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关系，我想这一点要好好再考虑。这种反对，照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来看，一定是有条件的，绝不会无条件地反对一切自由。我们举一个例子，Karl Manheim有一本书，Ideology ａｎｄ Utopia，很有名的一本书，讲思想与社会的根源的问题。学术思想是有不同，但绝不是少数人的事。像Karl Mannheim认为不同的思想，正是代表着社会各方面不同的力量，但不一定是阶级。因为如果一个思想只代表一个阶级，这个说法是太机械了，事实上不是这样。例如今天中国大陆上也讲人民内部的矛盾，也讲无产阶级有内部矛盾。为何有内部矛盾呢？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指内部不同的思想，恐怕未必限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是人民，为什么还有正确与不正确的思想问题？正确与不正确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不能简单地推测到某些已被推翻的阶级，在思想上仍有残余影响这一点上去的。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无论地主阶级也罢、资产、无产阶级也罢，都还是有很不同的思想，绝不是只有一种思想。因此，说一个思想或一派思想只能代表一个阶级绝非事实。
至于说，学术思想是不是少数读书人的事，我看绝对不是。因为有些读书人的思想，表面上或与现实没关系。但深一层地分析，这种表面与一般社会无关的思想仍可找得到它的社会根源。照知识社会学看来，任何一个思想，都直接地或曲折地反映现实的某一部分，或者反映某一部分人的要求。尤其是社会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牵涉到社会上所有的人。思想家对这些方面的不同观点多少代表某些集团的要求。我们叫它集团不叫它阶级，因为每一个阶级还可分做很多小集团。如果一个人关起门来，完全不接触现实，在象牙塔上玄想，这自然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但这样的人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自由的问题了。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学术自由、思想自由，都含有社会行动的意义在内，尤其牵涉到发表意见的自由。一般人或者说受教育少的人，他们一样有观念要表达出来。古代的表达方式当然是语言和文字，今天科学进步了，还有各种机器，如广播、电视之类，帮我们传播观念。有话可以表达出来就是利益受到了照顾。某些个人或团体要对共同的问题或政府的政策发表批评，是希望社会大众注意到他们的利益。学者、思想家发表系统的见解或研究结果则是更高度地、更综合地、更全面地反映社会上某个或某些集团的要求。因此知识分子的某些思想看起来尽管很抽象，但是用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也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的根源，绝不是孤立的、个人的私见。知识社会学的兴起，虽以Manaheim为起点，但追根探源，仍然可以说是马克斯的贡献。马克斯在这方面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
至于说学术自由，只与少数读书人有关的，这个论调很不通。譬如我们讲到专门的知识，物理学、化学、数学、病理学或心理学，在其中某一部分的研究未得到定论之前，必然会有几个不同的说法或假设，这些不同的说法，是不是牵涉一般人的生活呢？在当时显然不相干，但后来一定发生密切的关系。譬如在物理学上最后发现某种真理，即几种假设经过竞争之后，其中有一种说法被证实了是真理。当这个科学真理可以应用时，谁能说它和社会上一般人的生活没有关系呢？在此之前，在研究讨论的阶段，当然可以说只牵涉到少数物理学家，与其他人的自由无关。但当时没有关系，后来都有关系了。试问我们应不应该给物理学家以假设的自由，让几个不同的假设在学界上自由竞争呢？因此，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简单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学术自由只关涉少数读书人，而与社会一般人毫无关系，对一般人没有影响。表面上当然没有影响，可是如果学术自由丧失了，那么一切科学的发明就根本不可能。假定有两个社会或国家，一个允许学术自由，一个不容忍这种自由，那么在科学成绩上说，不自由的一定比不上自由的。如果这两个国家是敌我关系，那么科学落伍的一个连生存也会成问题了。譬如现在骂苏联，如果苏联有比较大的学术自由，也许它的科学就会有比较大的成就。我们没有这个自由，我们就只有比较小的成就。（当然这只是假定，并不是说苏联真有更大的自由。）在长期竞赛的情形下，其结果自不问可知。这样看来，学术自由对社会没有影响吗？当然有影响。这一点，我看不需要太多的话去解释。否定学术自由的价值，在中国说，乃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讨好取容的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取消〃。因为这种调子主要是知识分子唱出来的，并不代表人民大众的意思。人民大众没有说：你们知识分子的自由与我们不相干？正因为说这些话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我叫它作〃自我取消〃。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知识分子的〃自我取消〃由来已久。也可以说明清以来，知识分子丧失了学术自由以后，为了适应巨大的政治压力，骨头慢慢地变软了。他们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了。
第二点是关于国家强大，就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这也是我们听了几十年的老话。30年代到40年代时，国民党要统一，所以提倡一个思想、一个意志、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当时国民党里面有少数人就是这样叫的。国民党这样叫的时候，当时民主人士、进步人士则拼命地攻击。这是以前的情形。今天高唱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许根本不知道，近代中国讲统一意志，统一思想，是由国民党开始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的，讲民主讲自由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最不谅解的一点就是说它压迫学术自由，用一党一派的思想来笼罩全国。可是今天，大家却觉得学术自由可以牺牲，要统一意志，统一思想，才能使国家强大。这一点不用我多说。我只想请大家看看30年代的《生活周刊》和40年代的《观察杂志》，看看那些反对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的言论，就很够了。
至于说学术自由导致意见散漫，力量分散，这话也不能说没有理由。如果每一个人一个意见，一盘散沙，诚然是没有力量。但怎么样才算力量？怎样才算统一思想？统一思想，照我刚才提到的Karl Mannheim的说法，叫做综合Synthesis。这个Synthegig就是要把不同的意见归纳到一种最高综合。照Karl Mannheim的说法，这工作要永远不断地做。因为社会上不断有新的现实，因此也必然会有新的观点出现。各种不同的新观点需要随时求得一个最高的综合，使多数人的利益都受到照顾。这是知识社会学的说法。但是这种讲法的综合，不是说由一个人来做，而是要由很多的学者、思想家来共同不断地努力。如果由一个领袖来做，那只是领袖个人的意志，不是大家的意志，那是以他的意志为大家的意志，以一个意见代替所有的意见。这事实上只能叫做〃一统〃，而不是真的〃统一〃。若用辩证法来讲，这是一种〃正〃，并不是一种〃合〃。所谓正反合，〃正〃是一个人的意见，或少数人的意见。这个意见还没有经过批判，没有经过研究。如果立刻就要大家接受，这是中国传统中的〃定于一〃。其实，这只是〃正〃的一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刚才讲的Synthesis，即Karl Mannheim讲的综合。也就是经过批判，经过广泛的讨论，经过研究之后，我们大家得到一种结论，得到一个差不多是共同的意见。可是，这个讨论、批判的过程，是〃反〃的过程，就是正反合的〃反〃，〃反〃的过程必须假定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没办法〃反〃。今天如果我是最高统治者，我说一句话，发表一个意见，不准人家讨论、批评，就要人接受，那么我并不是统一了所有人的意志，而是把一己之见强加诸他人罢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无论古代或近代，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渺小的。他没有那样坚强的意志反抗到底。那本著名的小说《1984》对这一点描写得十分深刻。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再坚强的个人意志，也抵抗不住巨大的集体的政治力量的摧残。《1984》所描写的情形，有的地方正像是为〃指鹿为马〃那句成语作近代注释。〃指鹿为马〃又不幸是秦代赵高的故事，这就更值得我们警惕。我不反对有统一意志，统一思想。可是这种统一必须是辩证法的〃合〃，而不应该是〃正〃。因为只有〃合〃才产生力量。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看法。
问：……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总是从属于下层基础而发展的。一切文化、学术、文学、艺术、思想都是以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而决定的，因此，以这个理论，列宁又说，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事业的螺丝钉和齿轮，而毛泽东则引列宁的理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申文学、艺术及其他上层建筑，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请问对此看法，余先生有什么意见？
答：所谓〃上层建筑〃（Superstrueture）被下层基础决定的说法，固有一定的理由，因为在不同的时代确有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多少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状态。但是上层建筑被现实社会所决定，并不是一对一的、简单的、机械的关系，我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这样机械式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讲思想掌握了群众，便变成物质力量，又说哲学的任务是要改变世界。换句话说，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东西，一旦被人接受了也可加强下层基础，而不再是单纯的上层建筑了。这里可以看见思想的能动性或主动性。当然牵涉到自由与必然的问题，这方面哲学家讨论得很多。我记得十几年前Sidney Hook编过一部书叫Determinism And Freedom in our Own Times里面的文章专门在哲学上及其他方面分析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其中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与存在问题的内在矛盾和困难，有所摘发。
现在我们不能深入地讨论哲学问题。让我们回到你们提出的列宁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说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曾看过，但它强调的问题之一是在党的文艺路线下如何争取团结党外文艺工作者。这大概是40年代的方针，因为当时走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所以小资产阶级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虽然想法不一样，但只要同情革命，都可归并到共产党旗帜之下，共同从事抗日文艺活动。文艺是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就引用了这句话并加以发挥。但毛泽东也承认在政治标准之外还有艺术标准，除了普及之外，还有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如果艺术另有标准（哪怕是次一级的，服从于另一更高的标准），那就不能不给作家以适当的自由和自主。否则永远照本宣科，怎么可能再有什么提高呢？严格地讲，自由与必然，我们当然要追溯到黑格尔甚至中古神学中的自由意志论。马克思主义的讲法又要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最为典型，《反杜林论》第十一章就讲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所谓自由就是认识必然，掌握规律。这种讲法在中国亦不是没有，中国讲道德修养，〃道〃是必然的，是最高规律，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两句话要连在一起讲，从心所欲是自由，但并不是想怎么想便怎么想，要不逾矩，就是还有规矩，这是必然。自由和规律当然是连在一起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国孔子2000多年前便讲过这样的话。又如孟子说〃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巧〃。这里〃规矩〃即是规律，〃巧〃则是自由，是运用规矩到圆熟的境地才有的自由。孟子这句话后来被应用到文学创作方面，更应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起来看。世上的事物当然有规律，但有些东西的规律并不容易掌握到。譬如对自然，我们在科学上还在摸索。但比古人已有很大的进步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才能上月球呢？因为我们对自然规律掌握得多了些。科学成就少，便没办法上去。我们认识的规律愈多，我们便愈有自由。可是规律和自由并不完全是一同事。掌握规律可以使我们获得自由，这是不错。譬如说，掌握了现代各种科学的规律之后，我们便能上太空，登陆月球。但是我们要上太空，登陆月球这个观念本身，并不是由使我们能上太空的科学规律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个观念本身可以看做是一个自由，和科学规律不在同一层次之上。再举一个法律上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因为神经错乱而犯了杀人罪，由于他是在心理上被决定了的，法律可以判他无非。这就是说，他杀人时丧失了理智，并不是自由的。所谓心理上被决定，是假定人通常是理性的rational，一旦他在非理性irrational或不正常insane状态下做了错事，如杀人，他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因此他对他自己的行为不必负法律上的责任。这条法律的用意本来很好，但也不免有人会利用它来进行犯罪而逍遥法外。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两点：一、法律上，一般仍然肯定人在正常状态下有自由的意志；二、也有人明明是自由的，而硬说自己是被决定的。可见自由和决定之间很不容易划清一道界线。把这个说法引申到文艺和革命的关系上来，我们也可以说，即使我们承认文艺是革命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这个大前提，我们还得要问：谁来决定在某种革命的特殊要求下制造某种特殊形式的文艺螺丝钉呢？
问题尚不止于此。我们如果把决定论逐层升级，最后我们当然可以得到〃一切都是被决定〃的结论，那当然根本就没有所谓自由的问题。但如果是这样，则一切限制或压迫学术自由的努力都变成不必要的了。因为一切错误思想、错误路线也都是被决定的。并且，我们压制学术自由的主观努力，其本身也是被决定的。主观努力既是被决定的，它就不可能是真的主观，而只能是盲目的。这就变成了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家的〃假意识〃（false conscious ness）了。再换一种说法，认为自由是掌握了规律的结果。我们还得要问，在未掌握规律之前，在寻求规律的过程之中，我们有没有自由呢？需不需要自由呢？你当然可以说，我们寻求规律的自由，它本身也是规律所给予的。那么我们不妨把这个论证也逐步上推，逐层升级。最后我们依然得承认，无论我们的起点在那里，我们最初总得有一点自由才能找到初步的规律。所以没有自由便无法摸索到规律，以后得更高的自由，这一点似乎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和强调。我们可以承认，文明的进步是由于人类不断地扩大对于规律（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掌握。规律掌握得越多，我们就有更多的自由。但是这种进步是规律给我们的呢？还是自由给我们的呢？我相信是自由给我们的。我们要有分析研究的自由。那么，我们争取的学术自由，也可以说就是要争取掌握规律的自由。我们强调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其最基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问：另一种反对学术、文艺有自由的理由，其看法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而来的。其一是资本主义的学术常常与现实脱节，与人民大众无关，与建设国家无关。其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艺术（包括电影、出版物等）大都流于庸俗、无聊、灰色、苍白，而其目的纯为赚钱。这两种看法是相当普遍的，尤以后一点实使许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