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这家伙，我真是从心眼里讨厌它。”
“说得对。那个大块头，骄傲的不得了，眼里好像根本没有咱们。”
鸽子们发泄着怨气。这怨气本来是出自靠大象的余惠度日的屈辱感，但是谁也不想承认，谁也不说。它们除了说大象几句坏话外，别无良策。
“我们一拥齐上，用嘴叨它怎么样？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来个突然袭击，一定会胜利。”
一只心浮气躁的鸽子兴奋地叫起来，别的鸽子却反对这么做。
“那么硬干不好。要想一个更狠毒更巧妙的办法治它一下。”
于是鸽子们商量起办法来。世上再没有比策划阴谋更高兴的事了。接连几天，鸽子们都专心致志于定计策。不久，妙计终于想出来了。鸽子代表凑到大象眼前，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
“伟大的象先生，只有您才是动物之王吧！”
“是吗？谢谢！”
“尽管如此，可是你只满足于人类的喂养，不觉得可耻吗？”
“这些事我连想也没想过。经你这么一说，觉得也有道理。”
“现在应该觉醒，起来斗争。你比人个头大，力气强，脑袋大，还有长鼻子，怎么也不会输。应该叫人类知道你的厉害。”
鸽子想煽动驯顺的大象起来闹事，然后看着大象怎样被人类治服，借以取乐。这样一来，蒙受更大屈辱的是大象而不是自己了。
但是，这里有一点估计错了：大象比预想的更听话。它认真地考虑了鸽子的意见，头脑清晰了，浑身充满了力量。干是它撞毁了栅栏，跑到街上去横冲直撞，把眼睛看到的，鼻子碰到的东西全给破坏了；一直到挨了几发子弹，一命呜呼才罢休。
这样一来，鸽子们的长期屈辱生活算是结束了，这是值得祝贺的。可是鸽子们在生存竞争十分激烈的其他地方却难以生活。不到几天，就因为饥饿而悲惨地死掉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15
错过的风景
刘西鸿
许多人喜欢讲这个故事：今年1月12日星期五上午7点50分，华盛顿城上班的高峰期，在市中心的地铁站入口，一个头戴棒球帽，身穿牛仔裤的年轻人，走到垃圾桶旁边，往自己的小提琴盒里扔了两个散钱，然后开始拉琴。
这个年轻人是美国人最为骄傲的“自己的小提琴家”约舒亚？贝尔l。此刻他在玩一个《华盛顿邮报》发明的游戏：在43分钟里演奏6首古典钢琴曲，内有马斯奈、舒伯特和难度很大的巴赫的沙康舞曲。闭路电视录像显示，在这43分钟里，有1097人经过，有7人在他面前短暂停留，有27人往琴盒里扔了钱，总收入32美元。唯一一个手提塑胶袋的长裙女子，看来不赶上班，停在约舒亚面前超过一半时间，听到曲终，最后走到他面前，轻声说：“我认得您，在国会图书馆听过您演奏，真是神奇极了！”
约舒亚？贝尔在当今古典音乐界的知名度，大概可以和20岁时的梅纽因相比。简单地形容吧，他的脸比汤姆？克鲁斯还要俊；他的举止比佐罗还要有风采；他的小提琴天赋，用行家的话说，那是“上帝的举动”。
那天约舒亚左臂托着的，是一把1713年手工制作的意大利小提琴，Stradivarius。价值350万美元。这种小提琴在现今世界硕果仅存，尚有几把被精致的钢丝线高高吊起，重重深锁，密封在意大利Cremona的AntonioStrdivarius博物馆的玻璃柜内。还有若干，被世界各地的收藏家或银行巨头锁于地库的保险箱里。约舒亚当天从酒店到地铁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为了小提琴免于严冬的寒风，他坐了出租车。
这个故事一刹那令人流泪，由于它千载难逢的美丽。400年前，J．S巴赫和远房表妹结亲，生下十个子女，在德国那种恐怖寒冷的冬天，一件也没有现在人们享用的所有石油产品如汽车和室内恒温。除了去过意大利，巴赫几乎一辈子没有走出80公里外的任何地方，在自家娃娃们的啾啾吵闹哭笑中，一头油烟地为上帝而作，留下千古不灭的乐章，为我们熟悉的梅纽因、马友友、约舒亚等等，等等无数杰出的英姿艺情，在地球的任何地方永远地演绎着。
约舒亚给那个时刻的人们带来43分钟永不返回的美丽。
可笑的是这个美丽故事经多事者引出至少两个结论：一是指责现代人品位粗糙，古典音乐即使由名家来维持都难以生存；第二是指责人们每天争分夺秒地赶路，匆匆忙忙地到底要干什么去？警告你错过了多少身边如此美丽的风景！
这样的指责实在荒唐可笑。
古典音乐，还有爵士乐等，向来只是香醇美酒，绝不可强迫。这批8点钟在约舒亚小提琴前经过的人，家中就会有约舒亚的巴赫唱片，星期天会穿着整齐，付100美元去教堂听古典音乐。但此刻，绝不停留。
即使约舒亚的位置换了麦当娜、辣妹，或者布兰妮在裸唱，那1097个人因此上班迟到43分钟，那也太过滑稽了。和品位有什么关系？！
《华盛顿邮报》的高人琢磨出的游戏，让英俊好玩的约舒亚玩了一个又费神又费时的游戏。就算有人在“上班”这么烦心的事儿上还这么分心，东张西望地认出了他，最多就惨叫一声：天啊！这家伙一大早来这干什么？！
这场游戏如果必须有个结论，就是不去指责辛苦的现代人。
人们会错过许多美丽的事情。生活原本如此。难道值得计较和追悔？错过了，就罢了。如果所有美丽的事情都必顿足去欣赏个够，那也不叫生活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32
开车别生气
东西
从握方向盘那天起，我句举手对自己庄严宣誓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冒泡！可没想到，刚把车从江南开到古城路，一辆帕萨特（看那横劲就知道是处级以上的坐骑）就故意挤过来，硬生生把我的反光镜刮翻（所幸还可以复位）。当即，我就咧开嘴角，把嘴角挂到耳边，奖给自己一个笑容，赏给自己一句台词不生气。
平时出行，那的士司机明明在你右边，忽地连灯都不打就插到你面前，然后又飘移到别的缝里，反正是见空就钻，有的是力气，怕的是不刮，忙得像织布的梭子。那高大威猛的公交车，轰的一声贴上来，呼的一声斜过去，仿佛拳王泰森在蚂蚁堆里横行，死了都活该，活着的幸运。或者，你正走着，前面的车窗徐徐打开，露出一颗杰出的人头，啪的就是一口痰，活生生对着马路打靶。那些摩托车就啥也不说了，像天女散花，刮你右灯没商量，还塞着耳朵占主道，任你喇叭按的比伊拉克的炮声还响，它也不让开。
还没开车之前，我对的士横行霸道，对公交车的随便碾肉，对摩托车的肆意占道，对开车和坐车的不讲文明，早就憋着一肚子气。但是开车后，哼（冷笑），我就不想再生气了。原因当然很简单，我怕自己一激动，忘了打方向，踩刹车，甚至会付出喷漆的代价。
这么一来，我发觉买车开车对我的写作没一点贡献，愤世嫉俗没有了，主张正义也跑了，活脱脱一个老好人的帮凶，见怪不怪，为了自己的安全竟然无原则的宽容恶人。难怪作家龙应台要呼吁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过去我写文章，也许还能影响几个识字的，现在你就是把半截身子从车窗里伸出来，对着斜插的讲课，那声音也只不过相当于汽车尾气，弄不好脸上还吃拳头。我真是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那些有素养的人也想不出办法来，只能劝自己别恼怒，别发火，文明又不是贝克特笔下的戈多'，它总有一天会来的。
但是我不服气，暗地里思忖为什么会是这样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开车的要么是”爆发户”，要么想成为”爆发户”。他们脑子里这样开会速度是金钱，横着走是本事，抢到客人是真理，挤你是炫耀武力。总之，汽车不是工具，而是印钞机，是家底，是显摆，是阶级，是后台，是排气量，是身份，是牛X，是硬撑，是打肿脸充胖子！远没到玩修养讲文化的地步，不像富裕国家，人一落地家里就有车，耳朵不聋就晓得跑自己的车道，只要脑子不进水就一定用路线和速度来做绅士。
噢，现在我终于进一步明白，以上问题出在贫穷和竞争上，所以，我根本没法生气！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27
父亲的画面
刘墉
人生的旅途上，父亲只陪我度过最初的九年，但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却留下非常深刻的画面，清晰到即使在三十二年后的今天，父亲的音容仍仿佛在眼前。我甚至觉得父亲成为我童年的代名词，从他逝去，我就失去了天真的童年。
最早最早，甚至可能是两三岁的记忆中，父亲是我的溜滑梯，每天下班才进门，就伸直双腿，让我一遍又一遍地爬上膝头，在顺着他的腿溜到地下。母亲常怨父亲宠坏了我，没有一条西装裤不被磨得起毛。
父亲的怀抱也是可爱的游乐场，尤其是寒冷的冬天，他常把我藏在皮袄宽大的两襟之间，我记得很清楚，那里面有着银白色的长毛，很软，也很暖，尤其是他抱着我来回走动的时候，使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我一生中真正有“独子”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候。
父亲宠我，甚至有些溺爱。他总专诚到衡阳路为我买纯丝的汗衫，说这样才不致伤到我幼嫩的肌肤。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突然不再生产这种丝质的内衣。当父亲看着我初次穿上棉质的汗衫时，流露出一片心疼的目光，直问我扎不扎？当时我明明觉得非常舒服，却因为他的眼神，故意装作有些不对劲的样子。
母亲一直到今天，还常说我小时候会装，她只要轻轻打我一下，我就抽搐个不停，而且装作上不来气的样子，害得父亲跟她大吵。
确实，小时候父亲跟我是一国，这当中甚至连母亲都没有置身之处。我们父子常出去逛街，带回一包又一包的玩具，且在离家半条街外下三轮车，免得母亲说浪费。
傍晚时，父亲更常把我抱上脚踏车前面架着的小藤椅，载我穿过昏黄的暮色和竹林，到萤桥附近的河边钓鱼，我们把电石灯挂在开满姜花的水滨，隔些时在附近用网子一捞，就能捕得不少小虾，再用这些小虾当饵。
我最爱看那月光下，鱼儿挣扎出水的画面，闪闪如同白银打成的鱼儿，扭转着、拍打着，激起一片水花，仿佛银粟般飞射。
我也爱夜晚的鱼铃，在淡淡姜花的香气中，随着沁凉的晚风轻轻叩响。那是风吹过长长的钓丝，加上粼粼水波震动，所发出的吟唱；似乎很近，又像是从遥远的水面传来。尤其当我躲在父亲怀里将睡未睡之际，那幽幽的鱼铃，是催眠的歌声。
当然父亲也是我枕边故事的述说者，只是我从来不曾听过完整的故事。一方面因为我总是很快地入梦，一方面由于他的故事都是从随手看过的武侠小说里摘出的片段。也正因此，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踏雪无痕”和“浪里白条”，比白雪公主的印象更深刻。
真正的白雪公主，是从父亲买的《儿童乐园》里读到的，那时候还不易买这种香港出版的图画书，但父亲总会千方百计地弄到。尤其是当我获得小学一年级演讲比赛冠军时，他高兴地从海外买回一大箱立体书，每页翻开都有许多小人和小动物站起来。虽然这些书随着我十三岁时的一场火灾烧了，我却始终记得其中的画面。甚至那些涂色的方法，也影响了我学生时期的绘画作品。
父亲不擅画，但是很会写字，他常说些“指实掌虚”、“眼观鼻、鼻观心”这类的话，还买了成叠的描红簿子，把着我的小手，一笔一笔地描。知道他逝世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当我练毛笔字，都觉得有个父亲的人影，站在我的身后……
父亲爱票戏，常拿着胡琴，坐在廊下自拉自唱，他最先教我一段苏三起解，后来被母亲说“什么男不、女不女的，怎么教孩子尖声尖气学苏三？”于是改教了大花脸，那词我还记得清楚：
“老虽老，我的须发老，上阵全凭马和刀……”
父亲有我已经是四十多岁，但是一直到他五十一岁过世，头上连一根白发都没有。他的照片至今仍挂在母亲的床头。八十二岁的老母，常仰着脸，盯着他的照片说：“这么愈看愈不对劲儿！那么年轻，不像丈夫，倒像儿子了！”然后她便总是转过身来对我说：“要不是你爸爸早死，只怕你也成不了气候，不知被宠成什么样子！”
是的，在我记忆中，不曾听过父亲的半句叱责，也从未见过他不悦的表情。尤其记得有一次蚊子叮他，父亲明明发现了，却一直等到蚊子吸足了血，才打。
母亲说：“看到了还不打？哪儿有这样的人？”
“等它吸饱了，飞不动了，才打得到。”父亲笑着说：“打到了，它才不会再去叮我儿子！”
三十二年了，直到今天，每当我被蚊子叮到，总会想到我那慈祥的父亲，听到他啪地一声，也清清晰晰地看见他左臂上被打死的蚊子，和殷红的血迹……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17
向美而死，向死而生
尤金。奥凯利
我真的很幸运，医生说我还能再活三个月。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说，你肯定以为我要不就是在开玩笑，要不就是疯了；或者你会以为我的人生肯定很凄凉，一事无成，所以我恨不得早一点离开人世，好得以解脱。
其实，你没有猜对。我热爱自己的生活，深爱着我的家人、喜欢我的朋友，执著于自己的事业，我所供职的公司是一家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企业，我也很爱打高尔夫球。我现在很清醒，并不是在开玩笑。2005年5月的最后一周，我收到了人生的一纸宣判书，说我可能活不到女儿吉娜初二开学的那一天了，也就是说活不过9月的第一周了。不过，这个宣判后来却成了一份礼物。这可是我的真心话。
因为这份礼物的降临，我不得不去认真地思考死亡的意义，我也不得不更深刻地去反思生命的内涵，我从前并没有这样反省过。尽管我心中满是痛楚，我也必须要正视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事实，必须要决定该如何度过这最后的100天（有可能多活几周，也有可能少活几周）。痛下决心之后，我还得鞭策自己依照这些决定去行事。
简而言之，我自己要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人生的尽头非得是最灰暗的吗？第二，能不能给生命的最后岁月添上一些亮色，甚至让它成为人生最美妙的时光呢？
在我看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在我走向人生尽头之时，我的神志依然清楚，身体状况还算不错，我所爱的人也都陪伴在我身边。
因此我说：自己真的很幸运。
当然，很少有人能在离开人世之前参透自己的死。在我接到死亡判决书之前，我也没有真正去思考过。谈到死神，人们往往会感到惶恐不安。即便是行将就木之人，也不会把人生最后的每一天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也很难为了自己和家人而沿着既定的方向坚定地走下去。将要辞世者尚且如此，身强体健和欢欣愉悦之人就更别提了。有些人之所以没有考虑死亡，是因为死亡往往来得太突然，让人感到措手不及。很多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比如死于车祸意外的罹难者，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死神会从天而降。我虽然会过早地离开人世（接到死亡判决书时我才53岁），但称不上突然（无论如何，如果能提前两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