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从故乡来，给我带来了一只母鸡。孩子天性喜欢小动物，我的儿子也不例外。他向我要求，把这只母鸡放在阳台上养一段时间。我同意了。儿子欢天喜地开始了喂鸡的工作。第二天中午放学归来，他发现阳台上有血迹。一检查，是鸡爪子渗出的。我们知道，鸡有刨食的习惯。一双爪子不停地刨着，从被刨松的泥土中觅食小虫和其他可口的东西。这母鸡的一双爪子流血，便是因为它的刨食习惯。只是它不知道，它现在面临的不是乡村的松软的泥土，而是城市阳台的水泥地面。儿子为它包扎好伤口，并告诉它水泥地刨不动，里面也绝不会有可口的食物。儿子把饼干末、青菜叶、饭粒撒了一地，为的是让母鸡有足够的食品可食不用再刨地。但是儿子下午放学回家，发现母鸡双爪的创可贴早已撕烂。阳台上又多了很多血迹。可是撒在地上的食物，大部分都没有享用，可见它之刨地，不仅仅是为了食物，而是出于习惯。儿子再次用创可贴为母鸡包扎双爪，并警告它：“你再不能刨地了，你的两只脚会刨烂的，血流完了，你就会死掉。”
第二天中午，我们发现这只母鸡缩在阳台的一角，已经奄奄待毙了。它的双爪果真已经刨烂，露出了趾骨。地面上到处都是血迹。
“它要死了。”儿子伤心地说。
“它是自杀的。”我说。儿子问：“它怎么这么蠢？”我回答：“因为它是鸡。”
母鸡刨食的习惯，乃是求生存的结果。作为地球生物的一族，它也必须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律。鸡族并不是一诞生就成为了家禽。最早的人类是没有多余的粮食来豢养禽畜的。鸡们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刨土觅食，便是它们找到的最好的生存方式。作为地球生物大家族中的一员，应该说，刨食使鸡获得了成功。恐龙、冠齿兽、尤因它兽、大角雷兽等史前怪兽，都因它们生存方式的致命缺陷而导致了灭族之灾。如今，地球上仍有数以万计的动物濒临绝迹。这是因为它们没有办法解决生存方式与新型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因此只能灭亡。
鸡族得以繁衍，是因为地球上永远都有着松软的泥土，泥土中有着丰富的它们必须的食品，设想一下，如果地球上泥土都变得像水泥地面这般坚硬，它们将如何生存？
方法很简单，它们只要改掉刨食的习惯就可以了。但鸡的智商没有办法保证它完成这种进化。除非像养鸡场那样，把鸡放在笼子里圈养。不然，只要让鸡的双爪一着地面，它就无法改掉刨食的本能。
我的儿子已经告诉母鸡，它这样刨食会送命的，但鸡听不懂人的话。它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生存方式——刨食，最终因此而死。在高智商的人看来，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问题啊。可是对于鸡来说，却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智力高度。
这只母鸡的悲剧，让我想到我们人类自己的问题。
人，作为地球的主宰——至少人类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在漫长的生存竞争中，确立了自己的生存方式。比起只能刨食的鸡和只靠吃剑竹才能活命的大熊猫来，人类适应环境之能力的确是伟大而又伟大。在这一点上，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可以同人竞争。
在完成“本能生命”的竞争中，发达的智力使人产生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感。人与动植物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有精神领域，众所周知，哺乳动物中的狼最有攻击性，可是它对同类的朋友，却是最忠实的。但是，人类在自己的“精神生命”的探索过程中，其攻击性比起凶残的狼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其悲剧还在于他攻击的对象还是人类本身。人类几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同类看成是竞争的对手，并由此拉开互相仇恨的悲剧的帷幕。
如果要举这方面的例子，真是太多太多了。由精神而派生出来的宗教与政治，再由这两者构合的意识形态而派生出来的仇恨与敌意，把人类的精神领域搅得天昏地暗。如果宇宙中的确存在着比人类智力更为广阔的超人，他一定也发现了人类生存方式的致命缺陷。他们也肯定像我的儿子告诫那只母鸡一样告诫过人类。只是人类不懂他们的语言，就像鸡不懂人的语言。
从哲学意义上讲，人同刨食的鸡没有什么两样。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论述人的本质特征时说过这么一句话：“生物在自我存在和内部存在中认识自己。”
人类的自我存在，在这个小小的地球村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人类的内部存在，的确是一部一经上演就永不会收场的互相仇恨的悲剧。现在，我们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乃是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继续。
当智者的声音已经发出，我们该如何倾听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54
画像作者：陈丹青
1979年，中越开战。3月底，我与班上两位同学随铁道兵文工团南下广西劳军，演员表演，我们给军人画像。其时战事已近尾声，除了公路上源源撤回的军车给南国的春雨红土溅得满，车泥浆，不见丝毫战争的惨状。那天吃过午饭，我们所在的营盘有小兵引进一对自称从长沙赶来的中年夫妇，领到连长面前，那母亲，也就是天下所有母亲的样子吧，父亲的模样是在地方干部与厂矿职工之间。两位里巷平民忽然，出现在兵营，十分触目，他们环顾众人，羞惭惶惑，然而涎脸笑着，轮番解释来意，说是孩子一个多月没给家写信了，不放心，特地赶来问问看。
我想在场的人谁都明白了——父母又何尝不明白，只是人对死的消息总不肯当即死心吧——士兵各自走避，又渐渐围拢，显然他们是那“孩子”生前熟稔的战友；勤务兵端茶递水，就是不敢正眼看那对夫妇。连长到底岁数大些，又是领导，他给那父亲递过烟，点上，挺自然地强笑着，用，一种混杂部队官腔和地方家常话的语调寒暄着。
其时我正给战士画像。待我歇手，周围一片静默。那父亲看着地亩，沉吟着，抖着腿，很有姿势地举着烟，相当镇定。不知他真是位干部呢，还是职工，中国的职工的举止，常在模仿干部，很像干部的。
终于，我第一次当场听到——而不是在电影里看到——有位真的军人真的说出我们从小听熟的词句。和电影里不同的是，连长并没有紧握对方的手，做出无限沉痛的表情，他只是绷着脸，低眉瞥视手上的烟，缓缓地，掸一下烟灰，说一段句子：
事情是这样子，你们的孩子，某某某同志，已经光荣牺牲了。
原句似乎还长一点，夹着“我非常沉痛地代表”、“在这场自卫反击战中”等等修饰词。接着是交代阵亡的时间、地点、战役，解释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的原因。但我盯着那对夫妇，没在意听。
母亲埋下头去，哽噎呜咽：没有大哭，更没放声嚎啕，用文字形容，即叫做“饮泣”的那种哭法，一个女人随便为了什么事都会哭得比她那会儿更剧烈，更伤痛。
我清楚记得的是那位父亲的侧面；他停止抖腿，专心倾听。听得“牺牲”二字，他的神色并没有出现异状，继续专注倾听，既像是一名下属听取上级报告，又像百姓面对首长时的那么一种恭敬而凛然。假如不是孩子的阵亡，他不会有机会坐在这里被接见，由一位部队首长亲口对他说出“光荣”与“牺牲”这几个字：这聆听亲子的噩耗本身，就是一份做人的光荣啊。
他就这么听着，神情郑重、通达，像一位干部在个别接见中倾听内部机要传达时那样，在每一逗号句号处稳重地点头，目不转睛看着连长。可我发现他其实没在听。一个人不是常会极专注地倾听，凝视对方，又完全不在听么。在听到儿子的姓名和“光荣牺牲”之后，大约半分钟，他照样将烟卷凑到嘴上吸，甚至安详地吐出烟来。仅有一刹那，猛地，他的颜面颈脖涨得通红，顷刻泛紫，泪光油亮涌溢眼眶，太阳穴暴起亮晶晶的粗血管，那大脸盘即刻就会爆炸似的。可是他端坐倾听的身姿居然完好保持着，只是腿又开始抖动，速度加快。
就像小说上写的那样，我的心“紧缩起来”：悲恸要发作了！我想——只见他使劲眨眼，同时，如内地的男人们在重要场合关键时刻将要表态的一瞬，用力咳呛，像是真的在清喉咙，喉节猛烈地吞咽，总之，他迅速恢复了革命镇定，紫涨、泪光、暴爽的血管，渐次消退，腿的抖动转成徐缓的晃悠……他的手旋即被塞上另一支烟，又被换了一杯添上热水的茶。
我就开始画速写。
孩子十八岁，半年前入伍，入伍前夕，特意为家里做了一百多只煤饼。这是后来旁的士兵告诉我们的，他们在连长宣布死亡后团团围拢那对夫妇，有位清秀的小兵说他也是长沙人，他竟伸手抚摸母亲的肩背和肥胖的膀子，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反复复念着我们从小在电影里听熟的话，郑重而诚恳，但也没有电影角色那套标准的悲痛相，倒很像喃喃地朗诵台词，不善做戏的群众演员：
别难过，妈妈，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儿子吧，真的！真的！
如同未经排练的合唱与重唱，有点错落，有点整齐，别的士兵用各种嗓音和方言依次应声：我们都是你的儿子！我们都是你的儿子！
入夜，操场上播放老电影《刘三姐》。军人整队唱歌排排坐定，等候多时的当地村民赤着脚蜂拥进场，在混乱中，我一眼看见那对夫妇，他俩被另一群更高层、更稳重，而且个个粗壮发胖的老首长前后簇拥着，在第一排正中坐下。那位父亲，显然刚吃过晚饭，显然头一次被这么多高级首长奉为主宾，他笑得那么恳切，兴奋，激昂，抢着掏自己的烟，和左右两位首长用手臂来回推挡僵持，像在掰腕子；那位母亲夹在当中，不搭话，呆着，看定黑暗中的什么地方，眼神凝聚而涣散。电影开映了，刘三姐，眉目飞扬活色生香，一曲一曲唱，全场军民浪涛般一波波跟着唱，叫喊，鼓掌，哗笑。我几次扭头望过去，那母亲的眼睛仍然无焦距地向前直视，根本不在看电影。散场后，我们分头上车，强烈的车灯光照亮路边已经发动引擎的首长的吉普，我又看见那对夫妇，丈夫在车门口同诸位首长握手又握手，奋力点头，后脑勺上下晃荡，妻子先已坐进前车座位，依然直视着，在电影放映前后近两个小时里我几次斜看：她始终维持着她的无焦距的直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04
胡番与西洋作者：易中天
汉语中用来指“老外”或“舶来品”的词，有胡、番、西、洋。胡，大约是用得最早的。它原本泛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即“胡人”。所以，但凡叫做“胡什么”的，多半来自所谓“西域”。西域的概念，近一点的，在天山以南，昆仑以北，玉门以西，葱岭以东（葱岭即帕米尔高原）。远一点，则可到克什米尔和伊朗了。
中国和西域交通很早。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便通了西域，以后又有丝绸之路，中亚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除了胡麻、胡葱、胡桃、胡豆、胡椒、胡萝卜，还有胡食（抓饭）、胡饼（烧饼）、胡茄、胡琴、胡箜篌（也是一种乐器）。还有一些东西，虽然并不叫胡什么，也是从西域来的，比如苜蓿、葡萄、石榴、琥珀、狮子。据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云，它们很可能是当时外来语的音译。比如苜蓿和葡萄源自古大宛语，琥珀源自突厥语，狮子源自伊兰语，或波斯语，或粟特语。石榴原本叫安石榴。安石，很可能是安息（在今伊朗），也可能是安息帕提亚王朝名Arshak的谐音。
石榴现在已经是“国货”了，也不再叫安石榴。就像罗汉不再叫阿罗汉一样，也是省掉了头一个字。它还被老百姓用来作为多子多福的象征。中国民间用来祝愿多子多福的东西很多，鱼（年年有余）啦，莲子（连连得子）啦，枣和栗子（早早立子）啦。石榴既然“房中多子”，自然也不妨“洋为中用”了。
？汉语中用来指“老外”或“舶来品”的词，有胡、番、西、洋。
还有一个“洋芋变土豆”的例子是唢呐。唢呐这玩艺，在一般人心目中要算土得掉渣的乐器，地地道道的“国乐”或“民乐”，却原来也和胡琴一样，是从西域来的。唢呐原本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金元时传入中国，其名则源自波斯语surna，所以又叫琐奈、苏尔奈。钹则比唢呐来得早一点，是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钹既然原本就是西域的东西，那西方的妖怪自然也能把孙悟空装在里面了。
琵琶也是从西域传入的，起先叫“批把”，不知是音译，还是因为它弹奏起来噼噼啪啪的。汉代刘熙的《释名》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弹奏）也。”他还解释说，琵琶演奏时，手往前推叫批，往后退叫把，所以叫批把。南北朝时，又有曲颈琵琶传入。曲颈琵琶源于乌特，是一种阿拉伯乐器，也流行于土耳其、伊朗、苏丹、摩洛哥、阿拉伯文叫ud。它传入欧洲，就变成了琉特，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则变成了琵琶，隋唐年间盛极一时，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忽雷又分大忽雷、小忽雷）多种，大约也还在马上弹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西域情调是很浓的。
琵琶、五弦、忽雷、火不思，都是西域拨弦乐器，当时统称胡琴。火不思是乌特的一种，突厥语叫qobuz，译名也五花八门，什么和必斯、虎拨思、琥珀词、吴拨四，比较好玩的则有胡不思和浑不似两种。火不思后来变成了拉弦乐器，也就是二胡。二胡是典型的“中外合资”产品。北方的马尾、松香，南方的蛇皮、竹子，中西合璧，北人南相，表现力极强，也就在民乐演奏中唱起了主角。
尽管西域的文化贡献如此之大，中原却并不怎么领情。喜欢胡食、胡服、胡乐、胡舞的当然大有人在，但“胡”这个字眼还是带有贬义。在中原之人看来，北方的胡，南方的越，都有些“非我族类”的味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云“意合则胡越为昆弟”，但意合的时候有，意不合的时候也多。而且往往是一言不合，便刀兵相见，双方之间，心里面便难免有些别扭。
更重要的是，在中原华夏之人看来，胡人（也包括所有的“蛮夷”）不懂礼仪，不讲道理，不守规矩，喜欢“胡来”。胡来也就是任意乱来。之所以叫“胡来”，就因为胡人喜欢乱来（比如五胡乱华什么的），也叫“胡乱”。所以胡来便是“像胡人一样乱来”，胡说便是“像胡人一样乱说”，胡思乱想则是“像胡人一样思维混乱”。此外，胡扯、胡闹、胡言乱语、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意思和来历都差不多。胡，不是和扯、闹相联系，便是和蛮、非相对应，反正没什么好词。
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但它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并非没有道理。胡思乱想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朱熹的《答潘文叔》，当时叫“胡思乱量”。胡说和胡来则分别见于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和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南宋与金，那可是中原汉人最仇恨胡人的一个时代。
胡的本义是兽肉（颔下垂肉），番的本义则是兽足。番，也是用来指外族和外国的，叫番邦，而且主要指西方诸族、诸国，叫西番。用兽肉、兽足来指称外族、外国，毕竟不太友好，也不文明礼貌，因此胡、番便渐渐为西、洋所替代，比如西点、西服、西医、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