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九吧！是个新手，但是，却很认真地在做。
金：林文月教授曾写过一篇《一人多译与一书多译》的文章，提到在翻译的过程之中，译不同的作者，应作不同的尝试，您译的《美国诗选》，不同诗人有不同诗风，您翻译时有没有考虑这问题？是刻意地去分辨诗风？还是当时全心全意投入去译，并没考虑这问题？
余：翻译的过程，一半知性、一半感性。译诗，是蛮感性的。原则上，译者应该是个〃千面演员〃，演什么角色，角色需要什么，就表现什么。真正译的时候，译者本身的风格，当然也有关系。
我认为原文的形式，应尽量贴近，这样，译者风格就不会笼罩原文了。以译诗来说，我是想做到韵体诗译出来要押韵，很多人一译，就变成自由诗了，这就不合格了。反过来说，把自由诗译成工整的押韵的情况就比较少。我自己对这点一向都很自制。
金：诗比较有格式，译小说又如何？
余：以译小说来说，我译《梵谷传》跟《录事巴比托》时，原文的一句，一定译成一句，不会断成两句。我的句子不会在原文的句号之前停顿，多出一个句号。至于长句切短，我最多加个分号，我是相当忠实于句法的。当然句序会改变，但我会尽量贴近原文的格式，这样就比较容易辨别原文的风格。比方说，译海明威的《老人和大海》，原文是27000字，译成中文是50000字。我当年翻这本书时才24岁，相当的presumptuous。书是翻了，但是海明威的风格相当tough，我翻得文了一点。当时在序文中我说：〃我的译文比起The Old Man ａｎｄ the Sea的原文，好像是在水手的手上加了一副手套〃。现在再译，就会tough一点。海明威是有点反文学的，他是个〃世俗之人〃。他的风格跟我当年的风格不同。当时自己年轻，才二十四五岁，在创作天地间也还没见过很多世面啊！自己只有两把刷子。现在翻译的范围大了，该有四五把刷子呀！当时二十几岁，阅历有限，深度不够，不足以去应付海明威。我现在70岁了，去应付63岁的海明威，应该不同了。我当时是新手，海明威也只有一种风格，海明威是反19世纪传统修辞的，他的句子之间老是用〃and〃，比较少复杂的句子，倒有点像中文。那时我自己的风格却在西化之中。
金：您的刷子多了，但总不是海明威的刷子。
余：那当然。
金：我觉得您翻起王尔德来，倒最得心应手。
余：王尔德的风格，是文人的风格，海明威自己钦慕的是〃man of action〃。王尔德本人就绝非〃man of action〃。
金：那么，您翻译自己的作品，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您译《守夜人》，其实可能是在用英文再创作吧？
余：翻译自己的作品时，如果要自由发挥，倒是没有人会表示不满的。谁也不会说你不忠实。因此，翻译时，只考虑到某字某句用英文如何说法才有效果，倒反而不像译别人作品时那么苦心孤诣。译自己作品，比较自由，比较有出入。
金：您译自己的作品还有什么心得？
余：就算自己译自己，最了解，没误解，但选择时就不同了。因为会选用典比较不浓厚的内容，典故太多，很不方便，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加注。至于比较能跟外国人分享的，我就会选用；纠缠多的，我多避免。因此，我自己语言的range反而看不出来。我刻意去避免有文化隔阂的东西。还有一点，自己翻译自己虽可以〃上下其手〃，但是在形式上，我还是尽量忠于原文。
金：但您毕竟是在翻译，跟读者沟通有无问题？
余：当然不如创作那么顺畅。还有一类翻译，是把同时代诗人的作品译成英文，我翻了80首，是那一年帮齐邦嫒一起做的，是现代诗人的作品，零零星星。我翻译时尽量忠于原文，但译成后，各人反应不一样，其中甘苦很多，不足为外人道也。
金：您的译著，早期跟后期之间，有何明显的差异？例如《梵谷传》初译于1957年，重译于1977年，修改一万多处，现在，又过了20年，假如再译一遍，会否大事修改？
余：不会像1977年那样大事经营。主要的是因为到1977年我中文的风格已定，但1957年到1977年间的差异却很大。1977年，一个人已到了50岁，写文章的风格再犹豫，大概太晚了。
金：当年您修改大概是跟表达问题有关吧！
余：对。其实这就是译文表达的问题。译者的风格是免不了有〃stylistic range〃的，这种〃range〃愈广、愈大，就愈有周转回旋的余地。我有一篇长文，收在今年会出版的一本书里，叫《龚自珍与雪莱》，他们两人同年同月生，后来作风为人都很相近。雪莱虽是抒情诗人，也写过政治性的文章，像龚自珍。他的一篇文章，我要用《战国策》的风格来译才能对付。我们当然是20世纪的人，自然最好用当代的中文来译，但如果原文是16或18世纪的作品，未始不可用文言来翻。有时，碰到原文有意用古雅的字眼，译文也要古色古香。因此一个译者倘若不能掌握多种语言风格，译起来马上就捉襟见肘，周转不灵。
金：有时文章的文体不同，就不能完全用白话来译。有人对文章的层次感认识不深，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余：还有方言的问题。譬如碰到英语中的Caelic词汇，我们该用什么来译？难道用《水浒传》的语调？原文用南部的方言，难道用广东话译吗？思果最纵容读者，说原文中提到某国有Nebraska那么大时，就该译成〃江西省〃那么大，中国读者才懂，可是读者群是不同的呀！我们不能高估或低估读者的能力。这个分寸的拿捏也很难。
金：翻译最难的是分寸的掌握。
余：不错。一个译者最重要的是要有常识判断的能力，也不是什么学问，而是要〃心水清〃，才想得清楚。
金：余先生，您有〃文字魔术师〃之称，翻译时，〃译者的自我〃跟〃作者的自我〃之间，怎么取得平衡？
余：经验丰富的译者，要知道好歹。好的译者也必须包含一个学者的成分在内，学者必须善于分析，知道分寸，能深入了解译出语（source language）。一个好译者也有一部分是作者，要能自由驱遣译入语（target language）。有了这两种成分，他绝不会太放纵自己的文体，否则就不是很有分寸的译者了。譬如说，译者是擅写抒情文的人，但填表、写报告时就不会很抒情。
金：但翻译起长篇巨著来，与原文日夕相对，遇到纠缠不清时，您如何克服？
余：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翻译王尔德，不必很操心；译得最长的是《梵谷传》，但风格也很明朗。译梅尔维尔，偶然有一点需要耐着性子，跟着他走。另外一本名著Billy Budd（美国作家梅尔维尔另一部作品，出版于1891年）相当纠缠，当年跟美新处订了合约，翻了两三万字，愈看愈难缠，没如期交卷，就放弃了。
像金隄翻《尤利西斯》，给原著折磨得死去活来，还是完成了译作，是很了不起的。不过，真正翻译时，就像有神灵附体，有这么好的神灵附体，的确是很有意思的事。
金：一般来说，译者中文的造诣愈高，翻得愈好，但是好得过了头，超过原文了，那怎么办？
余：这样的机率比较少，偶尔，译王尔德时，译得比原文好，因为〃对仗工整〃正好是中文的拿手，所以译来干净利落。一般来说，译得偶尔好些，大半差些，一般读者反正也不知道，只能看到译者的〃片面之词〃。译评比文评客观，正因为有原文在侧，可作标准。
金：好的译文，是否应像〃中文创作〃？
余；这问题很复杂。如果完全不像译文，那对中文又有何帮助？如稍带欧化，这种西化也是一种贡献，跟恶性西化有点差别。〃译文看不出是译文〃的说法，不是翻译的〃金科玉律〃。
金：您的理论跟实践之间有无差别？
余：我译过戏剧、小说和诗，翻译方法有些差别。戏剧是要在舞台上演的，台词要〃入耳会心〃，跟小说、诗不一样，要译来很顺。
金：恶性西化与良性欧化之间有什么区分？
余：很难说。恶性西化太违反中文的生态了。良性，是中国知识分子都容易接受的东西。徐志摩的《偶然》，〃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就是良性欧性，是成功的例子。如果重复为〃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就像散文，不像有情人写的。如果像〃扮演一个角色〃之类，对大众来说可以接受，但自己不接受，那就只能写文章指出，自己不做而已。我曾经说过，假如谁发现我在文章中用〃事实上〃，不用〃其实〃，我就赔一万块钱。
金：文言跟白话应该如何融和为一？
余：政府文告之类不必完全改为白话，应酌量保留一些浅近的文言（大量用成语也不必，表示自己没有思想），如全部用白话，就太啰嗦了，〃的、了、吗、呢〃太多，代名词〃你、我、他〃太多，就不如文言这么转折灵活，干净利落。
金：一些翻译过来的新词汇，如〃经济低迷〃、〃人气急升〃、〃可读性〃、〃能见度〃等，是否真能丰富中文词汇，带出时代气息？
余：中文不灵，才会一想就想到外文的说法。科技的东西，可用一些日常口语，感性的文字就不必用。用一个公式，套在所有文字上，不是说不能用，而是不能〃一概而用〃，懒得分辨。
译文稍带欧化，这种西化也是一种贡献，跟恶性西化有点差别。〃译文看不出是译文〃的说法，不是翻译的〃金科玉律〃。
金：很多人说，翻译无定稿，也就是说译本永远无法〃止于至善〃。这说法您认为怎么样？
余：对于某一译作，译者如已尽了能事，表现出一种风格，那就已告一个段落了。翻译除了才气之外，还靠经验，少年译作中年改，翻译是可以愈老愈好的。
金：可否谈一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余：理论家往往〃不必出手〃，叫他出手，就败象毕露了。理论应该是从经验归纳得来的，理论不能架空，抽离经验，这样就很空洞了。本身拿不出成绩，祭出来的法宝也不管用。常胜将军跟军事理论家的分别就在此。
金：翻译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
余：把翻译当科学，就是泛科学主义的想法。我们把翻译当作艺术，走的那条路就不是这么容易。把一切〃量化〃有什么用？〃科学报告〃对追求美有什么用？
1998年9月3日整理完稿金圣华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讲座教授
李泽厚：男欢女爱
笔者在友人的引见下，在一个傍晚前往新加坡西海岸翠园登门拜访中国当代思想家李泽厚教授。给我们开门的是李太太，从她轻快的脚步声和盈盈笑意，使我们感受到一股难以抵挡的热情。她把我们引进客厅后，立即转身向在楼下卧房休息的李教授报讯：〃来了！来了！她们来了！〃。
从楼梯上来的李教授穿一件蓝色T恤和运动短裤，给人一种轻松的感觉。
这位应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从事研究的学者坐在沙发上，跟我天南地北聊起天来。
面对着这位〃思想巨人〃，我大胆地提出了四个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一）西方社会的家庭架构已濒临瓦解边缘，东方社会能否避免受到这股世界潮流的冲击？
（二）导致现代家庭破裂的主因是什么？
（三）婚外情，同性恋、同居、单亲家庭、独身主义会否取代婚姻关系？
（四）我们是否可通过什么方法，去挽救现代人的婚姻和家庭幸福？
针对第一个问题，李泽厚教授说：〃传统家庭的结构模式的瓦解，恐怕是未来的世界潮流的一种发展趋势，我估计100年后就不再有牢固的家庭结构。但我如果在中国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会引起非议的。〃
李教授主要是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美学。他的著作包括被我视为〃知识瑰宝〃的《走我自己的路》和《美的历程》。
他给人的印象是敦厚、谦虚、真诚，十足学者风度。他在招待我们喝绿豆汤时，亲切地说：〃这是中国传统的招待客人方式。〃
男女性爱日益开放
当我告诉他，他对未来家庭结构的发展趋势所作的预测令人感到悲观时，他说：〃以后的人对婚姻的要求将比较高，对性爱的要求也比较高。同时不愿意受到各种传统的外在束缚。以后的男女关系发展趋势是〃合得来，就在一起，合不来就分开〃，这才是比较人道的一种发展，不像目前的婚姻观念，使许许多多的夫妻关系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虽然《第二次爱》这本书提出了新观点，但李教授说：〃目前在中国要离婚还是相当困难的。〃
李教授同意〃一个人一生可以谈很多次恋爱〃的论点。他认为这是个性开放的一种表现。《第二次爱》提到〃真挚的感情，只能献给自己心爱的一个人，而不能同时给两个人、三个人〃，它基本上否定了婚外情。但李教授觉得〃婚外情〃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很难简单地说〃对〃、〃错〃；婚外情的第三者一般也不该受谴责，男女感情只要是两情相悦，彼此相爱，不是出于金钱、权势等引诱逼迫等，那便是无可厚非的；当事人如果能妥善处理这个〃三角关系〃，那就更好。历史上和现在世界上一些地方不是还有正式的公开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吗？当然，这一切都必须根据具体的时空条件来具体对待或处理。
〃一夫多妻〃的观点似乎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中国社会传统上男人是三妻四妾，而且以前的〃一夫多妻〃家庭也能相安无事，甚至十分融洽。但〃一妻多夫〃的观点，笔者就不太能接受。
李教授打趣说：〃为什么不能接受呢？要真正做到开放，就是要在婚姻问题上争取跟男性平等的地位。〃一妻多夫〃制在西藏就曾经很流行。〃
我提出我的看法：〃我倒同意一个女人可以同时跟几个异性〃恋爱〃，然后在需要结婚时〃跟定〃一个。〃
当然，我也告诉他，在新加坡提出〃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是要挨骂的。
但李教授的观点不同。他说，人类的恋爱倾向有很多种，有的是自恋，有的是多恋，有的是单恋，有的是同性恋，这种种倾向的形成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此如同性恋来讲，它是先天的，或后天的，都值得研究。
但他不以为同性恋会取代男女婚姻关系。他说：〃同性恋的人数可能会扩大，但它绝不会成为主流。由于生物种族的繁殖和异性相吸的自然本能，男女性爱和婚姻关系还是会继续处在支配地位。〃
另一方面，艾滋病的蔓延，或许也能阻挡同性恋潮流。
他认为男女相爱、爱抚、做爱，都是美丽的事社会不应用有色眼光来看待男女的爱慕行为。
对于当街拥吻的男女，李教授会否觉得有伤风雅呢？他的答案是〃那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是符合自然的事。〃
婚外情与贞操论
我也向李教授提出我对婚外情的看法，并希望他能为我解开〃疑团〃。我说：〃据观察和分析，新加坡男女婚外情的普遍，很可能是在女性对性爱的要求提高了，她们觉得有妇之夫比较善解人意，而且有妇之夫通常在做爱时，考虑的是如何使女方快乐，而不大在乎自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