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进来。
“水恋啊……”
玛利拉的声音颤抖着。
水恋从床上爬了起来并朝修女的怀里扑了过去。晃动着肩膀哭泣的水恋，嘴里发出了呻吟一般的声音。
“妈妈！妈妈！妈妈……”
窗外正无声地下着鹅毛大雪，去了天堂的妈妈正透过那被白雪蒙住的病房的玻璃窗看着痛哭着的水恋。
因为那无法触及的思念，她也只能在雪中无声地哭泣着……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37
当经济学遇上心理学●唐丹妮
神经经济学
和许多小有积蓄的人一样．我把钱投资到了股票市场。我持有一家石油公司、一家制药公司和一家电信公司的股票。我喜欢这么安慰自己，我选择这些股票是因为我能从它们身上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价值。但事实却难以证明这_点。就在纳斯达克崩盘后不久，科技股正大跌．我早该把电信公司的股票抛出．却想再观望一阵，希望它回升。6年过去了，这支股票仍在以低于我当年买进的价格进行交易。而我仍然在观望。
有时我会想在做出愚蠢的投资决定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几周前，在参加纽约大学脑部成像中心的一次实验时，我终于有机会找到答案了。24岁的心理学博士彼得？索科尔？赫斯纳正在进行神经经济学领域一个项目的研究，利用最新的成像技术探索神经系统在人们做出经济决策时所起的基础作用。
损失财物的心理痛楚
赫斯纳对“损失规避”特别有兴趣，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拒绝卖出电信公司的股票。过去的10年里，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证明我们有多害怕财产损失。如果给人们一个均等机会，可以赢得150元或是输掉100元，大部分人都会放弃这个机会，尽管参加这样的赌博对他们有好处。简单计算一下：获胜的几率50％再乘以150元．损失的几率也是50％再乘以100元．可以得到50％×150…50％×100=25（元）。但是当人们面对这个选择时，有可能得到的150元根本比不上可能损失的100元。事实上，直到获胜的奖金增加到200元时．大部分人才会接受赌注。
为什么在有更多的回报时．我们还那么害怕损失呢？损失财物让人感受到的心理痛楚总是比获得同样回报所带来的心理愉悦要大。在大脑成像中心，我看到了核磁共振成像仪。“当血液流经大脑。会造成磁场的微小变化，”赫斯纳解释道，“扫描仪能告诉我们血液在哪流动，我们能得知哪部分大脑正在活动。”我进入核磁共振成像仪后，任务是考虑头上方小屏幕上显示的一系列投资方案。每次我都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利弊各半的赌博，另一个是0（即不参加）。第一个方案出现了：可能得到4元或损失2元和一个0。只用3秒钟我就做出了决定，2元看起来不是个大损失，所以我选择了接受赌注。屏幕上显示出了信息：“你赢了4元。”
胆大的人适合投资吗
早在参加这次实验之前．我就拜访了赫斯纳的导师、帮助创建神经经济学学科的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柯林？卡曼若。他向我介绍了所做的一项实验。参与者要预测从一副纸牌里摸出的下一张牌是红色还是黑色。实验最开始．参与者都清楚地知道整副牌中红牌与黑牌的数量。以便计算下一张牌是某种颜色的概率。接下来的第二个实验．参与者只知道整副牌的总牌数。与第一个实验相比，第二个实验更接近真实世界：参与者只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一点了解，而不是更多。
正如研究人员所料想的，两个实验的参与者大脑的反应也不一样。获取较少信息的第二个实验参与者的杏仁核和前额脑区底部表现得更活跃，这两个区域与人类对恐惧等情绪的控制和记忆有关。“大脑不喜欢不明确的情形，”卡曼若告诉我，“当大脑不能弄清正在发生什么时，杏仁核把恐惧传送到了前额脑区底部。”实验的结果表明，当人们遇到不明确的情况时．理智能战胜情感，致使人们拒绝具有危险性的提议。这就得出了“拥有较少恐惧感的人更适合做投资”这样有趣的结论。
理智与冲动
10年前．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学家乔纳森？科恩说：“神经经济学的关键在于研究大脑的多样系统。大多数时候，这些系统还是相互配合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会相互对抗。”有个被经济学家称为“最后通牒游戏”的例子极好地证明了科恩的观点。
想象你和一个陌生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经济学家走近，提议给你们俩10元钱。他让陌生人决定10元钱该如何分配，而让你决定接受或拒绝分配方案。
如果你接受．钱将按他的提议分给你俩：如果你拒绝．任何一人都无法得到钱。
在此情况下你会做出何种决定？
即便只有l元。经济学家也会劝说你接受．但是大多数人都会拒绝低于3元的分配方案。。。
科恩及同事组织了一系列“最后通牒游戏”。并通过仪器检测参与者的脑部。当参与者接到2元的报价。想到另一个参与者将得到8元时，他们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人类大脑中用来推理的区域）变得异常活跃，同时双侧前脑岛（大脑边缘区域的一部分，受情绪驱动）也活跃起来。边缘结构越活跃，人们越有可能拒绝提议。研究人员发现．看起来像是大脑中的两个区域通过对抗来决定该怎么办，前额叶皮层想要接受。前脑岛却想拒绝。
为什么多数人拒绝了较低的报价呢？也许人类原本就对公平存有偏爱．并且当这种偏爱被侵犯时就会生气，以至于为了惩罚别人而不惜使自己也遭受损失。或者人们拒绝低报价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看起来软弱。卡曼若说：“这些发现表明．参与者拒绝一个不公平提议时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相反，看起来更像是极度情绪化的结果。”
当然，在经济交易中，信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苏黎世大学的恩斯特？费尔通过一个“信任游戏”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该游戏最简易的版本是：一个游戏者把钱给另一个游戏者．由另一个游戏者进行代理投资．并由其决定返还多少自留多少。第一个游戏者投资得越多．所期望获得的回报就越大。但是却需要对第二个游戏者有更多的信任。两个游戏者互相信任，就都将受益；如果互不信任，游戏结束时都所获无几。
长期回报与眼前诱惑
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的行为只为了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的存在能协调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对所有人都有益的结果。神经经济学家的研究却在两个方面挑战着这个论点：如果情感总是战胜理智，那么人们的行为总是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的的假设就不成立了。同样．如果市场反映的是人脑边缘系统特别活跃时做出的决定。就没有理由相信市场的结果不能被改进了。
以退休后的储蓄为例。调查表明，美国高达一半的家庭在结束他们的工作生涯时除了社会保障福利几乎没有任何金融资产。存钱是件难事．为了确保将来的福利而必须放弃一些现在很重视的东西——新车、度假、高级晚餐等。通常情况下，满足现有需求的渴望常常占上风。人类总是对长远目标很感兴趣，例如吃健康食品，为了退休后的生活而存钱等。但是诱惑总是突然冒出来打乱我们的长远计划。研究消费行为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莱布森说：“一直打算戒烟．但总是不能拒绝下一根烟：总想忠于妻子．可是发现自己总是处在另一段感情中：计划为了退休而存钱．却花光了赚到的所有钱。这就是人类的本性。”
莱布森与其他人合作，检查人们在选择短期回报或长期回报过程中大脑的活动。他们利用核磁共振成像仪扫描一组志愿者的大脑．志愿者对当天亚马逊网站15美元的礼品券和两周后20美元的礼品券进行选择。扫描结果显示两种选择都触发了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但是当天的选择还引起了大脑边缘区域不成比例的活跃活动，并且边缘区域活动更为激烈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立刻可以兑现但价值较低的礼品券。
这个结果更进一步证明理智与情感总是在大脑内部进行对抗。这也有助于解释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现象：立即回报和延迟回报能刺激大脑的不同部位。莱布森说：“实验的意义在于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人们对立刻满足的欲望，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一点．就能从更好的角度设计出减少违背自身利益行为的策略。”
我们大脑内的两种人格
我在核磁共振成像仪里已躺了近两个小时，回答了两组共250个问题。赫斯纳给我的第一组题是假设每个投资各自独立．都是我能做的唯一投资；到回答第二组问题时．他让我把这些投资看成一个整体规划．就如同让我整理自己的有价证券投资清单。随后，他解释了比较后的两组答案：许多人在做一份有价证券投资清单时对损失的厌恶不那么严重了，大概是因为他们相信清单上一个部分的损失可能被其他部分的收益补偿。在实验中，我并没有根据测试条件的不同改变自己的策略。我用同样的方式回答所有问题．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风险，我都接受了，我把它真的当成一次事不关己的实验．我冷静地分析赚与赔的几率，不会愚蠢到拒绝一个肯定会赚的机会，也不怕赔上点小钱，因为这只是实验，我不会真的出钱。有时风险很大，收益率几乎为0或接近0时．我也毫不在乎地选择冒一次险。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样做完全不符合我的理财逻辑，但是这能使回答问题变得简单．并且似乎效果很好。实验结束后。统计结果，我赢了68元。
不过，我以亲身经历发现了这种实验方法的缺陷。在机器里躺了近一个小时后．我更关心什么时候能出来．而不是多挣几块钱。目前，神经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假设：人们有两个一直在争斗的不同人格．第一个谨慎且有远见．第二个冲动且目光短浅。在一些情况下，冲动的那边占了上风．于是人们屈从于毒瘾、暴食、纵欲、在股票市场进行疯狂的赌博等。这样的假说依然等待着观察与实验的证实。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56
当今怪异修辞术●南方朔
美国近代最主要经济学家之一的高伯瑞（J。K。Galbraith）晚年回忆说：“资本主义”这个古老的名词，由于在历史过程里沾染了太多负面内容，因而第二次大战后，那些经济学家遂刻意要闪避掉这个名词，最后找到了“市场”这个万灵丹。
似乎任何政策或行为，只要一扣上“市场”，就有了不容挑战的正当性。在“市场”的庇护下，甚至政府的调控，也都成了不正当的介入。“让市场决定”这种似是而非的口头禅，其实是种意识形态的策略术语，它比拖着一串不漂亮尾巴的“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好用多了。
无论我们读书看报，会发现类似于用“市场”取代“资本主义”这样的修辞游戏，可从未停止过。第二次大战后，右翼社会学家硬是不再使用“阶级”（Class）这个词，而代之以“阶层”（Stratum），即是另一著名例证。
当人们发现一个名词概念的内涵对他们有不利的影响，就会挖空心思加以改变和重新设定。研究饮食社会学的都知道，肉商会用Pork Steak Real Meat这些字，目的就是要拉开肉与猪牛等动物的关系，吃肉就不是吃动物。西方人自己不吃狗肉，因而狗肉遂没有经过修辞术的化妆，韩国人吃“狗肉”（Dog meat），当然就成了野蛮的行为。这种道理也反映在捕鱼和养鸽上，他们都用“收获”（Harvest）称之，鱼和鸽仿佛和稻麦一样，不再有生命。
类似的例子还有。卖“二手车”（second…hand car）的，为了消灭“二手”这个不好的印象，硬是称之为“曾被拥有过的车”（pre…owned car），换这个名词，似乎旧车旧变得不那么旧了。
用修辞术来替行为化妆，有些或许没什么要紧，但有些却严重多了。最严重的乃是车队入侵和杀人的用语变化了。近代由于许多行为早已成了国际禁忌，这时候还要违反禁忌，当然就必须换个名词。
例如，“侵略”（Invasion）是不可以的，但把“侵略”换成“人道干涉”（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似乎“侵略”就变成了不再是“侵略”。这种形态的修辞术多不胜数：1980年代，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拂晓伞兵空降占领”，但被说成是“拂晓垂直插入”（pre…dawn vertical insertion）。
近年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不断展开各种攻击，但却都用新的修辞来表述。例如对特定人物展开“暗杀”，即不说“暗杀”，而说成“目标攻击”（Target attack）；以色列派推土机铲平巴勒斯坦人住宅，不称“铲平”，而说“工程作业”（Engineering work）；对村镇主动攻击，则称“预防手段”（Preventive measure），这和把“侵略或攻击”说成“先制攻击”（Preempt attack）如出一辙。用了这种假装的“行话”杀人也就仿佛变成不是杀人。
美国入侵兵占领伊拉克，伊拉克各派“民兵”（Paramilitaries）展开游击战，最先美军还称这些人是“民兵”，后来一律称为“恐怖分子”。美国五角大楼女发言人维多利亚？克拉克（Victoria Clark）就坦白说：“称他们为民兵，这太正面了。”
而最极端的，当然还是“震慑”（Shack and Awe）这种攻击方式了。美国前国防部次长詹姆士？威尔（James Wale）曾说过：“震慑”乃是一种“具有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威力，但却非核子攻击的战争效果”。因此，将它说成白话，它乃是一种用排山倒海的炸弹攻势将对方炸得心胆俱裂的作战方式，但用了“震慑”，那种战争的恐怖效果似乎也就变淡了。
由上面这些战争术语的修辞，我们已可看出近年来有些大国的确藉着这种修辞术，让战争及杀人的行为变得“脱道德化”，当杀人行为用新的术语包装，已变得好像不再是杀人，当然杀起人来也就不会手软了。
近年来，由于世界权力结构的改变，“权力意志”业已极大化，因而许多在过去历史发展中被启蒙理性所穿透的语言概念，由于已不符新权力者的需要，他们遂根据自己的需要，再造出许多新的修辞。因而当我们看着这些新的奇怪修辞，可别忘了它的背后说隐藏的，其实是更大的权力欲啊！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53
错过了机会○李威 编译
有一个年轻人非常想娶农场主漂亮的女儿为妻。于是，他来到农场主家里求婚。
农场主仔细打量了他一番，说道：“我们到牧场去。我会连续放出3头公牛，如果你能任何一头公牛的尾巴，你就可以赢取我的女儿了。
于是，他们来到了牧场，年轻人站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农场主放出的第一头公牛。不大一会，牛栏的门被打开了，一头公牛向年轻人直冲了过来，这是他所见的最大而且是最丑陋的一头牛了。他想，下一头应该比这一头好吧。于是，他跑到一边，让这头牛穿过牧场，跑向牛栏的后门。”
牛栏的大门再次打开，第二头公牛冲了出来。然而，这头公牛不但体形庞大，而且异常凶猛。它站在那里，蹄子刨着地，嗓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怒吼声。“哦，这真是太可怕了。无论下一头公牛是什么样的，总会比这头好吧。”
不大一会，牛栏的门第三次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