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我还是留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餐后，我向他道谢，但他说：“你是个好孩子。你知道吗？我的大儿子离家两年了——两年又十五天。”他看着远方，然后说：“我希望有人也会好好地对待我的孩子。”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握了握我的手，温暖地对我笑了笑。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不客气，”他说，“祝你好运。”
两天后，我离家仅剩50里路。我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夜晚缓缓地降临，我仍然走着，并不期待有车会停下来。有一股内在的驱动力促使我向前走，往家的方向前进。但我走得越快，就越忐忑不安。如果门廊是暗的，我该怎么办？我要去哪里？
一辆大卡车减慢速度停了下来，我跑向前，坐了进去。
“你要去哪里？”黝黑壮硕的驾驶员问道。
“从这里大概四五十里路的地方，你会开那么远吗？”我问他。
“更远。”他自言自语地说着。
我们之间很少交谈，他不太和我聊天。我假装睡着了，靠着椅背闭上眼睛。
30分钟后开始下雨，刚开始很和缓，然后大片大片地落下。我睡睡又醒醒。
然后，当大雨倾盆而下时，我们已经很靠近我父亲的农场了。我相当地清醒。门廊上会有灯亮着吗？我在黑夜的大雨中张大眼睛眺望着。突然，我们已经到了那里，我不能看，我不能忍受看了却看不到灯亮，我紧闭上双眼，心怦怦地跳着。
这时，驾驶员突然大声地说：“你看那个房子，我们刚刚经过的那栋房子里一定有人疯了，门廊上放着三四把椅子，每把椅子上都放着一盏亮着的灯。一个老人在那里拿着手电筒对着路照，而门廊的灯也亮着。”
——摘自《读者》2007年第15期P4
鲁迅后院的蜗牛●陈丹青
想起朱安，眼前就浮现一口井。那深深的院落，高高的围墙，阴晦的天气，一个又一个孤寂的上午、下午，夜里颤抖的星星……无不使人联想起“心似枯井”这个词语。即使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在那八道湾胡同或砖塔胡同，这口井仍一如既往地空旷、孤寂，几乎令人害怕。
鲁迅反感朱安，有充分的理由。1906年接到“母病速回”电报，鲁迅匆匆赶回去，却发现家里一片张灯结彩，惊愕之余很快就明白了。他没有反对，甚至对家里人给他戴假辫子，也没有表示特别的不快。他知道这个时候，一切反对都于事无补。而朱安，一个过于平凡的绍兴女人，矮小，瘦弱，狭长脸，突出的额，小脚，不但毫不漂亮，连一般年轻女人的活力都几乎没有一点儿。虽然鲁迅不至于以貌取人，但我想当他看见母亲给了他这样一个“礼物”时，总不免有些寒心。如果朱安漂亮一点儿，哪怕就是像胡适原配江冬秀那样，对鲁迅可能也是个安慰。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当朋友向鲁迅打听成婚的事时，他自嘲地说：“是母亲娶媳妇，没有我的事。”婚后第二天晚上，他在母亲房里磨蹭，不想回去睡觉，后来干脆躺在书房里。婚后第五天，他就借口“不能荒废学业”，带着二弟周作人去日本了。
上帝的居心，有时真让人怀疑。像鲁迅这么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闯将，怎么偏偏会碰上朱安这么一个最守旧最庸常的女人？ 鲁迅也曾想和她沟通。有一次，跟她说日本有一种甜点，很好吃。朱安马上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的。她可能太自卑了，急着要讨好这位“大先生”，反令鲁迅不快。那种甜点，不但绍兴没有，整个中国都没有的。 鲁老太太还知道点外面的事，能看看新书报，她是一点也看不懂。当鲁迅的学生，尤其是女学生来了，小鸟一样在院子里喳喳叫，她一句话也插不上，只能静静地呆在自己房里。她的心里，真能像外表那么平静吗？
五四之后，风气渐开，郁达夫、郭沫若等与鲁迅一样饱受旧式婚姻折磨的作家，大多挣脱了束缚，开始了新生活。也有人劝鲁迅离婚，鲁迅肯定早就彻夜不眠地考虑过，但还是难以跨出这一步。鲁迅年龄比郁达夫、郭沫若大很多，受传统影响更深，不能像郁达夫、郭沫若那样放得开，估计这是一个原因。但他主要顾虑的还是朱安。按绍兴习俗，一个嫁出去的女人被退回娘家，就会被认为是被“休”了，家人的歧视、舆论的谴责将使她处于极难堪的境地，家庭的社会地位也将一落千丈。有些性格软弱的女人竟会因此而自杀。 鲁迅显然是不忍把朱安推到这样一个境地的。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谈到自己这一代人的婚姻：“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于是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这正是鲁迅伟大的地方。什么是伟大？能为别人担当起痛苦，就是伟大。郁达夫、郭沫若都是浪漫、潇洒的，他们的选择在当时情况下无可指责，但显然与伟大无关。
而“陪着做一世的牺牲”的，不仅是鲁迅，还有朱安。朱安这个女子，嫁给鲁迅实在是天大的不幸。她如果嫁一个普通的男子甚至就是村夫莽汉，可能也比嫁给鲁迅幸福。贫贱平凡的夫妻总还是夫妻，朱安与鲁迅却实在算不上夫妻。她曾向人诉苦道：“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说话，怎么会生儿子呢？”一个妇人对外人说出这样的话，内心的凄楚可以想见。她日常生活的中心就是侍候鲁迅的母亲，也真应了鲁迅当年的话：“是母亲娶媳妇。”与鲁迅相比，朱安更加不幸。鲁迅忍受了漫长的煎熬，最终还是等到了他的“月亮”——许广平；而朱安，却真的“做一世的牺牲”，陪伴她的，只有年迈的鲁老太太，迟迟的日光，夜夜的空房……
过着与世隔绝一般生活的朱安，并非真的心如枯井。其实，她一直在想着改善与鲁迅的关系，只是与鲁迅在人格、思想各方面差距实在太大，渐渐也就没有了机会。 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并生下海婴，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房东的妹妹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她凄凉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读了这朴实而悲惨的言辞，我不禁泪下——一只蜗牛！我怜悯朱安一生悲苦的命运，更惊异于她对自己处境的准确体认——每一个生命都有它对世界的感悟啊。哪一个文学家，就是鲁迅，也没有想到用这么一个比喻来形容朱安吧？ 朱安一生的苦难，只有自己知道，这个比喻，也只有她能想象得到。她没有文化，但她深知，她就是一只永远也爬不到墙顶的蜗牛。朱安因这个比喻而定格。如果把封建礼教比作一口深井，鲁迅和朱安都被困在井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鲁迅历尽千辛万苦，总算爬上来了，虽然遍体鳞伤；而朱安，永远爬不到头！
我止不住想，像朱安这样一个生命的诞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上帝为什么要安排这么一出荒诞得令人泪下的悲剧呢？ 我有一个看上去有点儿过于大胆的想法：鲁迅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朱安与许广平，若论谁对鲁迅的影响更大，不是许广平而是朱安。 正是朱安，使鲁迅体味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命运的荒诞，断了他的后路，刺激他与传统彻底决裂，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反抗封建礼教，与命运进行“绝望的抗争”。 一个伟人的诞生，往往出于迫不得已。鲁迅文风的阴冷、偏激、滞涩，也与朱安这个背景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安成就了鲁迅。两个反差极大的生命体被捆绑到一起，激起巨大的思想和情感波澜，不和谐处被极端放大，化作鲁迅沉郁的文字和骇人的意象，惊现于世人面前。如果鲁迅一开始就为妩媚的“月亮”所笼罩，现代文学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这，就是朱安的价值。当许广平来到鲁迅身边，鲁迅已经成熟，她看到的，是一个结果。
因此我又想，上帝也许是对的，在他看似荒谬可憎的组合中，包含着深刻的必然。朱安，也许是上帝特意安排到鲁迅身边的。这只小小的在后院寂寞爬行的蜗牛，维系了鲁迅一生的沉重。
鲁迅死时，朱安在北京的宅院里设立灵堂，一身孝服，为鲁迅守灵。
朱安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人。在遗嘱中，朱安说：“灵柩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
这个愿望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她被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村，仍然陪伴她侍候了一生的鲁老太太。
——摘自《读者》2007年第15期P24
流言的自白●王启国 编译
我无视公正，亵渎事实。我能在悄无声息中废掉一个人。我让人心碎，毁灭生命。我狡猾、恶毒，我的力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
我被人引用的越多，人们就越相信我。我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我的身影。受害者们都无能为力。他们不能保护自己免于我的伤害，因为我没有名字，样貌也千变万化。
想追踪我是不可能的。你越是努力地寻找我的踪迹，我越是飘忽不定。我没有朋友，独来独往。我一旦声名扫地，就马上改头换面。
我经常干颠覆政府、破坏婚姻的勾当。有人因我工作不保，夜夜难眠；有人因我茶饭不思，心痛不已。猜疑因我而生，忧伤拜我所赐。清白无辜的人因我容颜憔悴，抱头哭泣。其实，我并不是战无不胜，打败我很简单，只需要远离我，对我一笑置之。
我是谁？人们都叫我流言。
——摘自《读者》2007年第15期P49
两个人的马拉松〇肖 文译
这是一对父子间的感人故事。爸爸叫迪克？霍伊特，儿子叫里克？霍伊特。这对父子是长跑“健将”，在过去25年里，他们一共跑了3770英里，其中包括85次马拉松赛、24次著名的波士顿马拉松赛、206次奥运标准的三项铁人赛、6次被公认不是平常人可以承受的终极铁人三项赛……
但他们可不是普通的长跑“健将”：儿子的腿从一出生就不能动，只能坐在轮椅上；父亲也没有天生的运动才能。但仅仅是为了儿子的一句话“爸爸，我想跑”，父亲就义无反顾地推着儿子开始了长达25年的长跑。有一次，他不但用轮椅推着里克跑了26。2英里，还用救生浮艇拖着他游了2。4英里（约3。84公里），然后再用自行车载着儿子骑了112英里（约180公里）———这些全部都是在一天内完成！父亲还曾拉着儿子参加越野滑雪，背着他爬山，甚至用自行车拉着他横越美国。
那么，儿子又为他的父亲做了什么？“我最想送给老爸的，是让他坐在轮椅上，由我来推他一次！”
11岁时第一次“说”话：“褐熊队，上！”
这个动人故事发生在43年前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文彻斯特市。里克出世了。但刚来到这个世界他就遭遇了命运的捉弄，小里克几乎丧命：脐带勒住了他的脖子，并造成大脑损伤，出世后的里克根本无法控制四肢。
转眼间，小里克9个月大了。医生对里克的父母说：“他以后将成为植物人。把他送到慈善机构算了！”但霍伊特夫妇没有这么做。迪克和他的妻子朱蒂注意到，当他们在房间里走动时，小里克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们。当里克11岁时，霍伊特夫妇把他送到特夫兹大学工程系，询问有什么办法帮助这孩子与人沟通。可得到的回复是：“不可能。他根本没有任何脑部活动。”
但迪克反驳说：“你给他说个笑话试试。”大学里的人一试，果然，小里克笑了———他的大脑能正常地运转。结果，他们为里克装了一部能用头的侧面控制鼠标的计算机，里克终于能和外界沟通了。里克有生以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褐熊队，上！”（译者注：褐熊队是波士顿的冰上曲棍球球队。）
“爸爸，跑步时我好像不再是残疾人！”
里克上高中后，一位同学因事故瘫痪了，学校为他举办了一次慈善长跑募捐活动。里克犹豫着对迪克“说”：“爸爸，我也想参加长跑。”
这让迪克感到为难了：他本人都是四肢简单，从未一次不停歇地跑完1英里的路程，而现在，他又怎么能带着残疾的里克跑完5英里（约8公里）呢？不过，为了里克，迪克还是决定“顶硬上”。赛后，迪克的四肢足足痛了两周，以至于他后来说：“现在轮到我瘫痪了。”
这次比赛也彻底改变了里克的生活。他在键盘上敲出了一句话：“爸爸，我们跑步时，我好像不再是一个残疾人了！”
这句话也改变了迪克的生活。他希望能常常带给儿子同样的感受。他努力健身，与里克一起准备参加1979年波士顿的马拉松赛。
可是，迪克从一位赛事管理者那里得到的答复是：“不行。”因为他们既不是独立的参赛者，也不是轮椅参赛者。结果几年来，霍伊特父子只是在赛事中跟着大队伍一起跑。但他们终于找了到正式参加比赛的方法：在1983年，他们参加了另一个马拉松赛，他们的成绩太好了，这令他们有资格参加1984年的波士顿马拉松赛。
这时又有人建议说：“迪克，你们为什么不参加三项全能比赛？”可问题是———一个从来不会游泳而且自6岁起就没再骑过自行车的男人，怎么可能拉着一个重约50公斤的残疾儿子参加三项全能比赛呢？但迪克还是那句话：“试一试吧。”
结果一试就试了212次三项全能比赛，其中包括4次在夏威夷举行、极费体力的15小时铁人赛！试着想想，一个老头用小舢板拖着一个成年残疾人，超越所有25岁左右的大块头，那是何等震撼人心的场面！
当迪克被人问到为什么不单独参加比赛时，他说：“我不会独个儿参赛。”他说，自己参加比赛纯粹是为了享受他们父子俩一起跑步、游泳和骑自行车时的那种感觉，看到里克面上露出甜美笑容时，那种感觉非常“奇妙”。
父亲和儿子都救了对方一命
今年，已经分别是65岁和43岁的迪克和里克完成了第24场波士顿马拉松赛。在超过2万名选手中，他们的成绩排在第5083位。他们最好的成绩是在1992年的比赛中取得的，用时两小时40分钟，只比世界纪录慢了35分钟。当然，世界纪录是由健全的人在没有推着轮椅的情况下取得的。
对此，里克自豪地“说”：“毫无疑问，我的老爸是‘世纪父亲’。”
迪克也从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好处。两年前，在一次比赛中他患上了轻度心脏病。医生们发现，他的一条大动脉有95％栓塞了。“如果你不是保持这样良好的状态，你很可能在15年前就一命呜呼了。”医生们对迪克说。
从某种程度上说，迪克和里克都救了对方一命。
“让他坐在轮椅上，我来推他一次！”
现在，里克有自己的住宅（他享有居家照料服务）并在波士顿工作，而迪克从军队退役后，现在在马萨诸塞州的荷兰市居住，已经65岁了。他们总有团聚的方法，他们经常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说，每个周末参加极耗体力的比赛。今年的父亲节，他们又团聚了。
那一晚，里克请父亲吃饭，但他更想送给父亲一份永远也买不到的礼物———他在电脑里这样写道：“我最想送给老爸的，是让他坐在轮椅上，由我来推他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