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报章，舌枪唇剑，相互攻讦。两个剧场夜夜告满。戏唱到最后，程砚秋使出撒手锏，连演五场《锁麟囊》。演出完毕，程砚秋的弟子赵荣琛一次就替师父将28根金条存入了银行。
四大名旦里，惟有程砚秋是雄心万丈。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势力。人说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梅、程之间尽管激烈竞争，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一副温良恭俭让。1933年11月11日，移居上海的梅兰芳四十大寿。程砚秋特往拜寿，行叩头大礼，见者均叹未尝忘本。明明是打对台的人，却绝不伤和气。今儿晚上唱戏是两军对垒，各不相让。明儿中午见了礼数依旧，风度依旧。
1947年，梅兰芳和程砚秋同时在上海演出，梅兰芳在中国戏院，程砚秋在天蟾舞台。从阵容来说，程砚秋此次要强于梅兰芳；从年龄这个角度来说，虽然两人都于抗战期间罢演，但梅兰芳已53岁，而程砚秋43岁，正值盛年。程砚秋也预感到此次对台对师傅有诸多不利，便特别到梅宅向师傅致歉。梅兰芳却很大度地安慰弟子，让他放心去演，排除外界干扰而尽可能发挥。为了提高程砚秋的声誉，梅兰芳还采取了如下办法：一是每天都主动询问清楚程砚秋当晚演什么节目，若发现对方安排的节目与自己的相同，就主动更改，绝不重复，避免影响程砚秋的观众数量；二是在演出票价上也尽量订得不超过程砚秋，以此标明程砚秋的价值和地位。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13
快乐是生命开出的一朵花●黄小平
一
小时候，我梦想成为一个画家，一有空闲就开始画画。父亲见我如此痴迷画画，便领我去拜访一位老画家。老画家看了我的画后，问：“孩子，你为什么要学画画呢？”
“我想成为一个画家。”我说。
“但不是每一个学画画的人最后都能成为画家。”老画家提醒我说：“孩子，你画画时觉得快乐吗？”
“快乐。”我回答说。
“有快乐就够了！”
老画家还告诉我，世界上有两种花，一种花能结果，一种花不能结果，而不能结果的花却更加美丽，比如玫瑰，又比如郁金香，它们从不因为不能结果，而放弃绽放自身的快乐和美丽。人也像花一样，有一种人能结果，成就一番事业，而有一种人不能结果，一生没有什么建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但普通人只要心中有快乐，脸上有欢笑，照样可以像玫瑰和郁金香那样，得到人们的欣赏和喜爱。临走时，老画家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说：“孩子，去做一个快乐的人吧。因为有快乐就有人生的幸福，有快乐就有生活的阳光。”
现在，我仍然保持画画的习惯，但目的再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画家，而是在画画的过程中去领略和享受人生的快乐。就像老画家所说的那样，有快乐就够了，有快乐就有人生的幸福，有快乐就有生活的阳光。
二
春天，我见一女孩站在阳台上，她手持一根木棍，木棍的一端系着一根漂亮的红丝线，红丝线在窗外轻盈地飘着。我问小女孩在干什么？小女孩说，她在钓蝴蝶。我问，没有钩怎么能钓着蝴蝶呢？小女孩说，她不是在钓蝴蝶的身子，而是在钓蝴蝶的快乐。
小女孩的话，让我想起父亲。父亲爱好钓鱼，每天一大早出门，傍晚时候才回来。一次，我见他拎回的鱼篓空空的，一条鱼也没有，可父亲却仍是一路欢歌。我不解地问父亲：“你都等了一天，也没有等来一条上钩的鱼，怎么还这样快乐？”父亲回答说：“鱼不咬我钩那是它的事，我却钓上来了一天的快乐！”
原来，真正的钓者，最好的那条鱼便是快乐。
“天空不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这句诗我很早就读过，那时，我只感到这诗很美，但不知道美在哪里。现在，我从那小女孩身上，从我父亲身上，读懂了这句诗的美和内涵：飞翔的目的不是为了留下痕迹，而是在飞翔中尽情地享受自由和快乐。
同样，生活也不会留下我们曾经快乐的痕迹，但只要我们快乐过，这就足够了，因为对于人生来说，最好的那条鱼，是快乐！
三
最近，读到一份介绍冰岛的资料：冰岛位于寒冷的北大西洋，常年遭受海水的无情冲击，也是世界上活火山最多的国家之一，还有4536平方英里的冰川，堪称“水深火热”！冬天更是漫漫长夜，每天有20小时是黑夜，可谓“暗无天日”！可是，冰岛的死亡率位于世界之末，而寿命则雄居世界之首。
生活在如此恶劣环境下的冰岛人，为什么死亡率却能位于世界之末，而寿命却能居于世界之首呢？
带着这个疑问，美国一个名叫盖洛普的民意测验组织，对世界18个国家的居民做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冰岛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参加测试的27万冰岛人，82％的人都表示满意自己的生活。
原来，冰岛人长寿的秘诀是快乐。快乐是最好的药，快乐是生命开出的一朵花，它不仅能延缓我们生理机能的衰老，而且还可以让我们通过快乐这扇心窗，在一片“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逆境中，依然看到世界的美丽和阳光。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07
快乐●马明博
有一天，请朋友吴雪君为我题“快乐”二字。他先以篆书写了一遍。铁线篆，笔道很细，曲折宛转，古朴大方。我看着很好。他却摇了摇头，将宣纸团成了一团。
之后，他以隶书再写了一遍。粗放的笔道，很大气。我看着很好。他却又团成一团，扔到地上去了。
他以楷书写了一遍。方正稳妥，不温不火的字，想来挂在墙上，会让人心平气和。他停下笔，端详起来。这回该满意了吧？
过了一会儿，他又在这张纸的空白处，写草书“快乐”，把纸写满了。
换了一张新宣纸，他用大笔蘸浓墨，写了行书“快乐”二字。
他放下笔，说：“就是它了。”
我问他：“刚才那几个不都很好吗？”
“好是好，但篆书的快乐太纤巧；隶书的快乐太张扬；楷书的快乐太拘泥；草书的快乐太飘忽，那都配不上‘快乐’二字。你看，这行书，用大笔蘸浓墨写的，既沉实厚重，又行云流水一样流畅、自然，这才是真正的快乐。”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01
节 气●许俊文
这儿年，我发觉自己越来越离不开乡村了，过三五个月，总要去老家豆村小住；有时去南京、上海一带办个事，中途也要从滁州下车回豆村看看。其实很多时候也仅仅是看看，不看，心里总觉得欠缺一点什么似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二十四节气越来越在意了。对，在意。春夏的几个节气感觉还好些，秋天就不同了，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像坐滑梯似的，止都止不住；况且它们的手一个比一个凉，表情也一个比一个冷漠、生硬，但又不得不跟着它们一步步地往岁月深处走，哪怕后退半步也是不可能的。走着走着，一场铺天盖地的白霜便突然降临了。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突然的。但我们还是喜欢用“突然”来表述那些出乎意料的现象。比如风，它来的时候也是有路数的。如果站在田野的高处，哪怕一个小小的坟包也行，就不难发现远处的那些亭亭玉立 的玉米、高染，开始悠悠地摇曳起来，一起一伏的，形似一个水波的巨弧，慢慢地推过来，推过来，经过身边时，“嗖”的一声，就蹿过去了。节气也是如此。就说惊垫吧，也不是陡然的一声响雷这么简单。据我多年的 观察，惊垫也有着怀柔的一面，在它到来之前，常常会有几个喧透的好日头，笑容可掬的样子，把藏匿于瓦砾、枯草里星星点点的残雪悄悄消融掉，再把僵硬的泥土弄得酥软了，然后才是一记重雷。
乡村就有这么个好处，它使你觉得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有根有脉、有因有果的，不是一味地胡来。不像我们人，只要心血来潮，就会轻举妄动，结果做出许多蠢事，然后再慢慢地反思、修正。比如霜降，它的戚严 是由立秋、处暑、白露、秋分一点一点铺垫起来的。节气就是这样有规矩，也守规矩，该冷的时候冷，该热的时候热，该立的立，该废的废。然而冷与热，立与废，都使你心服口服。
对于草木、庄稼和一些小生灵，惊垫是一道关，霜降也是一道关。这两道关，一个主兴，一个主衰，可谓一阴一阳，一魔一道，它们配合得多么默契！在我看来，惊垫的那一记霹雳，元疑是春天提炼出的一颗灵丹，那些 沉睡的草木、庄稼和小生灵们，就着甜丝丝的雨水服下去，一个个如灵魂附体，仿佛刹那间，一切该醒的都醒了，就连落在房顶瓦沟里的小小草籽也不肯错过机会。此时沉寂已久的村庄和田野，到处眨动着惺怡的小眼睛，到处弥漫着情懒的町欠声。至于霜降，我想它更像是秋天念出的一句黑色的咒语。对，咒语。无论你的家族多么兴旺，也元论你还有多少未尽的心愿，统统收收叠叠搁置起来吧，一语既出，该谢的，得谢，该落的，得落，没有什么好通融和商量的，即使心怀不满与怨恨，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姑且抱着“留得青山在”的态度，暂时垫伏下来，或者远走他乡吧。
我也曾留意观察过豆村的物候。你可千万别小看了那些低级的动植物，它们其实好像会思考，知道自己在每一个节气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不逾矩。譬如豆青山上的那棵老揪树，风风雨雨百余载，修炼出一副涧晓天命的神态，昨天我见它的叶子还是密密匝匝的，可是早晨起来一瞧，竟成了一个光杆司令，连一片叶子也没有阁下。还有那些虫子们，也有着不错的智商，几天前它们还叫得欢天喜地的，是不是最后的盛宴我不得而知，可是叫着叫着，一个个就逃匿得无影无踪了。此时的大雁却背负着霜天匆匆地远行，类似于历史上那些牢骚满腹、悲愤元助的诗人，漂泊中还要发出徒劳的呼唤。因而我想，那第一片辞枝的落叶，想必就是芸芸众生里的智者吧，说不定它是最早洞悉天道玄机的家伙。
不知你留意过没有，霜降之夜总是出奇地静，有月没有月都一样静，是那种旷世的大静。一切生灵都缄默不诵，就连絮絮叨叨的风婆子也闭上了嘴巴。是的，大地是该静一静了，天空是该静一静了，草木、庄稼和一切生灵也该静一静了。伫立在霜降之夜兀涯的寂静里，呼吸着清冽的空气，我们不难从这大静大美之中，隐隐感情到天道的伟大。
这使我想起一桩往事。那是政治闹猛的年代，我和祖父在豆青河畔看管生产队里窑藏的红薯。霜降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解手时吓了一跳，乖乖，满地的银霜！当我也也呵呵重新回到窝棚时，祖父自言自语地说，落霜了。说着抓起那把小酒壶晃了晃，脖子一仰喝个透干，然后醉眼蒙胧地看着我，诡秘地笑笑，说，豆子，爷爷考考你，你说这世上谁最伟大？我不假思索地指指自己的胸前，平时那里总是缀着一枚领袖的像章。祖父摇摇头，小声说“时令”二字。我 一时没听明白，感到祖父的话有些不可思议。而他显然也没有让我彻底明白的意思 ，他说睡吧，到了我这把岁数你就会明白的。
祖父对时令是敬若神明的，他常常因为插种的时间问题与生产队长发生争执，每次他总会说，二十四节气虽然不会张口说话，但它心里比什么都消楚，人是糊弄不了它的。不信你瞧瞧！
祖父后来是不是霜降时走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他跟所有的人一样，的确是在该走的时候走的，连一声叹息也没有留下。如今他的坟莹就匍匍在豆青山的荒草丛中，好安静啊。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36
回望哥白尼●郑 军
天文之外的一生
和今天不同，哥白尼时代没有职业科学家。改变人类文明史的《天体运行论》是他业余时间写成的，没有换来稿费和职称。那么，哥白尼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呢？他如何度过天文研究之外的一生？
1473年2月19日，后来震惊世界的这个人悄悄地出生在波属普鲁士维斯杜拉（Vistula）河畔的小城托伦（Torun）。十岁时哥白尼父亲去世，由担任神职的舅舅卢卡斯（Lucas Watzeirode）抚养。几年后，哥白尼进入克拉科夫大学读了四年书，学习了包括天文学在内的几门课程，毕业后成了神甫。
是的，神职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工作，一直干到“僧正”这个中级职称上。今天，有些人为了强调他的科学家身份，故意忽视他的教职。又有些人反过来，认为他建立日心说正是因为热爱上帝。这两种说法各走极端。其实在那时的欧洲，只有教会才能提供精英教育，而这种教育提供的职业出口就是去作神职人员。
那个时候专业区分远没有今天这么“细腻”。不久哥白尼又学习了法律，接着成为律师、法官。他还参与了当时的币制改革。和金钱有关的另一份职业是“征税官”。
1520年，条顿骑士团骚扰他的家乡。哥白尼成为俄尔斯丁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横剑跨马指挥城防战。最终迫使敌人退却。于是他又被委任为俄尔斯丁的行政长官。
哥白尼并非完全没靠自然科学赚过钱，不过却不是天文学，而是医学。他担任了许多年正式的医生。
除了天文学这种“业余爱好”外，哥白尼还爱好绘画，诗歌，翻译过散文集。在社会尚未有今天这么严格的分工时，一个人只要刻苦，外加有些天份，成为几个领域的专家并不奇怪。
正因为一生要从事许许多多“正式职业”，哥白尼只能挤业余时间研究天文和写作。《天球运行论》历时近三十年才完成，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怀疑权威开始
在那个时候，人们要学天文学，就是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其中所有观点都是神圣的。比如托勒密认为，月亮之所以有圆缺，是它自己不停地膨胀、收缩。
1497年3月9日，哥白尼观测到月亮黑暗部位掩住金牛座α星（毕宿五）的天象。这使他认识到，那片区域里存在着看不到的半个月球，这是他第一次怀疑托勒密理论的权威性。
长期天文观测，业内人士的争论，使得哥白尼很清楚地心说存在的麻烦。大约从十六世纪初开始，他就阅读大量古代文献，想看看有谁怀疑过地心说。或者除了地心说，还有哪些天文理论可以发扬光大。他因此踩到了无数前辈的肩膀上。
到了1510年，哥白尼已经建立了日心说的萌芽。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叫《试论天体运行的假设》，并将它在朋友中散发。在此基础上，他开始用大量数学和实际观测资料创作六卷本的《天球运行论》。
当时天主教内部的舆论环境相对宽松，远不是后来烧死布鲁诺、囚禁伽利略的那个教会。这个环境支持着哥白尼进行探索。哥白尼确实为了不让有些人因为宗教原因反对日心说，在理论形成以后迟迟不将《天球运行论》出版。然而他所顾忌的人并不是教会高层，而是他认为没有天文观测经验和数学知识的凡夫俗子，一些“狂信者”。
哥白尼本身就在“体制内”。他参与过历法改革，担任高官。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中，天主教会高层里许多人都知道“哥白尼有个新理论”。卡普亚红衣主教舍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