笑，悲伤就哭，生气就发怒，发现自己的“东西”被夺走了就要抢回来；这难道不是天真和直率吗？小孩子不都是这样的吗？然而我们的大“Ⅰ”这样天真的话，一定会出事的。就连面对最亲密的两人关系，也一样会出事的。
想到佛经里说要调伏自己的心，如调伏洪水猛兽。让自己的“Ⅰ”和“me”非常贴近，那个无保护状态，可能是一种无赖，要别人为自己负责。因之要调伏的是“me”吧，要学习的是“me”吧，让那个“me”与大世界相容，让“Ⅰ”和“me”都成为自己的“本来面目”，便与自己和解了，也与世界和解了。
孤独的舞者
●zhang sha
秋天，草地上一片寂静，萧瑟冷清。大地上积满了落叶，枯败的叶子蜷缩着，如一张张满是皱纹的脸疲倦地向上张望着。阳光下，小草儿如漂洗过的白银一般，浅黄浅黄的，迎着秋风惠牢作响。四下里静悄悄的，一切都显得无精打采的，凛冽干燥的寒风暗示着这个季节并不属于脆弱的生命。
然而，在绝望的阴影里似乎总是潜伏着那么一丝愉悦的惊喜。瞧去！不远处一只小小的蝴蝶，一身洁白，半透明的翅膀正不紧不慢地拍打着，宛若一朵飞舞着的雪花，细小的身子忽上忽下回旋跳跃着。一忽儿，轻轻地落在草叶尖上，吻一吻，旋即又飞走了。我想，它的内心该是被某种热切的渴望敦促着吧，孜孜以求，永不懈怠。
枯黄的草地在我眼里忽然变成一方广阔的舞台，舞台土，这只小小的蝴蝶正孤独地旋着舞演一场独角戏。没有灯光，没有音乐，没有观众，没有掌声，孤独的舞者只是默默地奉献着它最美丽的舞姿，舞姿里有忧伤的美丽，舞姿里有优雅的欢乐。舞啊……舞啊……所有的绝望，所有的欢乐，所有的痛楚都融进这绰约的舞姿里。整个世界停顿下来，默默地注视着，万籁俱寂，周遭的大自然也莞尔笑了。
一只小小的蝴蝶就这样征服了整个世界。夏日里，会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蝴蝶，小小的，白白的，舞动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成群结队地飞过这个季节，不留下一丝痕迹。当花儿慢慢零落，生机勃勃的绿色也渐渐褪去，只留下孤零零的大地，光秃秃地裸露着，生命俱凋亡，仿佛干涸的生命之滩。夏日，兴旺茂盛的夏日，一天天远去了。这时，从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孤独的舞者悄然而至，开始享受它那姗姗来迟的短暂的生命。尽管，留给这个“不可理喻”的小生命的，并没有多少舒适与安慰，在这静默的季节里，它仍是这广漠舞台土唯一的主角。不知这小东西是否明白“美好东西的获得往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代价的确是巨大的，秋天来临，日子一天天过去，寒冷一天天加剧，这一天天加剧的寒冷会无情地吞噬蝴蝶的生命。然而，重要的并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其价值。
不要怕在人生的舞台上做一个孤独的舞者！有多少人，在各自的生活中终生扮演着平庸卑微的角色，却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人生舞台又有多少人，随波逐流，将自己独特的个性淹没在茫茫人海舞步回旋，陌陌前路，何处蔷薇而在世间的某个角落，一个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儿正默默地等待着属于她的那只蝴蝶。有一天，他们相遇，娇嫩的花骨朵儿便张开她的怀抱热情地迎接那久久等待的客人旋着舞步缓缓而来。
（蒋智润荐自《英语学习四十年精选丛书第二辑？心智的感动》）
竺可桢：“浙大保姆”
作者：张伟 来源：中国青年报
竺可桢（1890~1974），浙江上虞人，气象学家，曾任浙江大学校长。
在任校长之前和之后，竺可桢一直是以气象学者为人所知。因此，1936年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被视为他人生路上一次意外的拐弯，而且“一出手，就如此漂亮”。
这位校长，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又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
这正如竺可桢在就任声明中所言。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结果，竺可桢手下，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也有人认为，这得益于他作为科学家所强调的“只问是非”的科学精神。
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就任校长时，他曾提出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
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荷枪实弹，竺可桢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他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
到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
书评家马勇曾感叹，在当时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
浙江大学迁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
而当时的竺可桢，总是以高尚的道德鼓舞学生。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这位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残杀光明
●于格？德？蒙达朗拜尔
“恰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分娩过程：这是由我本人求生下我自己……”于格？德？蒙达朗拜尔，一位法国贵族的后裔、才华横溢的年轻艺术家，1987年在与歹徒搏斗中被硫酸泼中双眼，从此，他的生活被彻底改变。双目失明的他经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重生之旅……
坠入黑暗
来纽约已有两年，可最近两周，我的情绪有些低落。
1976年5月25日晚上，窗外的绵绵细雨让人心闷气堵，我决定到华盛顿广场公园透口气。只是，我怎么也没料到，自己的命运也将随之改变。
散步归来，正当我将钥匙插入锁眼准备开门时，两只大手抓住了我的肩膀，凶狠地把我摔进屋内。一高一矮两名歹徒恶狠狠地向我索要钱财，用刀尖抵着我的喉咙，对着我的头和肋骨大打出手。我害怕极了！我知道，如果不予以抵抗，我会被他们打死！
在歹徒的目光从我身上挪开的瞬间，我一个箭步冲到壁炉旁，伸手抓过通火钩，使出全身的力气照着歹徒猛击。房间内顿时一片混乱，家具纷纷倒地，我的“武器”很快被击落，我只得匆忙跳到楼梯上。
当我登上最高一层，见到那个弱不禁风的小个子站在那儿，我开始兴奋起来：他看起来是那么不堪一击，只要瞄准了，我很快便能将他干掉。于是，我们互相凝视着，谁也不敢轻易挪动，我的眼睛紧紧盯住他。可就在此时此刻，我的脸部被泼了一片热流。
起初，我以为那不过是一杯热咖啡，可很快，我的眼睛被灼烧得睁不开，我察觉出眼睛上的东西黏黏的。我害怕极了，用手拼命揉擦着眼睛。
我猛然间意识到，在我脸上流淌的极有可能是硫酸。体内的兽性就在那一刻猛烈地发作了，我发出一声惊天怒吼，声音之大，就连歹徒也被震住了。我听见他们连滚带爬地冲向楼下，逃之天天。
我给朋友打电话求助，他叫来了警察，并将我送到医院。
我被固定在一个铁架子床上，护士们为我冲洗眼睛和周身的皮肤。水冷极了，硫酸却像火一样发烫。我痛得发抖，抑制不住地大声呼叫，整个急诊室充满了焦躁不安的情绪。
我的视力在一点点减弱，就好像被困在养鱼缸里一样，只能看见周围的大致轮廓。但我是画家啊！家里甚至还有着一幅未完成的作品，画上，一个黑人男子牵着一匹马。由于灵感一直无法呈现，至今，画布上的男子和马的眼睛处还是一片空白。天哪，是命运的暗示吗这个想法让人不寒而栗。我在诊室的床上躺了整整一夜。
拒绝贬值
清晨到来，我却什么也看不见了。拒绝贬值“你的眼组织正在损坏，可能要切除左眼球。”这是我从医生口中得到的第一个“解决方案”。虽然最终我的眼球被保住了，但我很清楚自己今后的生命将与黑暗为伍。尽管如此，我仍然热爱它，我拒绝被贬值！
于是，在出院后的第一时间，我迫不及待地拨通了“灯塔”再教育训练中心的电话。
我必须在没有家人帮助的情况下，重新学习生活能力，独立行走便是其中最重要的课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