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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说，其实自己买房不用发愁，工作也表现出色，但不知为什么，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他不过是想要找一个能够与他在任何事上有商量的女子，但无数次的相亲、恋爱，最终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无法走到一起。
驰还没有抱怨完，情侣凡和萱，也说起自己的苦恼。凡与萱皆是从农村自己一路拼过来的。读完本科，又读硕士。凡提前一年毕业，在一所大学当老师。但萱毕业的时候，两个人四处奔波，却无法在这个城市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最终，两个人做出决定，凡出一笔学费，让萱继续读博，这样或许3年后，萱便能够进凡的大学，做一名老师，以后的生活，也会提高一个档次。但这也只是两个人的预测，至于爱情与工作，在这3年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却无法预测，也不想预测。凡与萱，在未来面前，惶惑不安，焦灼无助。
驰没有爱情，内心失落；而凡与萱这对情侣，却要经受时间的再一次考验。生活似乎对他们每一个人，都不那么厚道，用这样那样的缺陷，阻挡着他们迈向幸福的脚步。
一直在角落里，捧一杯茉莉花茶细细品味的70后大哥，却在这时微微笑道，为什么我从你们这些80后的苦楚里，听出的全都是幸福呢一群人全都非常诧异，说，难道你不觉得你比我们所有人都幸福吗你有贤惠的妻子，乖巧的女儿，又是备受大家敬重的领导，事业有成，家庭和睦，连岳父岳母都将你视为亲生儿子，你理应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啊。
大哥笑着说，我没有否认自己的幸福，事实上，我一路走来，也没有觉出自己有过怎样的艰辛。我23岁参加工作，一年后便准备结婚。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是农民，在结婚这件事上，无法为我们帮任何的忙，大到婚车喜宴的选择预定，小到家里每一样家具的置办，都是我和妻子亲自去办的，当时我每月的工资非常少。当我结完婚，和妻子在18平方米的新房堕一笔笔地算我们的花费时；竟然发现，我们不但没有结余，还欠下了两千多元的“巨款”。但在几个月后，我还是一咬牙，为妻子买了一件价值百元的名牌羽绒服。工作14年了，我与妻子从来没向父母要过一分钱，而父母家里的重要电器都是我们买的。我们没有钱买地段好的商品房，但我们为自己能够在学校里拥有一套虽没有产权证却给我们的工作和孩子的上学，都带来无限方便的房子而无限满足。我们从不想得太远，也从来没有因为生活无法预测而提前生出烦恼。如果我们像你们这样，在没有爱情的时候给自己生出压力．有了爱情的时候又为暂时不能在一起而埋怨，甚至在一切都足够完美的时候，还为生活太过平实、没有波澜而觉得无聊，那这么多年，我们早被压垮了。我们只是一步步地去走，脚踏实地、心怀感恩地去走，反而觉得生活给予我们的，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初想要得到的。
一堆人突然停下喝可乐或是啤酒．从刚才的喧嚣和愤懑里安静下来。这让人想起那个有名的笑话：一个人突然觉得自己患上了绝症，因为当他用手指去按每一个地方都会觉得疼痛。他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告诉他，其实他什么病也没有，只不过是手指裂了一个小口，这才让他按每一个地方都会有疼痛的感觉。
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其实就是我们手指上一个小小的裂口。只是我们太在意这个小裂口了，因而觉得生活处处都是磨难和苦痛。
（张伟民摘自《家庭主妇报》2007年9月1日）
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
●冯骥才
在当前中国地毯式的城市建设改造中，记忆，这个并不特别的词语愈来愈执著地冒出来，提醒着我们遗忘和丢弃的“罪过”。许多人会问，城市难道不是愈新、愈方便、愈现代愈好吗为什么需要记忆难道为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记忆，就让我们的城市破破烂烂地堆在那里吗？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关于过去和成长的记忆，城市也一样，也有从出生、童年、青年到成熟的完整的生命历程，这些丰富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保存在它巨大的肌体里，，城市对于我们，不仅是可供居住和使用的场所，而且是有个性价值与文化意义的。
承载城市记忆的既有物质遗产，也有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遗产便是一座座建筑，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字号、名人故居等。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历史脉络与传承，横向地展示着城市宽广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不同的城市所具有的不同的历史人文特征。
由于城市的不断改造与扩建，再加上一些不可抗拒的灾难性变故，可以说。记忆与忘却总是如影随形。城市本身不可能有自觉的记忆，它需要我们去主动地保护。保护城市的记忆，绝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而是要见证城市生命从无到有不断成长的历程，使其独特的地域气质与丰富的人文情感可触、可感：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或群体的怀旧情绪，甚至只是留下几座孤立的“风貌建筑”，却随手把许多极其珍贵的街区大片抹去。这样的“保护”，留下来的恐怕只是残缺的记忆碎片。
走在拆旧建新之后看起来千篇一律的城市里，你是否会觉得是在和一群满身珠光宝气却“腹内空空”的暴发户对话谁会希望自己的城市成为失忆症患者谁又想成为流浪的孩子而找不到回家的路。
（贺庆摘自《人民日报》）
虔诚的拒绝
●薛忆沩
在任何一部关于奥林匹克的著作里，你都能够找到埃里克？利德尔的名字。你会从书的某一页上读到他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的冠军和200米的第3名。他在400米的比赛中跑的是外道。他前一半的速度几乎接近他200米的决赛成绩。这种跑法被专家认为是战术上的失误。但是，利德尔一直保持了他的优势，他的一路领先令两个对手在奋力追赶时失去了平衡。
在此之前的一年，一次400米比赛中，他被对手绊倒。爬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落后了18米。但是，在冲过终点的时候，利德尔却超过了所有对手。赛后，他重复他的豪言，说：“我不喜欢被击败。”
这还不算是他的传奇。利德尔的强项实际上是100米。他100米的成绩领先于他在世界上的所有对手。他是那个时代呼之欲出的“飞人”。但是，他却不可思议地拒绝了在奥运会100米赛场上的出现。他拒绝了他可以一蹴而就的殊荣，他拒绝了离他仅一步之遥的荣誉。他的拒绝是当时的头条新闻。这条新闻挫伤了他的祖国的自豪感，也挫伤了他的民族的自尊心。他拒绝的理由是100米的决赛被安排在星期天。在这个虔诚的基督徒看来，星期天是安息日，他应该在教堂里而不是在赛场上度过这7天一次的日子，哪怕是在4年一次的奥运会期间。他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4x100米接力赛。这个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拒绝了世俗荣誉的苏格兰人，1902年生于中国天津，1945年在中国潍坊去世。他的一生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中国度过。他5岁才离开中国回到苏格兰。在令他成为传奇人物的奥运会后不久，他就加入了父亲的行列，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这时候，他具备了一定的妥协性。他为教区里无所事事的孩子组织了星期天的足球比赛，并亲自出任比赛的裁判。他的教区沦陷之后，他被日本人关进了集中营。他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因为脑癌在集中营的医院里去世了。
1981年获得“最佳影片”等四项奥斯卡奖的英国影片《烈火战车》就是根据利德尔和他的一个队友的事迹改编的。这部影片的主题音乐至今仍然能够令大部分20世纪80年代的“过来人”耳熟和心跳。影片将利德尔传奇的身世改编得更富戏剧性。在影片中，利德尔在上船去巴黎时才得知100米决赛被安排在星期天。这种改变加大了冲突的强度。
影片中有一段主要“领导”找运动员谈话的场面。这位领导就是当时的威尔士亲王（英国奥委会的主席）。在巴黎豪华的酒店里，年轻的王子以国家的名义规劝利德尔，希望他能够在国家和信仰之问做出正确的选择。利德尔固执己见，寸步不让。他的强硬令王子灰心丧气。12年之后，年轻的王子变成了爱德华八世。任何一部英国通史都会复述以下的故事：1936年1月登基之后，爱德华八世遇到的第一个政治问题其实就是他个人的生活问题。他需要在“极权”与“至爱”之间，或者说，在一个霸权旁落的“国家”与一个即将第二次离婚的女人之间做出选择。像12年前他力劝过的那个虔诚的基督徒一样，爱德华八世做出了耸人听闻的选择。他于登基11个月之后逊位，在历史的边缘过起了漂泊不定又屡遭非议的生活。
作为那个时代的“飞人”，利德尔大半生在中国度过。中文名字叫李爱锐。
（王征彬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9月6日）
与长征无缘的人
◎霄云
一
我的父亲是一位没有经过长征的“长征干部”。
1934年10月，为掩护红一方面军的撤离，当时“左”倾中央领导人下达了坚守阵地的命令，留守的红军部队在闽西与数十倍于我军的武器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终因寡不敌众，一个月就全军覆没，痛失所有根据地。
留守在闽西的父亲和他新婚一年的爱妻（前妻）在枪战中都被打伤，从此分离。受伤的父亲先是受到当地乡亲的保护，但是在严密的搜查下，父亲不愿再连累他们，以至于被民团抓住。后来，民团在将我父亲转交政府军的途中把他关在一个柴房，他得以在夜里逃跑。在一年多的逃亡中，父亲在深山老林里被蛇咬过；因饥不择食，吃野果中毒而险些死亡；逃到香港后又被人出卖，不得不伪装成农民在乡下养猪……
但他在一次次的劫难中坚持找到了他坚信的党。1936年，我爸爸才从当地报纸上得知：“红军主力到达陕北，毛泽东成了红军的统帅。”在毛泽东挥笔写下“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它向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的时候，爸爸这个与长征无缘、为了长征部队的突围几乎丧生的人，哭得像个泪人：“红军还在！”以后，经地下组织的联络，父亲在1936年回到内地，加入了南方游击队（新四军前身）。
二
“文革”结束后，爸爸的秘书把专案组搞去的一堆材料送到家里。爸爸当时住在医院里（他在监禁时得了肺结核）。我不记得为什么萌发了翻看那堆材料的念头，也不知怎么一下子就看到了爸爸在1956年写给他前妻的一封信。我实在太惊奇了：“什么原来妈妈不是他的第一个！”但当我再读下去的时候，我那颗好奇心却被震撼了。当我到医院探视爸爸的时候，我用了一种诚恳得使他不能不把这段故事讲给我听的语调，结果，他不仅没有骂我，还把我带进了他年轻时代的回忆中。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中，爸爸刚刚结婚一年。他的年轻妻子吴春秀是一个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身材小巧玲珑、活泼可爱的红军小干部。她爱打篮球，枪法很准。爸爸与她是自由恋爱，部队里的同志都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爸爸在回忆时对吴女士的赞美之词，使我可以想见这对新婚小两口的甜蜜。他俩在一个部门工作，红军长征时，他们都被留下来驻守。他们曾经打退过国民党军队的数次进攻。终于，在一次反击战中，吴春秀带着一支队伍突围，再也没能回来。有人说亲眼看见她倒下……可爸爸和战友们多次返回阵地都没找到她。之后驻地失守，爸爸经历了一年多的逃亡生活。
直到新四军军部在皖南驻扎，爸爸才算有了短暂的稳定。他又开始托人打听、寻找他的爱妻，夜里更是无数次地梦到她，妈妈告诉我，就是后来与她结婚以后，爸爸每年10月的某一天，都会很难过地回忆起他与前妻被打散那天的情景。妈妈很能理解他的心情，总会默默地陪着他，和他一起悼念这位牺牲的女英雄。
20年以后，过去的都过去了。爸爸妈妈和我们5个孩子在北京有了一个热闹而温馨的家。谁知道一位在福建省工作的爸爸的战友1956年在山区访贫时发现了吴春秀。当她听说爸爸还活着，而且还当了京官时，泣不成声……原来她在那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后来又被人贩子卖到广东，成了一个山地农民的妻子，与这个农民生了一个儿子。但好景不长，农民得病早死。她一个寡妇带着儿子含辛茹苦，以种田为生。新中国成立后，她才回到福建老家。这位伤残的妇女顽强地生活着，期盼着奇迹发生。可以想见，当她得知自己失散的前夫在北京当官时，那种悲与喜，那种对不同命运的感叹。当我父亲得到这个消息时，也激动不已，多少年的盼望、等待、失望，直至绝望，可她又突然出现了——一个不是梦的梦！她的故事，她的命运，使爸爸无法平静，他彻夜未眠，写下了那封感人至深的信，也就是我在退回的档案材料里看到的通过福建省政府转去的信。爸爸也寄去了我们全家的照片和一笔钱，而且定期地寄钱过去。新的《婚姻法》使父亲不可能与这个虽然没有离婚的前妻复婚。爸爸做了一些工作，说明这是战争造成的遗憾，是千千万万人都受到的战争创伤。妈妈对吴女士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她陪爸爸到福建老家看望奶奶时，请吴女士也去相见。
爸爸回忆当时他们见面的情景：他远远地看到一个农村妇女，一瘸一拐，缓缓地走来，泪水像断线的珍珠，怎么也止不住。两个人泪眼模糊地长久地注视着对方，无言以对……爸爸说他怎么也不会相信那是他无数个夜晚梦到的美丽、热情的吴春秀。她变得迟钝，有着40多岁的妇女所不该有的苍老，她伤残的腿上留下一个时常淌脓的创口……他和她的这次经历了日思夜想24年煎熬的相见，是两颗不同命运的心的相遇：一个是经过战争洗礼的高级干部，一个是带着战伤流落乡间的农妇——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命运就是这么不公！他们唯一的这次长征以后的相见，也成了爸爸在有生之年与吴春秀的最后一次相见。从此以后，爸爸想到她就痛心，就怜惜，但那个漂亮的女红军再也没有在他的梦中出现过。
我早就想过，如果我机会见到吴阿姨，一定要听她讲她曲折的经历和内心的感受。在我有一天萌发写小说的愿望时，那一定是非常感人的素材。但是，我终于见到吴阿姨时，却是在爸爸的追悼会上。一位了解爸爸这段经历的老秘书与妈妈商量后，让治丧委员会给吴春秀发唁电。在追悼会已经结束，全家在幕后向父亲的遗体作最后告别时，突然从前厅传来撕裂人心的哭声，接着，一位瘦小的老人被搀扶进来。她几乎是扑倒在爸爸遗体旁，捶胸颇足，口中念念有词地哭着，唱着，几度气绝……她的悲伤，如同决堤的江水，冲刷着淤积在心里近半个世纪的苦与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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