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按日写的，即为此后正式写史的根据。
又譬如太史公，本来也是一史官，后来成了汉武帝内廷的秘书长，汉武帝本来非常看重他，后来为了李陵的事，汉武帝不得不依法官所判，定他死刑，但可以用50两黄金来赎命，50两黄金并不算很多，以司马迁的关系他是有办法筹得到的，但没有人敢借钱给他，于是他只有接受宫刑来代替死罪，汉武帝即刻提拔他为内廷的秘书长，他才得继续写他的《史记》。这些经过在他《报任安书》中讲得很清楚了。现在我们读他的《史记》，西汉一代直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司马迁心里不以为然的，下笔毫不忌讳。我们固然佩服司马迁写成《史记》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司马迁死后其书流传亦毫不为汉廷所禁止，这不亦大值惊怪吗。
我自己写《国史大纲》先后用了七年时间。对史料下的工夫，我不能说有八九成，至少也有六七成。蒋梦麟先生曾在到台湾后先后读了《国史大纲》五六遍之多。后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见面，他问我：〃你写《国史大纲》怎么总是挑中国历史上好的一面来讲？〃我就反问他：〃所谓的好的一面是不是讲错了？〃蒋先生倒也同意我没讲错。我因说我书中亦并非不讲到中国史上坏的一面，若说我写好的多过了坏的，亦是历史事实如此。而且我以一中国人来写中国史，多写些好处亦应该。
胡：说到中国历史的好坏，今年春天，在香港办了一个出土文物展览，展品多是近年出土、由周代到元代的文物。一位德国女博士参观过之后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她看出土的秦俑与其他文物，很能表现出一种力，是力量之力，也是生命力之力，她问我这种力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在中国消失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她。
钱：人类的文化是朝四个大方向来发展的，便是宗教、科学、道德和艺术。西方文化是宗教的、科学的，中国文化是道德的、艺术的。宗教和科学是外在的，道德和艺术是内在的；宗教与科学分别发展至最高峰时是互相冲突的，道德与艺术发展下去却是一致的、和谐的，中国人的最高人生境界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我们今天喝茶，这喝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发展。唐代的人喝茶用茶砖，茶里加奶，加糖，目的在解渴和充饥，依然偏近于功利的。到了宋朝，喝茶的方式改变了，有壶，有杯，喝茶艺术化了，到了明朝，更加讲究。又例如绘画，北魏时代，画是绘在壁上的，非常博大，也就是所谓的〃力〃吧，但画绘在壁上不能移动，不能保存，房子没有了画也没有了，画再好，能欣赏的人也不多。到了宋，画大多绘在绢上、纸上，可以移动，可以随着人由这里到那里，又可以保存，可以展览，让很多人欣赏到，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这不是一种好的发展吗？中国人画人像，着重眼睛与神采，我们求神似多于求貌似，写文章更是一种艺术，中国文化发展下去，是讲艺术的道德的，而不是讲〃力〃的。
日本人宇野哲人是一位汉学家，年纪比我大20岁，他活到99岁逝世，他96岁那年我去日本见到他，他告诉我他的养生之道有三点：
第一是在精神上，学习庄子书中的〃不将不迎，应而不藏〃，保持精神上的和谐平衡。
第二是向鹤学习。中国人一向很欣赏鹤，鹤的寿命长？他向鹤学习，饮食只求七分饱。
第三是运动，他喜欢射箭，可以一个人在院中练习。
我觉得他对中国文化很有心得，完全是艺术化了的生活。
说起运动，中西分别非常大。中国人的运动总是选那些可以不论室内、室外只较小的场地就可，亦不需特殊的器具，并可以一个人单独去做的，那就运动亦艺术化了，这与西方便大不同。中国艺术与〃力〃似乎是不大一致的。我们会觉得力量愈大，人所受到的压迫感也愈大。例如教堂，西方人建造的教堂非常伟大，令人有不可逼视的畏惧感，中国的祠堂寺庙则只使人有静穆感和亲切感。我这样比较不是想说明那个好那个不好，只是想说明中国艺术是不宜用〃力〃来批评的。
胡：我们读西洋史诗，讲的是神，是女人，是战争，是力的表现。我们读中国的诗经，讲的是生活，极少讲世外的神，反对战争，何以中国人的现世思想开启得那么早？又中国早期的史学也是文学，请问这与西方有何不同？
钱：中国在《诗经》以前已有甲骨文时期的文化了，可惜未尽保存下来。若以为中国文化一切开始于《诗经》时代，那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确可以在《诗经》中看到古代中国人的文学、历史、哲学及其政治观念，以后就非文有文，非史有史，非哲有哲，分不开了，与西方之文是文，史是史，分得清清楚楚大不相同。诗经是文学，但可以看到政治、历史，这是中国最早发现的作品，是中国民族性的〃赤子之心〃。
胡：钱先生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如何？
钱：非常乐观。对中国的前途我数十年来的看法都一直是乐观的。孔子说：〃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话是可信的。我自己不好，我的儿子也不好，我的孙子也不好吗？总有一代会好的。蒙古人统治了我们一百年，我们一个小和尚就带领大家打倒他们了。又例如岳飞，他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人物，并未受到怎样好的栽培，但他就是冒出来了。文化熏陶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们不可因为一时的逆境而丧失了信心。我非常崇拜孙中山先生，他是广东香山人，从小在香港受教育，学的是西医，更在外国生活过，但他的思想态度行为表现却是十分中国的，他肯在民国成立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汤武革命与尧舜禅让，他一身兼而有之，那不是一件大值惊奇的事吗？他后来又从广州只身北上去与张作霖、段祺瑞谋和，虽不幸即溘然身亡，但其治绩昭然，仍可令人作深长思的。我上面列举历史上各时代一些人物以及孙中山，是想提醒大家不要轻视我们数千年的文化熏陶，我们以后仍然会随时有人才出来领导我们走向光明的前途。
胡：据我们所知，钱夫人对教育问题很有研究，才刚刚完成了一本书《中国教育史》，可否请钱夫人给我们讲些办教育的心得？
钱夫人：那可不敢当。我只是教了几年中国教育史，把历年所讲写成了这本书，不敢说有办教育的心得，今天不妨大家随便谈谈交换意见那就好了。
现在台湾也在提倡现代化，有人说现代化不是要完全西化，也要保留中国好的方面的传统。但却没有人指出一条正确路来，一条糅合了现代化配合中国固有传统美德的中庸之道。以台湾目前教育而言，过分强调现代化就产生出很多问题来，譬如说现代化力倡科技教育，过分提倡科技而忽略了德性修养是要出毛病的。我们不是说不要科技，而是不能以科技作为教育基本。我们办国民教育，如果只讲科技而没有传统道德作基础，年轻人就会在人生中失去方向，而产生很多社会问题。我们这次来港前不久台湾报上报导学校中发生的一件大事，国民学校的学生竟然自己制造炸弹，随意丢弃而伤害了人，这也是科技！现代人的生活多少都离不开科技知识，做坏事也要科技知识来配合。年轻人有了科技知识而内心却没有传统道德的规范，这是会出问题的。我的《中国教育史》一书很看重传统道德的教育，有人批评我说我太保守了，不宜再站在一个守旧的观点来看现代教育，我认为针对当前社会许多不合理的现象，我们讲教育的人不能不从传统教育精神里找出路。今天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教育问题，一个是西方观点，一个是中国传统观点，西方观点看教育偏重学校教育，着重知识的传授。中国传统观点，则是看重全人生的，传授知识与品格修养以及为人处世，都包括在教育的范围之内。台湾目前的教育情形是偏向于西方路线。
胡：据我了解，台湾口头上说是传扬传统精神，实际上主要走的还是西化路线，特别崇拜美国。
钱夫人：如果大陆也事事走西方路线，教育也只讲科技的话，将来的后果更不堪设想。台湾地方小，有了问题很快就可看出毛病来，大陆地方大人口多，有了问题一时不易看出，等到发现毛病，要改正就费加倍时间亦不容易。
台湾近十年来注重发展工商业，过重物质生活，社会上功利观念很重，大学生未出校门已为前途感到苦闷，他们有些不知道怎样去适应现代化，有些由国外回来的学者提出现代化的口号，却没有针对现实人生告诉大家要怎样做。
金：大概他们想，样样学足美国就是现代化。
钱夫人：有学生跑来问我，既然你说教育是包括全人生的，那么请你谈谈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婚姻问题。今天青年男女的婚姻问题真成了社会一个大问题，台湾的情形有点特殊，女多于男，女孩子找结婚对象颇不易，学校与许多社会团体常举办各种社交活动，鼓励青年男女参加，开放的社交也是现代化啦。有位女同学跟我说：〃如果我不参加这些活动，别人笑我不够现代化，如果我常参加，我又觉得违背了我的意愿，我进大学为的是求学问，不是专来找对象的。〃这个问题我也不能给她一个具体的答案。
台湾在现代化口号的冲激下家庭制度也起了大变化。年轻人结婚，成立了小家庭，多半与父母分居，小家庭中男女一同出外工作，生了孩子乏人照料，有的是为解决生活不得不夫妇一同出外工作，这也情有可原，但有许多并非是为生活。讲现代化就看重功利讲物质享受，鼓励男女都投入社会活动而忽略了家庭，女的出外工作对家庭对子女总不免有影响，这一来连夫妻的感情也受到影响，听说台湾近年来离婚率增高，破碎的家庭很多。有学生问我，怎样才可以对国家社会有贡献呢？我说，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提出国家社会的大目标，我的话你们也许不同意，认为我落伍，我认为今天我们的国家社会最迫切的需要是美满的家庭，特别是女孩子立志建立一美满家庭，就是对国家社会的大贡献了。国家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我们的下一代不能生活在正常美满的家庭里，他们长大了，非但对国家社会没有益，反而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
近年来我在《〃中华〃日报》写〃楼廊闲话〃一专栏，每月一篇，主要是针对当前的社会问题，提出一些中国过去传统文化的观念来作讨论与批评，我认为过去的文化思想如不能对我们当前的问题有贡献，就不值得我们今天再来研究了。
我写这个专栏并不全是我个人的意见，是我们夫妇共同讨论的意见。我希望能提起大家的兴趣，对如何从过去传统文化思想寻找出一条能配合现代化的路，以解决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许多问题，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不是少数人能解决的问题，总希望大家渐渐能从人生实际问题上去思考，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互配合，找出一条今后我们可行之道。
胡：台湾要现代化，中国大陆也要现代化，香港更不要说了，在中国人生活的社会中，目前台湾是比较有条件在现代化中保存中国优良传统的地方，钱夫人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是很难得的，令人佩服。今天和钱先生钱夫人谈话得益不少，非常谢谢你们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访问。
第二卷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白先勇：中国需要一场新五四运动
世界上已经没有〃纯文化〃，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纯。但话又要说回来，中国毕竟有自己的一条文化系统，这就是文化的根。我觉得海内外中国人需要的，是在2019年即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前，有一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个文艺复兴须是更新发掘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然后接续上现代世界的新文化，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文化重建或重构的工作。
问：巴金说，作家是靠作品说话。但是，现在不该写的劣质小说充斥于世，而大家喜欢的小说家偏偏又惜墨如金。像您白先勇先生，自《孽子》以后，几乎没有作品问世。而您以前的小说，部部都是精品。为什么写得那么少？
答：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写得很慢，是典型的〃慢笔〃绝不是快笔。写作计划是有，但笔很〃拙〃。
埋首撰写《白崇禧传》
问：退休后应可多写一些吧？
答：希望如此，最近主要精力是写我父亲（白崇禧）的传记。
问：国内曾经出版了程思远先生的《白崇禧传》，他过去是您父亲的秘书，您认为程先生的《白祟禧传》如何？
答：我觉得基本上史实方面是靠得住的、蛮正确的，因为程先生许多年跟我父亲在一起，对我父亲一生很清楚。至于观点方面则另当别论。
问：从军政方面描述白崇禧事迹的文章书籍已不计其数，您写父亲，会不会对他不太为人知的家庭或其他方面更多的着墨？
答：书正在写，我不能透露太多。一些人或许以为我只关注文字，其实不然。我对中国现代史是很感兴趣的。
问：白崇禧先生到台湾后就不是十分快乐，而你们也在台湾生活了很长时间。你觉得台湾变化大么？
答：台湾变化极大，包括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湾〃百无禁忌〃、〃百家争鸣〃的景象，这与解禁前的情况截然不同。
问：以前台湾文学界有激烈的〃乡土文学〃之争，如今本土化已成主流，你觉得本土化趋势对台湾文字是利多还是弊多？
答：我觉得台湾真的蜕变成了民主社会。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流派可以影响全体作家。台湾作家已经十分个性化，各写各的，各讲各的，风格迥异，可说没有一定的流派。
问：余光中和洛夫都提到，正在开文学研讨会，不会讲闽南语的作家很受气。本土化似乎有点〃矫枉过正、走火入魔〃的情景，这对繁荣台湾的文学创作并不十分有利。
答：我认为开会与创作毕竟不是一回事。本土化对中文写作威胁不是很大，况且很多作家从来都不会参加，自己写自己的。开会只是几个声音大的人要讲话而已。一个普通埋头写作的作家根本不去听，也不在意别人讲什么，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外头吵翻天，对他也无甚影响。听别人讲什么再去写的作家，就不是很好的作家了。
问：以前的作家，像白先勇您，都是从国家、历史、民族的大格局中写家庭、个人的独特命运，看起来很过瘾。但现在台湾的文字，一碰到政治，就有〃泛政治化〃的情绪，像李昂的《北港香炉人人插》，政治的象征性或者政治斗争的含沙射影十分强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还是认为台湾作家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两个作家喜欢写政治性小说，这是他们的风格，不能以此概括整个台湾作家群都有如此倾向。在台湾文学多元化发展过程中，什么可能性都会出现，什么〃异色〃作家都会有，现在是一个谁也不听谁、谁也不怕谁的时代。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台湾社会是讲话的人很多，听话的人很少。大家一起讲，谁也不听谁。
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相异之处
问：正像武汉作家池莉所说，现在大陆十分风行您的小说，余光中先生的散文、洛夫先生的新诗等等，您对大陆的这种阅读现象是怎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