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接到死亡判决书时我才53岁），但称不上突然（无论如何，如果能提前两周接到死亡判决书，就已经不算突然了）。我很清楚，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天会在2005年画上句号。
我最初是一个没有什么资历的会计，后来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人，最后成了一家美国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经过多年的职场拼杀，我对所谓工作和成就有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方式，它们已经成了我血液的一部分，而且让我这一生受益匪浅。如果我不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待生命的最后岁月，这本身就是有些难以想象的。作为一个成功的公司高管，要富有战略眼光，时刻准备去“赢”得一切。因此，我决意在自己最后100天的时间里，要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坐在女儿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前，我能够感到自己驾驭电脑的能力下降了。电脑旁边，有一个记事簿，上面写满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些都将成为我写这本书的素材，内容包括如何迎接死神、最后旅程的体验以及自己的收获。
“身体上我还很强壮，没有什么不舒服。自从不做化疗之后，也就不用再承受那种慢慢咽下死之痛苦的体验了。”
我伏案写着，可是每过几分钟，眼睛的余光还在盯着手表，提醒自己不要耽误其他的日程。
留给我去学习体悟的时间是如此之少，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首先（也是最后）要学会的技巧就是放松。多少年来，我都是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全力往前狂奔，径直向前冲，一路上连一个弯道都没有。而到了我去世的那一天，我的速度将会是零。我曾经也想过（可能大多数人也想过），到了晚年，自然会遇到前方路上的一个弯道出口，大概也就是在65岁退休的时候吧，或者是身体不适的时候，先哲会在出口处亮起一盏灯，告诉我该减速了。其实那盏灯早就已经向我亮起，不过我没有能够看到其中的预警。正如康妮对我说的那样：“其实你并不是步入人生最后的荒野，等待着死亡的降临。”我是在漫漫人生路上减速前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只是有些让我感到难以掌控，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这也是需要我集中精力去把握的，把握好我能够掌控的命运。卸下肩头董事长的重担，不再像从前那样忙碌不已，尤其是不再做一个奔波操劳的纽约人，我觉得目前自己的行进速度是每小时50英里，也许是30英里（甚至不到30英里）。我希望自己能够有意识地继续减速，自己来调整步调，这样在我人生最后的几周内，几天内，甚至是最后几秒钟内，我能够尽享生命的平静与安逸。
我不想在匆匆忙忙之中就糊涂地步入了坟墓。
坐在家中的餐桌旁，我写下了自己最后要做的事：
稳妥地解决所有法律和遗产问题；
结束一段段人际关系；
追求简单；
活在当下；
去营造，也去迎接美妙的时刻和“完美的时刻”；
开始向新生过渡；
为葬礼做准备。
简而言之，我希望在最后的岁月里，能够意志坚决地和过去告别，能够感悟生命的真义，能够享受生命的快乐。进一步简而言之，我只希望得到以下这些：
清晰、兴奋和完美。
说实在的，一个人还能奢求其他更多的吗？
有一句很棒的祝福语，很有可能来自爱尔兰，是这样说的：这是通往美好人生和更美好死亡的必经之路。哦，我想要无与伦比的永生。我并不是说在这样的问题上还要和人一争高下，我是说我向来喜欢取胜，所以我也想赢下这一仗，争取比别人在死的时候笑得更好。我是说面对死亡，我也想得到平时在生活中所能取得的收获，用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法来达到目标。比方说，多年以来，我爱上了品酒，我会遍尝名酒，订阅相关的杂志，当我有时间的时候就会阅读一番。我也喜欢上了歌剧，也懂歌剧，我会去剧院观看聆听，也会提前阅读相关的故事情节。我不想只是浅尝辄止。
现在，我也有一股豪迈的气概要“战胜”死神，我要试着积极地看待它，从而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结束生命，正视死亡，不去躲避，笑着迎接死亡。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60
卡梅隆的故事
郝明义
工作不计名利，工作不计得失，这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
《泰坦尼克号》的导演詹姆斯。 卡梅隆，倒是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卡梅隆以善于拍摄大投资的电影著称， 《泰坦尼克号》固然是投资两亿美元的巨作，他的前两部作品《魔鬼终结者续集》和《真实的谎言》也都是投资一亿美元的大手笔。
他很会花别人的钞票，同时也很会替别人赚钞票，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事，但是，不为人知的是他也很会放弃自己的钞票……
在他还没有成名的日子里，为了确保能导演他自己写的剧本《魔鬼终结者》， 卡梅隆连《魔鬼终结者》带《魔鬼终结者续集》一起，以一美元的价格卖给他的制片人。
拍《真实的谎言》的时候，由于需要追加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拍摄资金，他又放弃了自己对这部电影的所有权。
到了《泰坦尼克号》呢由于投入的资金已达天文数字，20世纪福克斯公司要他缩减预算时，他干脆放弃自己的导演加制片费八百万美元，也放弃了日后的分红，以此来交换（以今天的票房来看，他的分红至少可以有一千五百万美元）。因此，尽管《泰坦尼克号》创下电影史上的票房纪录，但卡梅隆本人拍摄这部电影的所得，只有他的剧本费不到一百万美元。
在他还没有成名之前，我们可以为他放弃拥有《魔鬼终结者》的决心而喝彩；在他享有盛名之后，我们可以为他放弃拥有真实的谎言的气度而佩服。
但是《泰坦尼克号》呢
这肯定是一部他认为会成功的电影，他也早就有了充分的本钱和条件来坚持自己日后应得的两千三百万美元的个人所得。
我们不必为他喝彩了。我们相信他是一个真正不计名利，只为工作而工作的人。
名利可以如何不计可以如此不计。
十多年前有一本书， 《海鸥乔纳森》。书里有两种海鸥，一种把飞行当做觅食的手段，因此，竞逐的范围主要在海岸边的船舷。争食的目标，主要是水手施舍的零食。另一种海鸥却只把飞行当做飞行，因此等它把飞行的技术练习到最远也最快时，虽然没有把觅食放在心上，但它却可以享受到内陆与远洋的山珍海味。
卡梅隆就是那只特别的海鸥。《泰坦尼克号》后来太卖座了，所以电影公司主动送了卡梅隆一亿美元的红包，作为谢礼。
对卡梅隆而言，他不需要再向别人证实什么，但他必须要给自己一个交代。这种交代，固然表现在态度上，也表现在细节上。
《泰坦尼克号》里的船，是一艘只建了半边的泰坦尼克号，由于在码头出航的时候，这半边船的方向和历史的实际状况不符，所以必须用计算机技术将方向鄱转过来。
结果，拍这幕戏的时候，为了翻转方向的一致，连每件行李标签上的字，他们都故意倒着写，以便翻转过来后是正的。
那么大一个场景里面，行李标签上的字是什么方向，镜头里是根本看不出来的，但卡梅隆就是要这么拍。
我们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为其中特效的逼起伏而惊叹。但如果只讨论计算机和科技如何制造出特效。而忽略特效的根本精神，那可真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33
谁最吝啬
康亚伟
大学毕业后，我分到一所大专院校教古典文学兼当辅导员。学校是由中专升成大专的，招生不很理想，为了吸引生源想出很多高招，其中有两招堪称葵花宝典：一是提高专接本的升学率，学生一入大一就被教导一定要续本，从此开始两年半的二轮高考冲刺。第二个就是制定严格的校规校纪，营造出进这个学校就等于进军队的氛围，以便让家长放心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于是大到打架、谈恋爱，小至忘了锁门、关窗户，甚至上自习迟到一两分钟进教室也是违纪……但是学校很大方，光给辅导员的津贴一个月就1000元，当然罚得也高，班里的学生一个月累计超过6个违纪（大大小小都算上）就扣一半，超过12个，津贴就休想要了。为了津贴我尽职尽责地做着高考班地班主任才会做的事：每天早晨6点起来赶学生出操，7点到7点40分堵学生早自习，中午下午查迟到早退，晚上就寝后挨个转宿舍不许学生说话、打手电；看见男女生之间交往过于密切，马上进行明察暗访，想办法灭险情于微末之间……在我尽心的管理下，大家除了学习，就是搞学校要求的活动，班级的违纪连连为零，虽然原本活泼开朗的班容不见了，可是看着每月1000元的津贴和红旗班集体的成果，我觉得自己做得万分正确。
当然还是有几个刺头，除了几个男生以外，最不省心的就是一个叫许二妮的女生。她长得黑胖，脸上有痤疮，说话粗声大气，眼睛虽然大而清澈，可似乎总是在向人抛媚眼。而且她有说话癖，不论男生、女生逮着就聊，说到高兴处还不顾场合地大笑不止。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的装扮：食指粗的金项链在脖子上缠了一大圈，硕大的金戒指手上戴了俩，长长的金耳环从耳际垂到了肩膀，身上是万紫千红的名牌服装，真佩服她的勇气，什么样的颜色都敢在身上试验，整个一个暴发户。不过许二妮有钱，经常呼朋引伴地下饭店、跑歌厅。所以很多学生都哄着她然后找她借钱，但是许二妮是让她请客吃饭买东西没问题，借钱休想。于是学生找我告她的状，说她又抠门又爱显摆，后来发展到向我反映说许二妮的耳环晃得他们没法上课；许二妮身上的香水味太重冲得宿舍没法进人。
无奈之下，我找许二妮做工作，我们俩的谈话都可以编一个小品了。我教育她，正在上学的学生不应戴这么多首饰，她说自己现在已经成人了。我说那也不该戴，会让同学不平衡，她说那就怪他们没托生一个有钱的家。我只好转了话题，问她有人找她借钱没？她说老师你明知故问，全班有34的学生都找过我，我就是不想借给他们。我问她那为什么又总请客买东西，她说我有钱又不借钱给别人，再不请请他们我得掉冰窖里，噎得我没话可说。一次教育不成就得多次教育，她后来倒好，来个认真倾听死不悔改。最后我也懒得管她，对于自甘堕落的人有什么好说的，抓好班，多拿些津贴，评个优秀班主任才是正经的。
就这样到了大二，我开明清小说鉴赏课。有一天讲到《儒林外史》的严监生，在对比完中外作品中吝啬人物之后，我让学生说一说身边吝啬的人。有学生说他们中学校长的媳妇为了省水，不让丈夫、孩子用家里的卫生间，实在憋不住了就排队上，由最后一个人冲一次马桶。有学生说他的邻居退休后拒不交出单位办公室钥匙，以便等大家晚上下班后去打免费长途，最后迫使单位换了锁……听得大家前仰后合，乐不可支。只有许二妮没笑，等大家笑毕，她站起来说：“老师，我想讲一个故事。”没等我同意，便自顾自讲了起来：“在坝上农村有户4口之家，爹、娘和两个女儿。开始一家4口就靠夫妇俩种那几亩山里薄田为生，年年苦熬却年年吃不饱饭。1996年镇上修路，离他家很近，于是男人的姐姐帮他们借了些钱在路旁开了个煤站。刚开始煤价不高，他们总赔钱，家里穷得叮当响。后来煤站开始赚钱并且越赚越多，这家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户。但夫妇俩依旧紧抠着过日子：住的是过去的土坯房，唯一的电器是一台经常没影儿的14英寸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一概没有，女人要么穿大姑姐剩下的衣服，要么买便宜布做衣服穿，有时候裤裆做窄了，穿在身上直抽筋。加上天天在煤站里，脸黑乎乎的像个小丑。抠门的结果是2002年这家又开了第二家煤站，还花高价让二女儿上了重点高中。2003年冬天很寒冷，女人穿得少冻感冒了却不舍得住医院，打着点滴往返于两个煤站，还要洗衣服做饭。一天女人洗完一大盆衣服往外倒水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等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临走时只来得及对赶来的两个女儿说了一句话：‘你俩多孝敬你爸。记住吃好、穿好，把娘没享受过得统统享受一遍。’可是女人死了不到一年，男人就又娶了个年轻女人，给这姊妹俩一人50万元让她们单过。”
故事说到这儿班里没有一个同学笑，而许二妮已经泣不成声。我不知如何安慰她，这时下课铃声响起，解了我的围。后来我想借此开个主题班会，但所有的班干部都表示沉默，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大二下半学期，许二妮找着一个出租车司机申请退学二人同居，一年后再遇到她，她已经生了一个女孩，成了典型的中年妇女。而我带的这个班有90名学生考上了专接本，为此，学校发给我一笔奖金，但是，已毕业的学生却很少再同我联系，他们彼此的联系也很少。我知道这是我自找的，一个吝啬付出爱心、不耐心了解学生的班主任，是带不出一个充满爱和同情的班集体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30
22年前的24小时
铁凝
1976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河北博野县张岳村第十生产队干活儿，地头一个推自行车的社员，我的乡村好友素英对我高喊着：“铁凝，你看看谁来啦！”我向地头望去，见一个身穿红黑方格罩衣的小女孩站在素英身边正对我笑，是我妹妹，这个小学五年级女生，就这么突然地、让人毫无准备地独自乘一百多华里的长途汽车，从我们的城市来村里看我了。
张岳村离县长途汽车站还有八华里，妹妹下了汽车本是决心步行八里独自进村的，路上正巧碰见进城办事的素英，素英便用自行车将她带回了村。
我走到地头，望着妹妹汗津津的脑门和斜背在身上的鼓鼓囊囊的军用挎包，我想这是一个多么胆大的人哪，而我的父母居然能够同意她独自一人出远门。妹妹对我说，没有素英的自行车她也能找到张岳村，她已经听我说过许多遍这村的位置了。妹妹还告诉我，她身上的挎包里都是带给我的好吃的，她要看着我吃好吃的，然后和我玩一天——她说她就是来和我玩儿的。
我和妹妹已经半年多没见面了。春节离家回村时，她抱住我不放，坚决要求为我把票退掉。那是我插队之后回城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和村里潮湿的凉炕、苦涩的千白菜汤相比，我实在不愿抛开家里的温暖：干净明亮、琐碎踏实的一切，还有我那与我同心同德的妹妹。当我一次又一次买回返村的长途汽车票时，是她一次又一次毫不犹豫地为我退掉。对于退票，开始我的态度是半推半就，有点矫情，有点阿Q，好像我本是要走的，是妹妹她偏不放我离开呵。到了后来，便是我主动请求我妹妹了：“你能不能给我再退一次票”在家的日子一天天拖下去，暗算一下，原来妹妹已经为我退了八次票。这个春节的八次退票，是我和妹妹之间的一个小秘密。所以没有第九次退票，是因为我想到了我的知青副组长的身份，虽然乡村并无部队那样严格的纪律，可也不能超出返村的日期太久。
现在妹妹来了。目的单纯而又明确——和我玩一天，可是我正在干活儿啊，我的农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