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黄瓜”、“西红柿”根本没有自然产品所应有的清香、醇郁的口味，使用激素、抗生素生产出来的“猪肉”、“鸡肉”也没有自然产品所应有的鲜味和富于弹性的质地。另外，有机食品也更为健康。
有机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逻辑发展而非对它的反动。但查尔斯并非先知。在西方，他的实验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浪漫主义运动时期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返璞归真的思想运动更可追溯到两千五百年以前的老庄时代。从历史趋势来看，工业化、现代化使西方和中国都遭遇人口压力，因而人们首先是靠“现代”农业养活了大量人口，然后才意识到吃什么或怎么生活才健康，才环保。所以说有机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进步而非倒退。
与海格罗夫的实验密切相关的，是查尔斯在庞德伯里镇（Poundbury，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多塞特地区，属于英国王室直辖领地）进行的传统而环保居住方式的实验。想当初，查尔斯方面抛出庞德伯里计划时，建筑师、城镇规划者和经济学家有多少人激烈反对！现如今，庞德伯里已然是一个名闻遐迩的传统人居模范镇，国内国外——包括美国这种一流的发达国家和沙特这种富裕的阿拉伯国家——来这个偏远小镇朝圣的规划者和高官络绎不绝。
但庞德伯里并非一项高科技实验，而是一种低科技实践。它靠的是回归传统这一根本理念。在这里不仅能看到地热利用和雨水收集设施，也能看到用芦苇席过滤排泻物的传统做法。这些设施对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乃至有机耕作是不可或缺的。查尔斯认为，传统居住方式不仅更环保、更健康、更合乎人性，而且完全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的运作。如果这种居住方式能得到推广，所收到的效果将与某些发达国家斥巨资进行的实验——那种完全依赖高科技的昂贵的环保房或环保大楼——的效果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稀稀落落几家不大的工厂以及学校、邮局外，庞德伯里全是居民房。这些房子是按照传统农舍的样式、沿几米宽的小街修建起来的，所用的建材大多是当地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材料，连人行道也是用鹅卵石而非水泥铺成。这里绝对看不到我国一些富裕起来的城镇动辄宽达几十米的炫耀性“大道”，因为房屋规划得十分密集，路面也十分狭窄。大多数道路其实只是巷子，只够步行者和骑自行车者通行。即使有稍稍宽一点的“大路”，能通汽车，也被修成“之”字形，以方便步行者，或者说故意让驾车者只能以较慢的速度开车。人们购物，只需步行或骑自行车去商铺，而不是驾车去超级市场，因为这里压根儿就没有超级市场或购物中心，只有遍布各处的方便的商铺。大人上班，小孩儿上学也只需步行或骑自行车。孩子们要想出去玩玩，一出门便可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树林、山丘、草地、河流和有机管理的农田就在不远处，或者说就是庞德伯里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密集，一出门便会碰到人，所以这里邻居间交往频繁，孩子绝不会像在现代化都市那样缺乏玩伴。
庞德伯里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环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它恰成对照的，是现代化都市动辄高几十层的大楼或现代化农村动辄占地一英亩以上的“独立家庭房”（independent family house，这在美国农村或大城市郊区相当普遍）。住在这种环境中，明明是邻居却可以形同路人，老死不相往来。相比之下，庞德伯里代表了一种传统而新型的居住模式，因为这里能找到自然、惬意的人际交流，能找到“现代”生活中久违的、合乎人性的社群关系。此外，现代化城镇或现代化农村式居住模式要求方便的交通运输，刺激了汽车、公路的发展，这不仅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同时也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很大压力。由此不难看出，庞德伯里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庞德伯里绝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而是一个使用互联网的现代化小城。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60
财富，需要一对倾听的耳朵●野 山
伏尔泰说：“耳朵是通向心灵的道路。”但我们的心中往往有太多自己的成见，这成为我们倾听别人的最大障碍。细数世界级的创业大腕、打工皇帝，几乎个个是倾听的高手。
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一生都在勤勉工作。60多岁的时候，他每天仍然从早上4点半就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凌晨。偶然还会在某个凌晨５点钟访问一处配送中心，与员工们一起吃早餐。他常自己开着飞机，从一家分店跑到另一家分店，每周至少有４天时间花在这类访问上。
上世纪70年代，公司迅速壮大，山姆不可能遍访每家分店了，但他还会经常跑到自己的超市里，专门去听购物的老太太们的抱怨，然后再用行动消除掉这些顾客的不满。山姆正是通过多听员工、多听顾客的声音，才了解到沃尔玛的运营情况以及顾客的真正需求。
“用心去听”让多普达总裁李绍唐少走了许多弯路。
虽然李绍唐年轻时去敲老板的门，遇到老板心不在焉、看着电脑有一搭没一搭地回上一句，让他很反感。但成为老板后，他承认自己也曾不由自主地边处理公务边和员工讲话。
“这是对员工最大的不尊重。”于是，李绍唐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倾听员工的心声。
轻松的环境才能打破上下级间紧张的气氛。李绍唐的方法简单又高效。第一年，他每个月都会找10～12名员工喝咖啡、吃蛋糕，让不同部门的同事互相认识，并且每人必须提一个对公司的建议。第二年，主题变为“快乐午餐”，大家聚在一起吃快餐、聊愿望。第三年，晚上5点半到7点半的“快乐时光”，员工们一起喝啤酒，尽情发泄自己对公司的抱怨。
“最重要的是要找不同部门的员工。”李绍唐觉得这样才能听到对同一事情的不同观点。
李绍唐还是普通员工时，经常问老板别人为什么能成功，成为CEO后的他，还是不断地问其他公司的CEO：你是怎么成功的，你为什么要并购，为什么要把某项业务卖掉，有哪些管理心得……
坐飞机、走路，这样的平常时间李绍唐也不放过。在飞机上，李绍唐会问空姐：“听说过多普达手机吗？”在电梯里，他会问旁边的陌生人同样的问题，饭店的门童有时也会成为他询问的对象。
听的目的是为了吸收，但听完就忘却是人的天性。李绍唐习惯于边听边记，打开他的手机，里面写满了四处听来的信息、看法。他还随身带了一个厚厚的本子，同样是为了防止忘掉重要的信息。最重要的是，每天晚上李绍唐还要进行温习，仔细揣摩这些话的深层含义。
曾被讥为“饼干销售员”的郭士纳，在1993年被任命为IBM的全球CEO时，备受质疑。让这位来自食品与烟草公司的CEO执掌“蓝色巨人”，这在许多批评家和分析师看来十分荒谬。
郭士纳上任后，将40％的时间花在和客户交谈上。他说：“我不会听经理人告诉我客户的情况，我会直接听顾客自己说。”能与郭士纳进行最有效沟通的群体，是IBM的客户群。他总是亲自出马安抚老客户，毫无拘束、坦率地和客户交谈，并坚持做到倾听他们的心声。在“执政”期间，郭士纳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策：一是使IBM业务更加多元化；二是改变了经营方式，从硬件转向服务。曾被媒体描述成“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坟墓”的IBM，不仅打破了被肢解的危险，还重新焕发出活力。郭士纳本人也因此位列全球25位最佳总裁的首位。
直接面对你的客户，倾听他们的声音，才能发现真正的市场需求。
“很多领导者都会说，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可是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其中含义，也不知道怎样做才能有效吸引和留住人才。”百胜全球餐饮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大卫？诺瓦克对此深有感触。
大卫甚至开玩笑说，他几乎不自己做决定，而是在人们激烈的讨论中，碰撞出火花：“我不在乎好主意从哪里来，关键是它最后可能会成为公司最高层面的决策。”
与公司内部员工相比，变化多端的市场更难捕捉。
大卫显然是一个倾听市场的老手。百事旗下的肯德基是尽人皆知的品牌，它依靠特许加盟的方式迅速占领着市场。但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加盟商手中的权利曾经面临被剥夺的危险。
因为当时百事的高层们发现，特许加盟虽然有助于增加门店数量，但管理和产品质量却较难控制，这导致肯德基的财务状况不太乐观。
大卫被派去与加盟商们谈判。大卫召集各地加盟商，8人一组进行“头脑风暴”。加盟商们在会上冲着大卫大吼：“嘿，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百事派来的一个和他们一样的小喽啰。”
大卫面对这群被激怒的加盟商们，尽量保持着低调，让自己看起来很谦虚。他尝试着站在加盟商的角度去想问题，体会他们的感受。渐渐地，大卫赢得了对方的信任。
同时，大卫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加盟商们掌握着肯德基一半以上的餐厅，如果加盟商的利润没有增加，肯德基的利润增长也将为零。也就是说，失去加盟商的支持，肯德基很可能完蛋。
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却让百事的高层非常惊讶。大卫成功地说服了高层，随即召开大会，要员工消除与加盟商的隔膜：从现在起，我们和加盟商就是一家人。”
同时，大卫奔走在9个加盟商区域间，用最为直接的方式告诉他们：“我喜欢肯德基的炸鸡，可是我不懂如何来经营炸鸡业务，但你懂。我希望知道，如果你是我，会怎么做。”大卫凭借这句话，很快征服了加盟商。
27年前的一个清晨，李健熙刚成为三星电子集团副董事长，父亲李秉喆亲自用毛笔写了“倾听”二字送给他，希望他将此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的金科玉律。
9年前，已经成为三星集团主席的李健熙，由于个人对汽车的酷爱，决定进军汽车业。虽然很多高级经理都知道汽车行业的产能明显过剩，但都对这笔130亿美元的投资保持沉默。
结果，三星汽车刚投产一年就彻底失败，韩国舆论认为，三星汽车公司的建立“不仅是个盲目的决策，也是官僚主义管理体制的一次失败”。李健熙也非常吃惊地表示：为什么当初没有人敢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
听，需要艺术。听，还是不听，更需要艺术。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54
被市长抱过的孩子●刘吾福
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几乎毁掉了那个本来十分平静的山村———田地淹没了，房屋倒塌了，树木被暴风雨连根拔起……乡领导向县领导汇报，县领导向市领导汇报，市长带着一班人马，带着救济物资救济款赶来了。
市长赶到那个小山村的时候，武警官兵正在奋力与洪水搏斗，他们从咆哮的洪水中把村民一个个救了出来，几百个受灾的村民抖抖嗦嗦地站在高地，其中有二三十个孩子“哇哇”地哭着喊着。
市长的心被那悲惨的情景揪得隐隐生痛，市长疾步跨过去，抱起一个孩子，市长亲了亲那个孩子泪水模糊的脸，市长抱着那个孩子面向受灾的村民说，要相信政府，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齐心协力，战胜洪魔！
那感人的一幕立即被随行的记者拍了下来，第二天就上了县报，上了市报，而且都是头版头条，紧接着乡领导指示有关部门要好好关照那个被市长抱过的孩子，县领导指示有关部门要特别关照那个被市长抱过的孩子，市长也经常过问那个孩子的情况。
民政局遵照领导的指示，对那个被市长抱过的孩子重点发放救济款，县妇联送给他只有城里孩子才穿的那种羽绒服，粮食局发给那个孩子家里很多白面，学校正式宣布那个孩子为三好学生，一个知名企业家决定资助那个孩子读完大学……
隔三差五就有县市报社和电视台记者去采访那个孩子，报纸上经常刊登那个孩子的幸福笑脸，电视里也经常出现那孩子一家其乐融融的生活。
看着那个无比幸运的孩子，山村里的其他孩子都说，要是我也被市长抱过，那该多好啊！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61
安猪：人人多背一公斤●海士心
在风光秀美的云南元阳多依树村，100多户人家的孩子，能上初中的女孩只有2人。孩子除了课本，没有其他儿童读物，不少学生甚至连最简单的橡皮、卷笔刀都没有。大多数游客见到这样的情景也许会感慨一番，一些有爱心的旅游者也许会留下一些财物送给当地的小朋友，但一名去那里旅游的叫安猪的网友却想到了更多：“能不能利用数量庞大的旅游者的力量去帮助这些贫困落后地区的小朋友？”
于是，在2004年的4月，安猪在网上提出了一个叫做“多背一公斤”的计划。最初的思路很简单，鼓励每位旅游者在出游时背上一点书籍或者文具，带给沿途的贫困学校和孩子。为了让这一切更有效，安猪建立了“多背一公斤”的网站（1kg），在网站上收集和提供学校的信息和需求，作为旅游者出行前的参考。
“一公斤很轻，但如果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一公斤，它的价值就不可估量。”就是这个朴素的理念，立即得到了旅游爱好者的广泛认同，仅仅依靠口口相传，在最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广州、上海、北京的旅行者已经自行组织了20多次活动，参与人数超过200人，活动遍及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捐助文具超过10000份，书籍超过3000本。
面对取得的成绩，安猪的心是雀跃的，但他的行为也同时被人质疑：“对旅游者来说，每次山长水远地背一点点东西过去，意义到底有多大？”“对山区来说，每次这一点点的物资，又有什么用？要缺物资的话还不如直接从邮局邮寄呢，量又大，又省时间。”
这些质疑的声音让安猪迷惑了。于是，他于2004年８月再次到贵州和广西进行调研和实践。通过和当地老师和志愿者的交流，安猪肯定了自己这个“人人多背一公斤”的行动。但在一次喝酒时，贵州白碧小学文老师无意中说：“物质的匮乏还是可以克服的，但真正的问题是观念和信息的落后。”一语惊醒梦中人，安猪为自己的无知和短视感到惭愧。他意识到，“多背一公斤”的意义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旅行者更应该“背”去信息和观念，在和孩子们面对面的交流中，更多地开拓孩子们的视野，让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
之后，安猪对“多背一公斤”行动指南做了部分修改。他建议，旅行者最好自备信纸、写有回信地址和贴上邮票的信封，见面时交给孩子，让彼此保持长期通信联系；下载并打印若干梦想卡片，鼓励孩子们写下自己的梦想；把旅途见闻、照片、梦想卡片等发到网站，以便捐助者之间交流经验……
“我们不强调可怜和同情，如果说最初的‘多背一公斤’只是提倡扶贫，那么现在的‘多背一公斤’更注重的是平等的精神上的交流。”安猪反复强调这一点。
这种平等交流的快乐也成为了“多背一公斤”成员的共识。“其实这个旅游方式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充满了人情味。我送了一些小礼物，而孩子们回馈给我们更多，有灿烂的笑容，不断的进步……与其说是我们帮助了这些孩子，不如说是这些孩子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