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妻曾经就是一名告密者。”穆赫说，“这不是别人的生活，这就是我的生活。”
按照穆赫的说法，1990年东德秘密档案公开时，他才知道自己之前曾遭受长达十年的监控，而为史塔西充当线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前妻珍妮？葛萝曼。据说，与穆赫往来密切的戏剧界的朋友，葛萝曼都没有放过，全部作为了与秘密警察合作的资本。
随着影片在德国的火爆，穆赫在新书《别人的生活》中首次公开了这段秘史，震惊影坛。已在病榻上的葛萝曼惊讶于前夫的控诉，一纸诉状将穆赫告上法庭。
为了打官司，穆赫从“史塔西纪念馆”中调出了当年对他多达254页的监控记录。但法庭最终判定葛萝曼胜诉，理由是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她曾为史塔西充当线民。然而，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胜败可言。穆赫和葛萝曼都是历史、回忆和怨恨的牺牲品。他们把自己的恩怨置于祭坛之上，悼挽的是无法遗忘的时光，和对背叛的恐惧。
法院对穆赫下了封口令，禁止他在任何场合将葛萝曼称为“史塔西线人”。葛萝曼赢了官司，却身心俱疲，2006年8月因癌症去世。一年后，是穆赫。不管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们的恩怨再也不需要人世间的法官来裁决了。
人类的晚年，本来是用来遗忘、宽谅和化解恩怨的。然而，命运却将乌尔里希？穆赫的一生随意地抛掷在柏林墙下，然后是柏林墙的废墟下。尽管演员生涯堪称成功，但成功的花冠何以抵消痛苦的记忆？
穆赫出生于1953年，做过建筑工程师，因为爱好表演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戏剧，最终转行开始戏剧表演。在1989年之前，作为演员的穆赫默默无闻。1989年将历史的转折带到德国，推倒了柏林墙，随后把穆赫推上了人生的分水岭。他先是凭借哈姆雷特一角成为德国戏剧舞台上的经典形象，后又凭借电影《蜘蛛网》获得当年巴伐利亚电影节影帝桂冠。
1989年之后的生活顺风顺水，柏林墙下的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宽宥，可以让遗忘来抚平伤痛。他与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三度合作，还在剧组中结识了现在的妻子苏珊娜。新千年到来之后，他主演的电视剧《最后的目击者》在德国家喻户晓，他因此获得了2005年德国电视界表演类最高荣誉。第二年，《别人的生活》把他推上了电影事业的巅峰。
《别人的生活》结尾处，魏斯勒在书店买到剧作家的新书《好人奏鸣曲》，看到扉页上“献给史塔西7号”的字样，会心一笑。他明白，书是属于他的。同样，穆赫的出色表现证明，这部伟大的电影作品也是属于他的。2007年2月，穆赫手持小金人，笑容可掬地站在奥斯卡的领奖台上。
人们都认为他将在未来贡献出更加出色的表现。只有少数人知道，他的病情已经恶化。领奖之后的几个小时，他匆匆赶回柏林，在一家医院里接受了手术。
柏林墙显然包含了更多的宿命。穆赫曾在东德军中服役，被指派于柏林墙附近一带巡逻，据《别人的生活》导演多内斯马克介绍，那段经历给穆赫带来极大的心理阴影，心理和生理都处于极其紧张的状态，他因此患上了胃溃疡。多年以后，正是柏林墙下发端的慢性疾病发展成癌症，夺走了穆赫的生命。
（晋 宣摘自《新民周刊》2007年第31期）
只因不在盐湖城
●熊秉元
朋友的宝贝女儿已经在台湾读中学了，他仍坚持每天送她上学、接她放学。问他为什么要操这么多心，他振振有词：“现在坏人多啦，骗的、偷的、抢的。放学那么晚，怎么能放心让小孩自己回家呢？新闻里说，总有人盯着这些不懂事的小女生！”在我看来，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朋友的做法完全可取。社会经济学者认为，如果某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彼此有基本互信，那么，社会上就存在一种社会资本。这是人们可以依赖、可以利用的资本。比如，一对年轻夫妇在纽约生活，他们一定不敢让自己的小孩在街头巷尾玩耍。因为纽约这个城市里，人际关系淡薄，同一栋公寓的邻居，老死不相往来。外面更是毒品、犯罪泛滥，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飞来横祸。相反，如果这对夫妇生活在盐湖城，那里宗教气氛浓厚，街坊邻里彼此都认识，就不用担心小孩被坏人拐走。万一有事，大家也会彼此照顾。用社会资本的观点看问题，答案往往出乎意料。拿住房来说，政府本想在房价高涨的情形下，以经济适用房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但方案刚推出来。社会就想起一片质疑之声，断言有人从中渔利。在我们这个社会，好方案、坏方案，大家一概不相信，毫无社会资本可言。也正因为彼此猜疑，使得当好人没有什么意义，才不断有人暗谋私利。当社会资本充裕时，人们一方面享受现有环境，一方面也主动呵护与付出。相反，在社会资本贫瘠的环境里，没有多少资本可以利用，人们更不原意投入和付出，也就更没办法有太多的社会资本。看起来，在社会资本产生之前，朋友还要继续接送女儿……
（巴 雨摘自《生活潮》2007年第8期）
野蛮
●张海龙
生活深处有一种野蛮的力量，会在某个突如其来的时刻向我们劈头袭来，强行改变命运。
我们每天都看新闻，看每天里层出不穷没完没了花样翻新的那些大小事件，很多时候，我们拿这些新闻当谈资，却不曾想到自己也可能成为新闻中的当事人。
山西黑砖窑的案子把我吓坏了，我觉得最恐怖的场景就是那种即兴式的突如其来的罪恶：在某个普通的早晨，城市的路边，停着一辆装货的面包车，一个去上学的孩子被车上人请求帮忙搬一下东西，结果就被塞进车里迅速卖掉，然后死生不明，与从前的一切生活割裂开来，像是一滴微不足道的水在瞬间被蒸发掉。孩子的父母被失子之痛折磨得近乎崩溃，而孩子正在这孤独星球上某个肮脏的黑砖窑里做苦力当奴隶，每天只吃凉拌的包心菜和萝卜，吃喝拉撒睡都在一间破烂的工棚里，门口有狼狗和包工头在严密监守。如果没被发现，这个孩子将会在这里被压榨至死，没有别的出路。
这无论如何是件恐怖野蛮到极点的事情，此后，我们该告诫我们的孩子，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千万不要帮别人的任何忙，千万要怀疑我们身边的每个人，千万别以为狼狗是人类的朋友，甚至，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韦小宝那样随身带着石灰包和一把利刃，不求伤人，只图自保。
这些近乎疯狂的想法，全因为，生活深处有一种野蛮的力量。我们在野蛮的面前，从来都弱不禁风，几乎没有反抗之力。所以，我们的愤怒也显得如此野蛮。
可是，特里莎修女说：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管怎样，你要原谅他们；即使你是诚实的和率直的，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有人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营造；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即使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不管怎样，把你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你看，说到底，它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而决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对此，我无话可说。
（林西宇摘自《中外书摘》2007年第16期）
文明的尺度
●梁晓声
某些词汇似乎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因而人若想领会它的全部意思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比如宇宙。
比如时间。
不是专家，不太能说清楚。
即使听专家讲解，没有一定常识的人，也不太容易真的听明白。
但在现实生活之中，却仿佛谁都知道宇宙是怎么回事，时间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宇宙和时间作为一种现象，或曰作为一种概念，已经被人们极其寻常化地纳入一般认识范畴了。
大气层以外是宇宙空间。
一年十二个月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六十分钟每分钟六十秒。
这些基本的认识，使我们确信我们生存于怎样的一种空间，以及怎样的一种时间流程中。
这些基本的认识对于我们很重要，使我们明白作为单位的一个人其实很渺小，“飙乎若微尘”。也使我们明白，“人生易老天难老”，时间即上帝，人类应敬畏时间对人类所做种种之事的考验。
由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大受影响。
对于我们普通的人们，我们具有如上的基本认识，足矣。
“文明”也是一个类似的词。
东西方都有关于“文明”的简史，每一本都比霍金的《时间简史》厚得多。世界各国，也都有一批研究文明的专家。
一种人类的认识现象是有趣也发人深省的——人类对宇宙的认识首先是从对它的误解开始的；人类对时间的概念首先是从应用的方面来界定的。
而人类对于文明的认识，首先源于情绪上，心理上，进而是思想上，精神上对于不文明现象的嫌恶和强烈反对。
当普遍的人类宣布某现象为第一种“不文明”现象时，真正的文明即从那时开始。
正如霍金诠释时间的概念是从宇宙大爆炸开始。
文明之意识究竟从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并且还将继续改变着我们人类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这是我根本说不清的。但是我知道它确实使别人变得比我们自己可爱得多。上世纪80 年代我曾和林斤澜、柳溪两位老作家访法。有一个风雨天，我们所乘的汽驶在乡间道路上。在我们前边有一辆汽车，从车后窗可以看清，内中显然是一家人。丈夫开车，旁边是妻子，后座是两个小女儿。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而且，那条曲折的乡间道路没法超车。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边的车停住了。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于是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
我挺奇怪，问为什么。
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对方说，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自己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她们必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是的，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只不过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儿瘸，稍微而已。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了，去找养那只犬的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说要不，他心里很别扭。是的，他当时就是用汉语说了“心里很别扭”五个字。而我，出于一种了解的念头，决定陪他去找。终于找到了养那条犬的一户农家，而那条犬已经若无其事了。于是郑重道歉，于是主动留下名片，车号，驾照号码……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接下来的一路，又有说有笑了。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正如我们的翻译，不那么做就“心里很别扭”。
中国也大，人口也多，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其实还没达到物质方面的小康生活水平。腐败、官僚主义、失业率、日愈严重的贫富不均，所有负面的社会现象，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文明，只能从底线上培养起来。
所以，我们不能对于我们的同胞在文明方面有太脱离实际的要求。无论我们的动机多么良好，我们的期待都应搁置在文明底线上。而即使在文明的底线上，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方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袖手围观溺水者的挣扎，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一向并不心里“别扭”的事，我们要想法子使他们以后觉得仅仅围观而毫无营救之念是“心里很别扭”的事。比如随地吐痰，当街对骂，从前并不想到旁边有孩子，以后人人应该想到一下的。比如中国之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难道是天经地义的吗？我们听到了太多太多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理论。当并不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被说成仿佛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时，上公共汽车时也就少有谦让现象，随地吐痰也就往往是一件大痛其快的事了。
中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准则的方面的林林总总的“心安理得”，怎样抵消了人们寄托于文明底线方面的良好愿望？
我们几乎天天离不开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们说得最少的一个词；“文明”这个词我们已说得太多，乃因为它还没成为我们生活内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需要中国有许多父亲，像那位法国父亲一样自然而然地体现某些言行……
（陆 明摘自上海三联书店《未死的沙威》一书）
国事尽付笑谈中
●莫 及
张学良先生告诉我说，他的弱点是他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
“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吗？”我说。
“他是我的父亲，”他说，“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
“蒋不是您的上司吗？”我又问。
“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他说着哈哈地大笑一阵。据张公告诉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将军告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我告诉张汉公，西安事变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呀！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
这段文字可以生动地告诉读者，什么是口述历史。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带给内地读者的这种历史表述方式，日渐风靡读书界。从他的《李宗仁自传》《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人们发现历史究可以这样口无遮拦地写，知道了深刻并不一定需要绕弯子、弄玄虚。
唐德刚笔下的张学良已九十高龄，仍性情未改。其口述随兴而谈，随意而至。唐德刚为了保证口述史不流于主观而趋向信使，故意引导采访对象多说身边细故，不谈国事兴亡。通篇用第一人称叙事，甚至保留了张氏的东北口音。
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是决策背景就这样在美国纽约的一间公寓里慢慢流出，唐德刚就是用这样不动声色的史笔体现着自己的史实，自成一家之言。
如果我们的命运不曾因为着决策而改变，我们本可以有心饶有兴味地聆听那些传奇一个二三十岁、没有上司的少帅，怎样凭自己的勇气和鲁莽改变历史。
张学良无限感慨地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这十五年，也是张氏于中国命运紧紧纠缠的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