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分析是：如果全国统一高考分数线，那么京、津、沪等大城市很可能出现生源名额被几个高考大省瓜分，而本地生源寥寥无几的局面；地区间经济发展的落差又必然使外省生源毕业后滞留在这些发达城市，给这些城市的就业带来巨大压力，进而影响社会安定。全国统一高考录取分数线，还会造成一些边远落后省区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零录取率，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曾有记录。
郑若玲认为：在各种因素中，高等教育的布局对分数线的影响最直接，因为高校出于向地方政府争取经费和毕业生就业等方面的考虑，在分配招生指标时往往向学校所在地倾斜，于是，北京上海等高校密集的大城市分得的招生指标就多，而这些地方的考生却少于其他省区。人少机会多，录取分数线自然就低。
我国高等学校的布局解放前就极不合理，当时40％以上的高校集中在京、津、沪、宁等大城市，虽然近半个世纪这种情况有所矫正，但要实现质的变化尚需时日。
高考研究课题组认为：考试公平是原则，区域公平是政策。前者能在考生中合理分配机会，后者是为了各地区在教育资源、社会基层向上流动的渠道等方面相对均衡，是为了政治、社会的稳定。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还是今天的高考，两种公平之间的矛盾都不可能完全消除，只能寻找相对平衡。
今年3月底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在东莞高考座谈会上公布：为了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西部地区招生计划连续5年平均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教育部减少了所属院校在属地的招生比例，向生源多，考生成绩好的省市增加了投放名额。
高考研究课题组的学者们认为：治本的办法，还是要提升西部基础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并通过多渠道办学调整高校布局。
高考改革的“统独”之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高校单独招生的历史特别令人向往：学生可以分别报考几所大学，被录取后自已决定上哪一所，诸如清华大学破格录取钱钟书、吴晗等文史方面特优生的故事，更是在教育史上被传为佳话。
从1952年起，全国统一高考就成了大学招生考试的主要形式。
由于统一高考的优点和缺陷均出在一个“统”字，于是便有了坚持统一高考与恢复高校单独招考之争，简称高考改革的“统独”之争。
实现统一高考是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需要。试想让几百万考生坐着火车全国到处跑，将带来多少社会问题？而面试的成本之高又使得在全国多设考点的设想困难重重。所以某重点大学一位教授“高考自主招生与教育资源、经济基础及政治体制并无关系，只与高校是否拥有办学自主权有关”的偏激说法备受质疑。
但是高考统一性的弊端也确实不容忽视：“千校一卷”使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难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考生进行选择，也难以考出不同考生多样性的发展潜能。即使改为分省出题（迄今全国已有18个省份自主命题）也仍然不能从质的方面改变统一高考的弊端。为此，反对统一高考的人呼吁：把出卷权、阅卷权、录取权还给高校！连招生都没自主权，谈何办出特色！更有学者提出：统一高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学校单独考试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进而提出废除统一高考。
高考研究课题组的学者们认为：统一高考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高效便利，其主导地位的不可取代是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同时因为成绩可比性强、有利于减少考题泄露的机率，即使像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市场经济国家，在大学招生中也都有统一考试，只不过各高校在使用统考成绩时权重不同。香港在内地招生也把高考成绩作为录取条件之一。中国内地的问题在于，统考成绩是唯一的录取标准，因此解决的思路应该是通过改革弥补统一高考的弊端。因此便有了全国自主选录5％新生的高校从17所增加到59所，北大、清华自主招生10％，特别是2006年复旦、上海交大面试招生的实等意在补弊之举。
但是高考长期“大一统”的危机还不止于此，高考改革课题组的学者们意识到：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考生将来自各种年龄段和各行各业，高考若不与时俱进，“统一”的优点则可能逆转为其生命力的扼杀者。“兼顾统一与多样”应是高考改革的主旋律。
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高考研究课题组总顾问潘懋元教授在描述为这种理论而设计的两种新的考试模式时说：第一种是分类考试。现在的高等教育有研究型、专业型和职业型三种基本类型，因此至少可以按这几种类型用不同的考卷分别进行考试；第二种是统考加单考。即第一次考试为进大学的资格准入考试，用统考方式。通过者到报考高校参第二次考试。这样既能发挥统一高考的规模效益，也能兼顾各高校办学自主权和办学特色，但第二种模式尚需克服很多困难。
复旦、上海交大自主招生得失析
复旦、上海交大2006年自主招生之所以特别受到关注，首先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高考模式在促进中小学素质教育、为高校选拔优秀人才中到底能有多大的改革空间。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高考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张亚群教授对此做了专门探索。
他认为：两校改革力度最大之处在于：复旦、上海交大明确宣布：不以全国统一考试成绩为录取依据，而以自己组织的考试成绩决定录取。
此项高考改革受影响最大的是考生和中学。复旦采取考生自愿报考，大学组织笔试、面试的做法，使考生有充分的自主权；上海交大以中学定额推荐为主，再按学科大类组织专家进行资格审查，确定面试对象，此举扩大了中学的发言权。这一改革赋予了两校完全的自主招生权，虽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却可以积累经验。
从效果看，两校招生选拔标准多元，既参考中学的成绩和表现，也考查考生是否能满足大学对人才的要求，具有明显的综合评价导向；考试的办法内容多出人预料，因此有效地减少了应试成份，有利于考出考生的真实水平；考试过程公开、透明，接受媒体和社会的监督。这些都是继续推进改革的重要因素。
研究认为，需要探讨之处同样不容小觑：
其一，自主招考的范围仅限于上海，回避了大规模自主招考必然会产生的诸如交通问题、边远贫困地区学生是否有经济能力前来参加前途未卜的考试的问题。
其二，上海交大的考试中缺少笔试环节，仅凭对中学推荐情况的审核加15分钟的面试取人，考试的信度和效度恐难保障。而像复旦那样测试内容包括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10科。全面是全面了，一些偏才，怪才恐怕会被拒之门外。
其三，成本太高。例如上海交大拟在江苏招生35人，报名者高达35万人。从筛选材料到面试，工作量非常大。复旦仅面试阶段就组织了各科150位专家。如果推广自主招生模式，全部考生都进行面试，就得组织1500名专家。
高考研究革课题组的学者们认为：面向全国招生的大学，还是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全国统一考试，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实现统考和学校自主考两种形式的优势互补，不必将二者对立起来。
他们认为，大部分高校尚不具备独立招生能力，考试的组织工作、试题设计等等，会给高校带来沉重的负担，招生质量难以保证；对于大部分的考生来说，高校独立招生，个人的应考成本会比统考高出很多，这对于家庭贫困考生十分不利；特别是社会的诚信水平和制度尚待提高和完善。因此高校独立招生的试点不可能在短期内推广。
改革成本不可不付，不可不慎
不少研究高考改革的学者都谈到改革成本问题，不少人认为：高考改革中出现腐败，是不可避免的成本。这种成本是怎么个付法？
请看郑若玲在相关研究中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行的几项高考改革的一段回顾：
招收委培生和自费生改革，本是有助于解决高等教育中长期存在的“产销不对路”的良策。但因收费和降分挂钩，“权力干预”、“分不够钱来凑”等不正之风趁机而入，严重破坏了高考招生的声誉；同一时期开始实行的保送生制度，本意是为了弥补高考笔试的不足，创设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然而人为因素的干扰很快使其异化为“推良不推优”，“送官不送民（指出身）”。还有为扩大高校自主权而增加投档比例的改革，（即录取100名，可投档120名，供高校选择），却造成了招生季节条子满天飞的“奇观”……
高考研究课题组认为：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社会诚信严重缺失的情况下，腐败几乎与高考改革如影随形。被认为最有利于素质教育的“高考成绩＋推荐信＋中学平时成绩和其他表现”的美国高考模式为何不能在中国推广？这是不少人追问、谴责高考的重要原因。的确，我们不能等有一天诚信机制健全了再来搞高考改革，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同步互动。但高考改革涉及面之广，对大众的利益牵扯之深，非同一般。正如杨学为说：“它的本质远远超出教育，是国家对结束了基础教育最高阶段的青年人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分流”；“高等教育的学历文凭相当于‘白领俱乐部’的‘入场券’”，对于这样的竞争，群众最关心的就是公平！因此，高考腐败对于他们来说，是极其敏感的，如果改革措施不慎引起大面积的高考腐败，对社会安定将产生多么严重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事实上，高考改革在反腐方面也不是无所作为：保送生条件硬性化的改革，网上录取的改革，还有教育部学生司创建的专门针对高考腐败的“高考阳光工程”等等。之所以不能搞颠覆性的革命，是因为不能将学生的前途及社会稳定轻易做实验。
既要公平，又要吸取科举“求才之法不足而防奸之法有余”致使考试越来越呆板、僵化，最终被止的教训，就要兼顾“选材”和“防奸”。类似的矛盾在高考改革中还有很多，为此刘海峰曾用系列文章专门论述高考改革中的八个“两难问题”。他认为：各种“两难”的实质其实只有两个：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没有十全十美的改革方案，只能兼顾各方利益，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找到可操作的平衡点，循序渐进，积极试点，科学论证，慎重推广，才是理性对待高考改革的态度。
救人就是救自己●高志明
看客的悲哀
有人养了一群猴，常宰猴待客。当客人光临时，他会穿上白大褂领着客人挑选猴子。笼子里的猴子们非常紧张，拼命地往后躲。当客人选中一只猴子时，其他的猴子就使劲把它往外推。被推出去的猴子，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一动不动地任人宰割。其余的猴子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着这只猴子被杀掉。不断重复上演，最终，猴子全部被宰杀了。
假如这群猴子群起而攻之，并不是没有机会逃掉。但是，每只猴子并不知道其他的猴子是否会和它一起反抗。它们在反抗与躲闪的策略选择中，都选择了躲闪，抓到谁算谁倒霉，都宁愿苟且偷生，陷入“囚徒困境”。猴子们都成了“看客”，殊不知，今日的“看客”，可能就是明日的被宰者。
猴子如此，人又如何呢？
在美国波士顿树立的“二战”犹太人蒙难纪念碑上，德国神父马丁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的铭文，其表达的要旨，恰似上面的“待宰猴悲剧”：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是新教徒，我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袖手旁观与多管闲事
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小贼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行窃时，旁观者都看到了，却都不敢吭声。没有被偷的人想，反正被偷的人不是自己，何必多管闲事，又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可能受到伤害；而不多管闲事虽然没有收益，但也不受损失，那何必要多管闲事呢？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心理，结果，小贼们更加肆无忌惮，在公共场所行窃屡屡得逞。
小贼们通常团伙作案，在偷东西时会发出这样的“信号”：倘若谁多管闲事，就对谁大打出手！旁观者想，小贼的威胁是可信的：因为假如个别旁观者多管闲事，而小贼不对该旁观者大打出手的话，就会有更多的旁观者抓小贼，小贼将有可能被抓，那么，小贼必然对该旁观者大打了出手。旁观者的策略及可能的支付为：多管闲事，有可能被大打出手致伤；不多管闲事，无所得也无所失。
对于旁观者而言，小贼的威胁是可信的，所以旁观者的最优策略是“不多管闲事”；而对于小贼来说，旁观者“不多管闲事”下的“不大打出手”策略是最优的选择。结果，经过这番博弈，小贼偷东西时旁观者不多管闲事，小贼不大打出手。
如此的群体不积极作为的结果会使社会风气恶化，偷窃行为猖獗而难以杜绝。对每个人来说，即使这一次被偷的不是你，但下次你被偷的概率增加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自己。长此以往，大家的处境比以前更差。
看来，要使旁观者采取“多管闲事”策略，而非“不多管闲事”策略，应该加大采取“多管闲事”策略的收益，而减少“不多管闲事”的收益。当“多管闲事”策略下的收益大于“不多管闲事”策略下的收益时，旁观者就会采取“多管闲事”的策略。
从一定意义上说，加强社会良好道德风尚宣传，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感，可以解决上述囚徒困境问题。因为，增强人的道德观念其实就是加大“多管闲事”策略的收益，也就是当人们多管闲事之时，虽然有可能受伤，可道德荣誉感会使旁观者的心理感到满足，获得精神上的收益；而在小贼行窃时，旁观者假如不多管闲事，其道德感将使得自己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这样，博弈的过程就变化了：当小贼偷东西时，尽管旁观者认为小贼的威胁是可信的，但是假如旁观者是道德感强的人，那么博弈结局是旁观者多管闲事，小贼大打出手，从而小贼有可能被抓住。
从整个社会来看，假如每个人都有高尚的道德感，凡是偷窃者就会成为过街老鼠，整个社会将走出偷窃之风猖獗的困境。即使偷窃者偷窃的话，其知道将会受到道德感强的公民的多管闲事，偷窃的收益将会很低，也很难再继续从事偷窃活动了。
看来，道德是改变集体消极的好方法。当然，有道德的人并非不理性的人，理性的人是计算的人，是对得与失进行充分计算后采取行动的人。
非合作的博弈结局常常是可悲的。当然，我们知道道德是由群体实施的对非道德行为进行非强制性惩罚的规范，而法律则是对违法行为实施惩戒的核心规范。当道德规范不足以调整某些社会关系时，法律必然会派上用场。对那些勇于“多管闲事”的人，法律理应有激励机制促进大家“多管闲事”。
见义不为与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