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走廊里疏离的歌声与打闹。
此后我便再也不让父母去学校看我。我宁肯浪费宝贵的时间，将不小心丢在家里的课本，自己跑50多里回家去取，也不会让父母送来，连带地将自己晦暗粗糙的一切，重复展览给人。我只是发奋地学习，将那些外人的嘲讽、冷漠与不屑全都踏在脚下；一同踩下去的当然还有原本让我温暖的父母的关爱。
卧薪尝胆式的努力之后，我终于考入了理想的大学。去读大学那天，父亲执意要去送我。可是在临上火车的时候，看着父亲挤在一群家长里，那么笨拙地帮我搬着行李，又因为有人无意中踩了我的脚，而差点在车上争吵起来，便终于一狠心让父亲回家去，一切我自会处理。
父亲第一次跟我急了，说：“这么小，又没有出过远门，一个人怎么行？”
我也在周围的吵嚷里发了脾气，说：“你不也是一样没有去过北京？况且你连字都不认识，除了给我带来麻烦，还能有什么？！”我说完这句话，便觉得心里空了，那些淤积了许多年的泥淖与杂草，倏忽之间便全都被除掉了。
50岁的父亲，在一个又一个人的推挤里呆愣了许久。直到火车快要开了，他才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笑着帮我把行李放好，又去给我接了一杯热水，这才转身走出车厢。我在慢慢启动的火车里，看见父亲在送行的人群中，拼命地跑着，似乎要跟着这火车一同跑到北京去，但他最终还是被疾驰的火车无情地丢在站台上，再也看不见了。
二
我很少回家，电话也是从来不在宿舍里打的。即便是在电话亭，也要等到最后，人都走光了，才匆忙地插进卡去，与父母说几句闲话。大部分的时间，我是泡在自习室里的。家庭的贫寒，让我始终没有勇气与人自如从容地交际。而爱情，更是如此。
我是在被学校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后，才开始与暗恋了我两年的媛交往的。媛低我两级，是学校一个教授的女儿，但她并没有因此像那些娇生惯养的城市女孩一样，骄横霸道。我应该会主动追求媛的，如果没有媛优越的家境横亘在中间。
媛也是个矜持的女孩，等了我两年，见我依然无动于衷，这才着了急，一次次地跑来找我。媛的父母始终是不喜欢我的，尽管见面的时候，也会与我说话，但言语里明显地带了高傲与骄矜。幸亏媛是善良的，她知道我的学费都是贷款，知道我的生活费全要靠自己打工挣取，知道我的父母无法给我的前程带来任何的帮助，依然执着地爱着我。
是媛的坚持最终给我们的爱情带来了春天。媛的父母，为了宝贝女儿，动用关系，将我留在大学，并在我毕业半年后为我与媛举办盛大的婚礼。我没有告诉媛，在我们家乡，喜宴，是一定要在男方家举办的，否则，男方父母必将被亲戚朋友嘲笑为没能耐。我的父母，也曾一次次无比憧憬地谈起我的喜宴。但我还是隐瞒了这个秘密，我知道对于媛的父母，喜宴是他们一种变相的交际手段，他们骨子里的骄傲绝对不允许他们女儿的婚礼在破败的山村里举行。
三
我的父母不知何时学会了沉默。对于这次婚宴，他们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托人捎话给我，说一定会坐火车赶来参加我的婚礼。但我还是不放心，甚至睡觉时都梦见父母在喜宴上。我梦见他们每说一句话都招来外人的哄笑。我为此曾小心翼翼地打电话给父母，暗示他们到时一定记得不要随便说话，以免惹得岳父岳母生气。
喜宴终于来了。我在父母迈进豪华宾馆的时候，便红了脸。他们尽管穿了簇新的衣服，但他们的神态与举止却与周围的一切如此地不和谐。我将父母安排到饭桌前坐下，便随岳父岳母去接待那些身份显赫的客人。
忙碌的间隙，我偶尔瞥见父母在角落里孤单地坐着，像是两个被我极力想要摆脱掉却又躲闪不及的乡下亲戚。这是他们儿子的婚礼，却与他们没有丝毫的关系。开席时，涨红了脸的父亲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句上得了台面的话，司仪只得请一旁的导师代表父母作了发言。我依了繁缛的礼节，一桌桌地敬酒，但一颗自尊的心却是在周围人意味深长的注视里碎掉了。
我在父母走后许久，还无法洗清烙在身上的难堪的印痕。半年后，我回家。小姨和我聊起我的那场喜宴，说：“知道么，你的婚礼，给你父母留下了那么深的疤痕，他们从来都不愿在人前提起你这个留在大城市且富贵起来的儿子。他们不愿意我们去看望你，不愿意我们给你打电话，不愿意我们在你的岳父岳母面前露面……可是，你不知道，他们也同样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们曾有过这样一个忘记了自己根基的儿子……”
我一直以为，父母是自己笔挺的西装上难堪的一片菜汁，却是没有想到，原来自己也是父母身上一团尴尬的饭渣。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54
问对问题●赫广才
查理是许多公司的企管顾问，他闯荡江湖的绝招就是“问问题”。
有一次，一家专门在欧洲机场做咖啡餐饮的连锁公司，请查理来帮忙，想找出提升业绩的答案。查理把几个机场的店长找来，然后开始问问题：
“你们感觉业绩不能提升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人太多。”其中一个店长说。
“什么意思？”
“就是店里老是客满。”
“客满有什么问题？”
“你知道，在机场的旅客他们进到咖啡店，一屁股坐下来就不动，一直等到要登机，才会起身。中间他不会多点东西，他只是占着位置……”
“对，其他客人也进不来，所以店里老是客满，看起来好像生意很好，其实业绩不佳。”另一个店长附和着说。
“好，问题是旅客占着位子不走。那怎么办？怎么让客人快点走呢？”
“把椅子换成硬的，让他坐得不舒服，这样就待不久。”
“我的办法是盯住客人，只要他杯子一空，就过去清桌子……”
“如果客人不动呢？”
“我刚刚没说完，接着问他要不要再点什么？”
“如果他说：不要，谢谢！怎么办？”
“那就叫每个服务员每隔30秒，就过去问他要不要再点什么？”
“再不行，就叫最丑的恐龙妹服务员去问他点东西！”
“可是你们的女服务员不都是漂亮妹妹吗？”
“那就每店雇一个恐龙妹！”
“不，说正经的，我认为可以在每张桌子装个计时器，坐超过时间就加钱，跟计程车一样，时间也算钱嘛！”
“不，这不实际，我认为只要加收座位的桌钱，很多人就会选择站着吃喝，吃喝完就走人。”
“不，加收不好，不如是带走的算便宜……”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查理眼看快不可收拾，赶快拉回正题，说：“好，大家刚才说的都是要做什么才能让客人早点离开。有没有不做什么？就可以达到效果。”
“不做什么？关店不卖吗？”
“有点接近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客人在店里，眼睛都在看哪里？”
“看妹妹啰！”
“还有呢？”
“对啦，客人最常看着‘航班显示机’的电视嘛！”
“客人在咖啡店里，都是等着要登机。如果有航班显示机，他们就会安心等待，不怕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
“如果把航班显示机关掉，假装坏掉，他们便坐不安心，一定坐不久的。”
“一直都关掉吗？”
“不，等客人少了，便把显示机打开，其他的客人就会进来。”
“然后呢？”
“等人多了，再把显示机关掉，假装故障。”
“各位，你们真是一流的店长，我想我们找到答案了。”
这家机场连锁餐饮公司，就靠着假装故障的航班显示机，业绩果然大增。
所以，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找问题。 但是要注意问题往往不在问题的本身。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61
温情人生●琳达？赖恩奇 ○聘 卿 编译
取得博士学位后，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医院的急诊科工作。作为这个科室的新成员，排值班的时候，我总是做殿后，特别是圣诞节晚上的值班非我莫属。平安夜上班是公认吃亏的事，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家。那天，我吻别家人，去医院上班。晚上九点，救护车送来一位60岁的心脏病病人。他脸色灰白，抽搐颤栗，心跳微弱，他在死亡线上徘徊。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抢救。终于，病人的心率恢复了平稳，能够从急救室转入重症监护室了。第二天早晨下班时，我还特意去病房察看病人的情况。这个从死神魔爪中逃脱的人已经睡着了。我悄悄地进去，静静地离开。急诊医生不像其他医生那样，可以同病人保持较长时间的联系。我们总是接手那些急性发作的病人和突发事件的伤员。送来的人一般都是经过抢救后送出急诊室，急诊医生就很难再见到他们。我也不再去想那位犯心脏病的人了。
第二年圣诞节的晚上，还是我值班。这种情况恐怕要持续到科室再来新成员为止。晚上九点整，保安来告诉我说，有一对夫妇正在门厅里等着，说是有话要跟我讲。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那男的自我介绍说他是李先生：“你不记得我了，去年圣诞节晚上，是你救了我的命。感谢你给了我这一年的生命。”夫妇俩热情地拥抱我，并送给我一件精巧的圣诞礼物。那天晚上，我感觉好极了，不仅仅是意外，更多的是暖意融融。他们让我意识到我所从事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和神圣。
第三年，科里来了新成员，我的家人很高兴，这样我就可以在家里过圣诞节了。可是我想，李先生和李太太可能还会再来。如果他们来了见不到我怎么办。于是我主动要求在第三个圣诞节的晚上值班。我坐在医生办公室里，心里惦记着门外会有人来。果然，刚刚九点钟的时候，李先生夫妇推门进来了。李太太抱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襁褓，是他们刚满月的孙女。我和他们拥抱，叙家常。李先生说，他以后每年圣诞节晚上都要来看望我，因为他很珍惜这第二次人生。如果哪一年他没有来，那就说明医生给他的额外时光到头了。
后来，我在急诊科又工作了10年。10年中，我又挽救过很多人的生命，但是，再没有第二个人像李先生夫妇那样来过。每到圣诞节晚上，李先生夫妇总是准时在九点钟的时候，来到我的办公室。全科室的同事都知道了我和李先生一家共度圣诞节的事，都大受感动。他们把休息室里的杂物拿走，放上热咖啡壶、冰箱和微波炉。好让我们短暂的团聚更愉快、更舒适。就这样，我们一起共度了13个圣诞节的晚上。平安夜值班的机会自然都是我的了。
我最后一次见李先生夫妇的时候，李先生送给我一件礼物。我打开包装，里面是一个水晶球，水晶球上刻着一个单词：“友爱”。第十四个圣诞节晚上，李先生没有来。以后我也离开那所州立医院去了科罗拉多。现在，我的家人和朋友，每到圣诞节晚上九点钟的时刻，就会摁响自家的门铃来纪念李先生，并给这位重情意的人献上一杯酒。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57
威胁生命的无价值感● 黄国泰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看待各人的价值高下，常常以其所获得的成就而定。我们一定要问的是：“他是干什么的？”而不一定问：“他是谁？”我们常常重视他的名衔、工作、成就、职位和社会地位，因为这一切很重要。对一个人的最低评价就是一事无成。工作、发迹、金钱——还有比这一切更重要的吗？问题就在于：仅仅是这些，就能使人变得幸福吗？
由于工作的关系，在为不少老年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过程中，我发现价值感对老人的健康和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同样的年龄段，责任感被激活，感到生活有价值的老人，他的快乐程度较高，健康程度亦较高；觉得生活不再有意义，生活已不再有价值的老人，生活的激情和活力也日趋缺乏，说话越来越少，很不开心，身体也慢慢垮掉了。在同样的年龄段，觉得“活着有意思”的老人中有15％的人死去，而觉得“活着无价值”的老人的对照组却有30％的人死去。无价值感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寿命。
当人处于事业失败、年老、晚期疾病、经济拮据的状态下，常常会产生无价值感，带来消极的认知：我不能贡献社会，我不能完成个人分内的事情，不能积极参与有趣的事情，已成了家人的拖累。这时，人们常会依次经历典型的三个阶段：事业——竞争——崩溃。就像易拉罐一样，用完了，该扔了。
我认识的广州某研究所一位林姓所长，50多岁了。在位时他曾是一个热情肯干、工作认真负责的领导者，当发现患上胃癌后，他做了手术，接着是化疗。几个月过去了，他不能再工作，来探望的同事也日渐减少。他变得越来越虚弱，也越来越失望，家务及日常活动也放弃了，觉得人生的价值已跌落至零，自尊心也降到了最低点。应该说林所长的抑郁沮丧并不是因恶性肿瘤引起的，而是由于扭曲的心理状态剥夺了他的自尊。
作为一个人，一生成就会有高低，职位会有升降，但人的自身价值、尊严却不应等同于职位、财富、名声。对于人的自尊和价值而言，成就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即使是生长在路边的一丛最最平淡无奇的青草，比起那些漂亮的塑料花来，也要卓越得多，因为它有着任何科学家所无法赋予的东西——生命。比起一个爬卧在乡村小屋地板上身患疾病的小孩来，古希腊最美丽的石雕像又算得了什么呢？后者虽然是美丽的，却是无生命的。这意味着，人的价值与尊严不是靠外在的东西赋予的。当林所长明白了这个道理后，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感。在他身患癌症、经历手术化疗、身体极度虚弱时，他也依然保持着乐观昂扬的心态。他的抑郁、沮丧被笑声融化了。
能够见证和参与这一小小的奇迹，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真正的快乐。帮助人们获得对生命的领悟，固然不能消除肿瘤，却能恢复一个人的自尊和价值感。出院后林所长在电话中告诉我：“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自虐都是非常愚蠢的。我现在已经不再沮丧，早晨起来按时打太极拳，定时服药，有精力就写点文章……”
生命的无价值感是一种自挫性的思维。事实证明，正确的认知，比传统的心理治疗、药物治疗要有效得多。我们应当用理性的思维来代替那些消极绝望的想法，使人们对人的价值、尊严获得正确的认知，摆脱追逐名利的社会世俗压力，提供即使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能支撑人生的力量。这样，就能使人们不仅在成功中，而且也能在失败中，无论健康或患病，有工作能力或无工作能力，都可以骄傲地对自己说：作为人，我是有价值的。
《精神心理学》的作者丹尼什指出，价值感能“将我们与他人、自然和生活的源泉联系起来，帮助我们超越和拥抱生活”。而丧失价值和意义感，则会使人迷恋于过去，困惑于现在，害怕将临之未来。保持和获得心理的健康，在人的生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许当所有其他东西都失效时，它仍能支撑起我们的生命。二战期间，弗兰克曾在德国纳粹的集中营度过了三年的监狱生活，对生命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