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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很安静。她很少跟人说话——倒是阁楼上住着的那些单身汉很喜欢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点个头，笑一下而已。她也不像别人一样下了班就喜欢在水房里泡着。她都是在家里洗菜洗衣服，宁愿不怕麻烦地一趟趟跑到水房换干净水，也要在家里洗。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双人床差不多把什么空间都占了。她坐在小凳子上搓衣服的时候得注意些，肥皂水才不会溅到床罩上。她一向爱干净。只是她洗衣服的时候屋里就没地方撑开那张小方桌，于是她就会对我歉然地一笑，“小东，先去外面玩吧。等妈妈洗完了衣服你再写作业。”我自然是愿意的。心里想她天天都洗衣服才好。不过我不喜欢她洗被单。那个时候我们俩就得到院子里去拧干那些床单被罩。我是个孩子，她是个女人，我们俩用尽吃奶的劲儿还是不行。我印象里别人家洗床单时都是爸爸和妈妈一起拧干的，可我不会为这点小事想念爸爸，因为他是个狗杂种。
经常会有筒子楼里的男人看见我们，来帮我们拧。男人的手臂，轻轻松松，床单里的水就全体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我常想：要是被单也知道疼的话，落在我和妈妈手里就算是幸运了。来往的女人看到了，就跟那男人开个玩笑，“哟，学雷锋呢。”在我们的楼里，“学雷锋”是个典故，特指一个男人帮我妈妈做事儿。在我妈妈不在场的时候，水房里的女人们成天地互相取笑，说谁的老公是“学雷锋先进个人”。那声浪肆无忌惮地传到我们屋里来，妈妈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偶尔，她会抬起头，疲倦地冲我一笑，说：“小东，要好好读书，知道吗？”
其实我知道她们并没有恶意。那些女人。她们对我都很好，总是摸我的头，给我个苹果什么的。我不怪她们拿我妈妈开涮，相反她们越这么说我越开心，因为我知道她们嫉妒。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很偶然地跟天杨说起我们的水房，说起每天早上水房门口的长队。她眨眨眼睛，“那不就跟在火车上一样？”我这才想起这是她从不了解的生活。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放学后她都会坐在学校的篮球馆里看我们训练——跟篮球队其他哥们儿的女朋友一起，她们被体育老师戏称为“家属团”。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们都说，你打球的样子好帅的，不过……”我正得意，“不过什么？”“不过你的运动裤太老土了。她们说阿迪达斯这两天全场打五折，让我帮你去选一条。你看呢？”从那一回开始，我身上属于筒子楼的痕迹就慢慢慢慢被打磨掉了——被天杨，被我自己，被北明中学——这个云集了我们这城市的小精神贵族的地方。
我能进北明中学全是凭我自己考够了分数。但我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跟我的继父——江校长毫无关系。如果我妈妈没嫁给他，也许我就和我筒子楼里的小伙伴一样：读完河岸上的小学，进妈妈她们工厂的子弟中学念初中，初中的时候开始打电脑游戏，打台球，也打群架。初中毕业，一生的教育也便到此为止，然后在躁动的年纪打情骂俏地走进父母的工厂上班，再然后，就是呵斥他们在筒子楼里横冲直撞的孩子了。我的那些朋友，除了极少数非常优秀或非常不争气的之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个时候，江校长还是江老师。江老师在我们的筒子楼里是个受尊敬的人。他在那所子弟中学里教物理，课讲得极好，经常辅导我们这些小孩子做数学作业。他们说他是个怪人，四十岁了还不成家。后来，他和我妈妈之间的“绯闻”虽说进一步恶化了妈妈在水房里的人缘，却丝毫没影响他在筒子楼里的声誉；再后来，当他讲课的名声越来越大时，被一所重点中学挖去了；再再后来，他和我妈妈结婚了。我们在筒子楼里的最后一夜，妈妈跟我都睡得很晚，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小东，从明天起，我们就再不用跟别人合用厨房厕所，再不用拉蜂窝煤，再不用去澡堂洗澡了，小东你高不高兴？”
江东（2）
妈妈离开筒子楼没多久，那间工厂就停产了。但江老师的运气一直很好，用“扶摇直上”形容不算过分。终于，不到十年的时间，江老师变成了北明中学的江校长。后来江校长，也就是我爸帮妈妈找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我觉得这工作适合她。她和江校长没有再要孩子。
我高一那年冬天，那间工厂正式宣布破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经常在这个城市里看到昔日水房里的某个女人在送牛奶，某个顶楼上的单身汉在街角支着修自行车的小摊，或者某个“学雷锋先进个人”在寒风凛冽的早上把晨报插到每一家的信箱。也许这话由我说是不大好，但我确实从那时起感觉到“命运”这东西。特别是，我妈妈，她依然是美丽的，这些年她养成了定期做皮肤护理的习惯，总是和她新认识的朋友讨论哪家美容院的打折卡划算。我曾经跟天杨讲起过这个，她笑笑，她说我的话让她想起香港有个写小说的叫亦舒，她的小说里说：在寒风里的公车站站上四五个小时，再美的美女也是“尘满面，鬓如霜”——这就是十六七岁的天杨。她看过的书太多，这妨碍她体会赤裸裸、未经矫饰的人生。我不是在为我自己不爱阅读找借口。
后来那工厂就被拆了，连同宿舍区。因为种种原因，拆到一半就停了下来。直到治理护城河的时候才算全部拆完。所以有一段时间，这地方像个废墟一般荒凉。有一次放学，我和天杨就走到这河岸上。这河堤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们就踩着杂草、沙砾和小石子安步当车，我给她指我原先在哪住，在什么地方玩，她显然兴趣不大。废弃的楼群里有个老太太在一堵断壁后面卖风车，她一定要我买一个送给她，她说那是因为她觉得“老奶奶很可怜”。
沿着这河堤再往下走，就是一条通向闹市区的街道。河堤的尽头是个永远浮着尘土的公共汽车站牌，这一站的站名叫“雁丘”。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会有个这么动人的名字。天杨得意地仰起脸：“我知道这儿为什么叫‘雁丘’。”
“是我爷爷跟我说的，”她说，“你听说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吧？”
我说：“是不是金庸写的？”“文盲。”她大笑，她笑的声音很好听，“是元好问写的！”“元好问是干什么的？”“元好问是诗人，是……五代那时候的吧？”她歪着头想了想，“这不重要。重点是：这句诗其实说的不是人，是两只大雁。元好问他就是在这儿，这个河堤上碰见一个猎人，手里拎着两只大雁的尸体。猎人说，他本来是只从雁阵里射下来公雁的，可是那只母雁看见她老公死了，也飞下来撞死在岸边的石头上。然后元好问把它们俩的尸体买下来，葬在一起。就葬在这岸边上，所以这儿才叫‘雁丘’呢。”
我笑了，“真没看出来，这么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江东，”她突然换了个很认真的表情——我猜得出来她想说什么，“要是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不会跟我一起死？”果然我猜对了。“你千万别死。”我说，“你死了就是逼我再去找一个，还得重新适应脾气爱好什么的，何必费事。”话没说完，一记流星拳就重重落在我背上。“小心手疼。”我说。“你去死吧你！”她尖叫。
在她的尖叫声中，我发现黄昏来临。这堤岸很荒凉，对我们来说或许是件坏事，但是对夕阳来说，再好不过了。瓦砾，杂草，没有机器声的工厂，没有炒菜声的筒子楼。夕阳终于有了机会在这满眼的荒芜中透透气，尽情放纵它红色的、柔情似水的眼神。我很讨厌所谓诗人毫不负责的“抒情”，但我没办法讨厌夕阳。因为夕阳太善良了，它谁都瞧得起，就连这条臭气熏天的“河”，它也宁静地笼罩着，一点没有嘲弄的意思。
“该回去了。”我跟天杨说，“你信不信，周雷那个阴魂不散的一定还在校门口等你呢。”“讨厌。”天杨的脸红了，“谁叫你家就住在学校里嘛。要是你家住得远一点的话，我就一定每天放学跟你一起回去了。”她把脸凑近了，“你是吃周雷的醋了对不对？”“我吃酱油。”我故意逗她。“装蒜。”她笑。“我装葱。”“你——”“又叫我去死？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我喜欢看她眼睛瞪得圆圆的样子。“当然没好处了。我还得再找一个，还得从头适应脾气个性什么的。”她学着我的口气，然后又脆脆地笑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看见了方可寒。
她出现在废弃的楼群之间，先看见了我们。于是她朝我们的方向走过来，踩着一地的夕阳。“嗨。”她笑笑，算是打招呼。我们也笑笑，“嗨。”然后她一拐弯，走进一栋怎么看也不像还有人住的筒子楼。她纤丽的背影在漆黑的门洞边一闪，就隐进去了。
“她家住这儿吗？”天杨惊讶地自言自语。
“原先不是住这儿，是旁边那栋，可能后来搬家了吧。”
“你原来就认识她？”她更惊讶了。
“嗯。小时候我们也算是邻居。”
“原来她家住这儿。”天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可是她穿的是ＯＮＬＹ。”
“什么？”
“你们男生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她的那件白短袖衫跟我们的校服不一样。是ＯＮＬＹ的。我在国贸商城看见过。贵得吓人，那么一件要三百块，料子摸上去就好得不得了。”
江东（3）
“人家是勤劳致富。”我笑，“你能跟人家比？”
“也对。”我看出来她眉宇间的鄙夷。于是我说：
“其实她挺可怜的。她是个孤儿，从小就在她爷爷奶奶家长大。我想她也是没办法才……”
“那不是理由。”天杨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可怜的人很多。可是人不能因为可怜就去做不好的事情。”
我什么都没说。这样的争论不会有结果。
校门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了。红色的花岗岩。在夕阳下它看上去没有平时那么盛气凌人。当然，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还有周雷。我虽然很讨厌这个像苍蝇一样的家伙，可是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他。他知道我和天杨在一起，但他也知道我没有理由阻止他放学后和天杨一起回家。毕竟，只不过是顺路一起回家而已，况且他还总是得体地微笑着，站在天杨身边亲切地跟我说再见。想想看人家就剩这一点儿幸福了，我也不好那么没风度地剥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周雷在北明中学怕是已经成了“坚忍不拔”的代名词。奇怪的是，只有天杨是真的不相信周雷喜欢她。谁跟她说她都不相信。理由是：“周雷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要是他喜欢我一定会直接跟我说的，我问过他，他叫我别听你们瞎说，我们就是好朋友而已。我当然是相信他，不会信那些闲话了。”——你说这孩子，她是装傻还是真傻？
他俩的背影顺着暮色延伸的方向消失。我掉转头，往我家所在的教职工宿舍区走。天色渐渐黯淡下来。远远的，我看见妈妈的身影，我知道她身上，一定带着图书馆里油墨的香气。
天杨（1）
＇天杨＇
皮皮死了以后，那张病床就暂时空着，被大人们堆上了好些杂物。方圆的情况好得令人诧异，从特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且不说那些化验结果，她的气色看上去就好了很多。陈大夫很有信心地对她妈妈说：“病情现在控制得很好。照这样下去，完全控制住也不是没有可能。”我看到那个憔悴的女人高兴得掩面而泣。陈大夫似乎已经忘了自己不久前还说过方圆最多只剩下三个月的。现在他换上了一副微妙的表情，对那个不停道谢的女人说：“这没什么，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可以想象杨佩听了这句话的反应，她会撇撇嘴，叹一声：靠。
天气渐渐热了，很久没有周雷的消息。我暂时不想找他，从那天之后，他也再没给我打过电话。二十五岁生日也就平淡地过去了。本来嘛，用杨佩的话说，一把年纪了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倒是那天早上，龙威和袁亮亮在我上班时一起冲我大吼了一句“Ｈａｐｐｙ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我诧异地表示感谢的时候，龙威说他和袁亮亮“潜入”了值班室，看到了我那天无意中压在玻璃板下面的身份证。龙威一直在眉飞色舞地说，袁亮亮明显有些精神不济。这些天他总是发低烧，不过他自己依然乐观得吓人。
日子又变得像以往一样无聊。上班，下班，值夜班，二十四小时，一转眼就过完了。唯一的一件不平常的事：五一放大假的时候，我到北京去领回了不不。
还好首都机场是喧闹的，假设周围一片寂静，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拿这个小家伙怎么办了。远远的，看着空姐把他带过来，我预感到他是个麻烦。他一句话不说，只是看着我，很专注的样子，看得我心里直紧张。我想起了电影里外国人初次见面的说话方式。“你好，”我说，“我是天杨。”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很大，很黑。“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坐晚上的火车回家，你说好吗？”他依然静静地看着我。我本来想从他的表情推测一下他到底在想什么——但他一点表情都没有。
我拉着他的小手，往外面走。“我们在电话里讲过话的，你记得吧，我是姐姐。”他转过小脸，看了我一眼，算是回答。“你真了不起，”我觉得我必须找点话说，“这么小，就一个人搭飞机来这么远的地方。”意料之中的，他不理我。眼睛看着北京的天空上的云。
“你想吃点什么？飞机上的东西很难吃吧？”他似乎是不屑于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拿眼角瞟了我一下，然后眼光又移到了很远的地方。
他长得很像爸爸。尤其是眼睛。还有脸部明晰的轮廓。
“我们家里有你的照片，你明天就见得到了。就是你在迪斯尼乐园和米老鼠照的那张。”我其实只是为了弄出点声音而已。
他第一次开口说话是在那天深夜里，在火车上。他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脸颊，把我弄醒了。他的小脑袋从我怀里钻出来，轻轻地说：“尿尿。”我带着他穿过长长的走廊，火车在黑夜里寂静而规律地前行着，似乎是钻进了山洞，因为周围突然间黑得太彻底。我拉开厕所的门，打开灯，对他说：“我在外面等你。”他抬起头，在灯光里湿润地看着我。我重复了一遍，“我在外面等你。”他说：“不。”这是第二句话。我只好跟他进去，回头关门的时候听见他轻轻地说：“你是女的。”他脸上有点羞涩。我愣了一下，笑了，“没关系，你不用介意。就连我，有时候半夜里起来也会害怕呢。可笑吧，我都这么大了。”他红了脸，转过头来，嘟哝了一句：“女孩嘛。”小家伙。
被他这么一闹，我是再也睡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