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谁的耻辱？仅仅是不买中国车的中国消费者吗？我看未必。在类似问题上，我们常常拿韩国人来说事，认为他们是民族情结深厚的“政治动物”，不买外国货，尤其是日本货。事实真是如此吗？实际情形是，就汽车行业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前，韩国人也不太喜欢买韩国车；韩国人90年代后，开始买国产车，但与爱国不爱国无关。对韩国人而言，韩国车质量不差，服务很好，价格不贵，买它是很平常的事情；相反，如果韩国车毛病多多，价格昂贵，不管是谁再喊爱国的口号，大家也不会买。
我们离国际企业有多远
如果我们愿意多花点时间去探究，就不难发现“中国人不买中国品牌”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企业与国际企业之间的种种差距。
首先，品牌积累太少。中国本土品牌真正开始快速发展，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后。与国际上那些知名品牌几十甚至上百年的积累相比，本土品牌火候尚浅、功力不深，许多东西还在慢慢摸索之中。
其二，品牌意识淡薄。亚洲最大的服装和纺织品贸易商利丰公司的董事长威廉？冯有一个著名的“3美元”论断，他说“平均来讲，在1美元的出厂价和4美元的零售价之间存在3美元的差价，与其去拼抢已经少得可怜的1美元制造成本，不如集中精力去瓜分那3美元的蛋糕。”而不幸的是，中国企业恰恰在为这1美元拼抢。
其三，品牌战略缺失。有人说本土品牌无战略。这句话或许有些偏颇，但大多数品牌在这方面确实是欠缺的。很多本土企业是典型的投机主义者，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可能屡有新招，但散乱无章，形不成合力，基本谈不上品牌增值。有些企业将他们的品牌无限制的延伸，甚至延伸至一些不相干的产品甚至性质相背的产品，从而造成品牌形象的稀释或冲突，比如某个药品品牌延伸至杀虫剂产品上，不知购买此品牌药品的消费者会作何联想？
其四，品牌营销技巧不到位。中国企业对品牌认识存在误区，把品牌知名度等同于品牌，把做品牌等同于做广告，因此动不动就使用广告轰炸的手段来强行拉动市场，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美誉度、号召力等方面的发展。
价格战也是中国企业最常用的促销手段。由于产品同质化严重，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价格血拼来抢市场，中国的电视机在世界上卖得最便宜、牛奶卖得比水还便宜——很快就把一个赚钱的行业变得不赚钱，有影响力的品牌也建立不起来。
其五，品牌服务力低下。还是以汽车业为例。2006年8月，美国独立调查机构J。D。Power发布报告称，尽管中国本土品牌汽车正日益缩小与国际品牌的差距，但是在其公布的“2006年中国售后服务满意度调研”排名中，没有一家本土企业的车型杀入消费者满意度的前十名。尽管本土品牌在店面建设等硬件上和国际品牌相比并不处于下风，但在软件方面差距较大，在服务意识、维修时间、服务标准的执行力度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的余地。
其六，品牌溢价能力极弱。品牌溢价能力高低，是衡量一个品牌价值的重要标准。据说有的国产品牌和国际品牌的成本只差几美分，品质上也相差无几。可在市场上，双星鞋卖几十元，而一双耐克鞋却可买到几百元，还能获得更多消费者垂青。在这方面，本土品牌的处境显然极其尴尬。在2005年巴黎举行的“中法中小企业合作洽谈会”上，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指出：中国是纺织品出口大国，可平均一件衬衣只能赚到2。4元。我们出口8亿件衬衣的利润才能买到1架空客A380飞机。
日韩企业的成功启示
与国际企业之间的诸多差距，是每一个清醒的中国企业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当年我们的近邻，日、韩企业也曾遇到过类似问题，但他们最终从这种困境中逐渐走了出来，并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如索尼、丰田、三星、LG等，现在都已发展成为声名显赫的企业帝国。
日、韩企业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要缩小并最终消除与国际企业间的差距，就必须正视现实，解放思想、积极行动。作为竞争对手的国际企业，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本土企业不妨先从模仿做起，学习国际企业的先进理念与手段，减少探索的代价，并在模仿的过程中逐渐学会创新、独立，最终超越自己的老师。
2005年4月30日，在CCTV经济频道举行的“中国品牌高峰论坛”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等103家企业共同发布了《中国品牌宣言》，呼吁中国企业“要想在未来获得更高的发展平台和更大成长空间，就必须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尽快完成在品牌、产品、服务、人才等方面的升级，进而推动更多的中国品牌尽快实现全球品牌的跨越” 。
《中国品牌宣言》的内容，大体上涵盖了本土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没有品牌，企业就没有灵魂。”一位大型企业的老总这样强调品牌的重要性。中国企业必须放弃长期奉行的以制造取胜的简单扩张模式，转而进行品牌经营。
总之，在这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中，要让大多数中国人喜欢上中国品牌，并让更多的外国人选择中国品牌，本土企业不能把希望寄托于民族情绪，而应把发展重心放在如何制造出更具性价比的优质产品、如何树立更有亲和力与价值感的品牌、如何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以超越对手上，并以此超越竞争对手。
救命的礼物之链
◎徐贲
前不久，美国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件事：28岁的男子马修做出一个决定，他愿意为一个完全陌生的肾病患者捐出自己的一个肾。马修的条件是，接受者的家人也愿意以同样的条件。为另一个陌生的肾病患者捐出一个肾。医生们通过美周全国范围的搜寻，为马修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受赠者。
受赠者巴巴拉是亚利桑那州的一位女士。她的母亲和祖母都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因肾脏疾病去世，她自己电从小就有肾病。她的丈夫罗纳德愿意为她捐肾，但他不是合适的捐赠者。巴巴拉意外地得到了合适的肾脏，罗纳德很愿意为另外一个陌生患者捐出自己的一个肾。他对记者说：“巴巴拉有了这个肾，我们终于可以白头偕老，我们可以一起看着孙儿们长大。这真是一件神奇的礼物。”
接受罗纳德肾捐赠的是安琪。安琪32岁，多年来靠透析存活，每星期都得在血液透析机上度过数个小时。罗纳德的礼物，让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安琪的母亲含着眼泪对记者说：“今天是安琪新人生的第一天。”为此，她要为一个陌生人捐献自己的肾脏。和捐肾给她女儿的罗纳德一样，安琪的母亲成了捐肾礼物链上的一环。美国人体器官匹配联合会主任迈克？里兹从这个礼物之链上看到了器官捐赠的崭新前景。他说：“美国未来将不会有所谓‘愿意但不匹配’的捐赠者。只要你愿意，我们一定可以实现器官移植。”
在这个生命礼物的捐赠之链中，开始的启动者马修是一个完全无私的利他者，他的捐赠是不需要回报的。他的捐赠行为，证明了康德关于利他心是一种理智能力而非单纯“同情”或“恻隐之心”的论断。马修并不知道谁将是接受自己肾捐赠的患者，他的捐赠并非出于帮助具体对象的感情冲动。我们知道，人即使有了同情心，也不一定会付诸实施。而没有同情心作为原动力的道德理性，反而会让人有深思熟虑的道德行为。
马修的捐赠是无私的利他行为。一旦从此启动利他的礼物之链，其余的每个环节，接力者不必出于完全利他的动机。可以说，罗纳德和安琪的母亲，实际上都是因为自己亲人的缘故而捐出自己器官的。他们的捐赠因此包含了某种功利的目的。但是，这并不降低他们行为的利他价值。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可以形成一种并非完全无私的利他关系。
这种利他关系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契约。献血可以说是这种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我献血，我并不知道我的血会救谁的命，我也不指望在我需要用血的时候，那个受血者会为我献血。但我相信，由于我和别人生活在一个需要有人帮助的潜在契约关系中，我需要用血时，一定会有其他人为我输血。这种潜在的社会契约，为许多利他行为提供了一种并非完全无私的选择。
这种状态一旦遭到大规模破坏。就会开启一种性质相反的恶性循环。在一个利他行为潜在契约有效的社会里，我看见一个人从白行车上摔下来，前去关心，有需要还会送他去医院。我这么做，并不一定是因为我特高尚、特道德，而是因为我的潜意识会让我自然地将心比心，告诉我自己，如果摔的是我，别人也会这么做。在一个人际潜在契约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里，别人摔了，我会袖手旁观，我的理由是，好人做不得。不要说以后我自己摔了。别人不会管我，就是眼前，我帮他。说不定给讹上了，马上就有麻烦。
潜在的社会契约实际上涉及了利他行为和社会正义的关系。一个社会越正义，在彼此需要帮助时潜在契约越有效，社会中的人就越会有利他行为。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社会中越多的人有助人为乐的利他行为，潜在的社会契约就越有效，也就越具备鼓励其他人助人为乐的整体正义环境。我们的社会有待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的社会契约。
（班超摘自《新京报》2007年8月25日）
广场上的白头巾
◎筱敏
30年过去了。她们还活着。
她们是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她们的孩子失踪了，在军政府恐怖统治时期，甚至更早的庇隆政府时期，铁血的罪恶袭击了那些孩子，他们被从家里、从学校里、从黑夜或白日的街头。三十年，杳无音信。年复一年物换星移，天空的颜色由猩红而漆黑，由幽绿而皓白，天空已经完全不是母亲和孩子一同晒过太阳的天空。母亲的头发全都白了，如秋深飘落树冠的枯叶，寒冷进入树根。母亲们围起白头巾，那是她们年迈的悲痛的旗。30年，她们还在这里。
起初她们是14个人。1977年4月30日，十四个母亲出现在五月广场那座玫瑰色的宫殿前面，询问她们儿女的下落，要求军政府对她们儿女的失踪作出解释。她们面对的是“石头”，“石头”僵硬而且庞大，既看不见她们也听不见她们。
——没有什么年轻人失踪。
——这些失踪的年轻人是国家的敌人。
母亲的行走就是那天开始的，母亲们绕着广场在“石头”面前行走。她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哪里能有一盏垂顾她们的风灯，在“石头”和铁的国度里，母亲完全没有道路，然而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母亲必须行走。她们互相挽着，走一个圆圈，再走一个圆圈，就像她们生火、烧饭、缝小袄、洗尿布……从黎明操劳到夜深的周而复始的日子，从春到冬，从冬到春的循环往复的生命。
广场上伟大的金字塔，伟大的骑马的青铜的将军，伟大的总统府和市政厅。伟大的脚下，这些渺小的女人。
那些用制服和武器撑起来显得像伟大国家的人，吆喝警犬扑向她们，讥笑说：绕圈吧，就像瞎眼的母鸡在笼子里绕圈，可怜的候鸟在旋风中打转。绕圈吧，不想活了的疯女人。
她们的回答是她们活着，并且也要孩子们活着，所以她们继续行走。有谁比母亲更懂得生命，更敬畏生命，谁比母亲更深地体味活着的美好，生命在她们体内萌动的幸福时分。她们拒绝相信她们的孩子已经死去，她们寻找，农妇不就是这样绕着田野呼叫孩子的吗？女人不就是这样绕着街院寻找孩子的吗？她们把孩子的照片挂在胸前，喊着孩子的名字。她们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即没有武器也没有力量，她们只有一个一个真实的故事，她们只有诉说，再诉说，在不断的诉说中阻挡一个一个年青生命的消失。她们跟所有的母亲一样，要看见自己的孩子。为这天底下最简单的诉求，她们必须活着，她们靠自己的悲痛活下来，在悲痛中寻找自己的生命。
从此她们每个星期四都来这里，她们诉说，并互相倾听，也祈祷大地倾听。
一位儿子，失踪时只有19岁，他清澈的眼睛多么像我们家乡的天空，歌声就像天空飘荡的彩云，他在教育学院学习他热爱的历史，希望毕业后能在高中教历史。他的罪就是太年青，太爱思考。1976年5月12日黎明，两辆福特汽车和五个持枪的人闯进家门把他带走，并搜走了他的身份证明。他们声称代表联邦警察局而来，然而警察局却将叩门寻找的母亲推出去，——不，没有，没有抓捕，没有拘押，没有什么五个持枪的人，假使是有，他们当时出示的证明也是伪造的……一个女儿，22岁，在大学里念心理学。那一天，1976年9月1日，灾难降临，我们完全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形下，什么人把她掳走了。那么善良纯洁的孩子，总是记挂着世界上受苦的儿童。她爱着一位男孩，约定相爱一生。出事后我请求那男孩离开这个国家，他回答我说：我不想被她当作懦夫，我希望她一直爱我，我要留在这儿和你们一起找她，好让她回来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然而一年后，那好男孩也遇害了……我的儿子在获释后的三个月再次失踪，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们一起吃午饭，还一起跳了一支华尔滋舞，他走出家门，自此再也没有消息。我去了警察局、监狱、政府大楼、内务总理办公室、停尸所……我得到的回复是：根本不存在我儿子失踪的档案，或许他在哪里呆着，又或许他根本不会再出现了，谁知道！我去了无名死者公墓，带了一大束剑兰，我给每一个无名的坟冢都插上一枝，希望能从中感应到我的儿子……整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整一个阿根廷，还有什么角落我们没有寻找过。当局不但没有给我们任何交代和解释，还恐吓我们不许再追问有关我们孩子失踪的事情。我们需要平安，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孩子的下落，我们祈祷公义，只有公义能够给予我们平安。
母亲的队伍越走越长。日子一周一周延续，越来越多的母亲来到五月广场。这是因为失踪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多了，这是因为这片土地有越来越多悲痛的母亲，越来越多敢于起身追问的母亲。
一边是伟大的强硬的铁和“石头”，一边是弱小的柔软的躯体；一边是军人的方阵和笔直进军，一边是母亲挽起来的圆环。凶手销毁所有罪恶的痕迹，只留下恐怖的空白，母亲就把自己的脚踏在空白之中，让空白振动生命的响声。母亲们曾经生下了她们的孩子，现在是孩子将她们带进了这个寻找公义的世界，是孩子激荡了她们的生命。
与她们的白发同样悲痛的白头巾是她们的旗，把她们变成了共同的母亲。
共同的母亲大声抗议死亡，她们不能停止，停止抗议就意味着被死亡战胜。她们抗议屠杀，抗议恐怖，抗议掩盖和推诿，抗议镇压和监禁母亲，抗议人的失踪之后记忆的失踪，抗议统治者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时用爱国热情掩盖罪恶愚弄人民，正如他们在1978年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喧哗欢腾掩盖罪恶愚弄人民。母亲们唱连祷歌，母亲们行走，母亲们的白头巾连接成白色的横幛，母亲们的心写满失踪孩子的名字，她们现在要求当局交出杀人犯和帮凶者的名单，母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