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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
“不，你理解不了。”我喝了一口白酒，红着脸盯着他，说道：
“我放弃了很多机会报名参军，但是！那些狗日的仅仅只是迎合什么乱七八糟科技强国的口号，把我招到什么乱七八糟研究所里，哇，够重用了啊！放屁！老子不是党员，不是学校推荐，更不是军校出身，家庭出身也不清白，他们根本就不信任我。他们都让我干些什么？他*。做文职时，老子就是个跑腿的，今天那艘护卫舰声称数据库系统不稳定，要求降低开发费用，所里把老子派过去接洽一下，被灌了几天酒，然后晃回来打几份报告完事，明天那个雷达站的什么得过国家级创新一等奖的破软件不符合要求，所里把老子派出去跟那边的领导听取完什么意见，写写几份官样文字上交就完事了；转现役后更搞笑，让老子去野战军里做什么通信参谋，他奶奶的，有没有搞错，他们以为我是电器工程师吗？去年7月，上面要搞什么918工程，要求单位上指派高规格的人员参于，哈，老子是有高级技术资格的，规格够高了，嗯，派老子去了，去了干嘛？打杂！*，帮那些博士专家、硕士组长、25岁的中校记者等等等运装备。因为在研究所时就因业务上的事顶撞了副主任，军里的一个处长正好是那个副主任的亲家，得，没事就找渣整我。有一次押运任务，老子在原始森林里迷了路，被野象袭击时遗失了一部对讲机，处长买通了保卫科、检查组、军事法院，本来最多是个“装备遗失罪”，添油加醋搞成了“装备遗充罪”，罪加一等了！我操！他*我操！”
邓尼拍拍我颤抖的脊梁，安抚道：“中国有句俗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我仍然撒着酒疯：“要不是老子以前常下基干部队出差时结了不少人脉，很多人还欠了老子的情，方方面面地都暗地里帮着点，不然，老子准被关上三四年的。这不，有个湛江…。。我不告诉你，那是军事机密，老子还在保密期内呢，那个基地有个安处长通过在我们军区里的一个少将哥们帮老子说了点话，那个少将厉害啊，拍了几下我们副参谋长的桌子，第二天，材料里多了一些什么有贡献了之类的从宽处理意见。干他娘的…。。”
我喷出个“娘”字，扑通向后倒去，生生摔下高腿椅。
迷糊中醒来，感觉头部紧裹着一些什么东西，眼前一片白色的世界，护士推走药车发出金属与水泥摩擦的刺耳声响，依稀听到邓尼在用英语嘱咐某人。
“Redsun……assistant……designer……”
我只听清这几个单词，然而这已经够了。他似乎在吩咐某人，要把我调到《赤日》项目开发部门，并出任某人的助理之类的中级职务。
我合上眼睛，安心入睡。半个月以来，这是第一个安稳觉。
（二）
翌日。中国北京，总参谋部电子侦察部直属第七处。
“广州方面于昨日凌晨1时18分截获了一封邓尼从其寓所发往新西兰的电子邮件，据二部的同志证实，邮件最终又转往日本。邮件内容明文涉及了对‘庭车常’的任命。值得注意的是，这份邮件包含的附件中存放了一些人员标准照，照片上均是风维公司中级职员，但经过分析，这些图片文件的传输流中包含了一些隐含数据……”
“解读了吗？”
“已经解读。我们调用了清华大学的超级计算机对这些零碎的隐含数据进行拼接、分析。这次得出的结果从技术与逻辑上都与邓尼例次联络的方式吻合。解读后的内容有三部份：第一，‘请已4小时内提供中国南海舰队各部中是否有一名姓安的校级军官’；第二，‘请已3日内查实29号从07年7月至08月8月的经历’；第三，‘请求下一步指示’。处长，我个人认为，邓尼说的‘29号’就是‘庭车常’。”
“为什么？”
“‘庭车常’的服役及服刑期正好是07年7月至09月8月。”
“哦？你的记性不错嘛。”
“处长，从您指示仓鼠监视‘庭车常’时起，我就查阅了此人的所有在案资料。”
“哦？”
“处长，为什么不请安全部的同志协助监视庭车常呢？我敢肯定，这个庭车常一定会怀着对军队的不满，最终为敌人服务。”
“你先下去吧。你的工作职责在技术二科，别的不要问太多。”
“是！”
一个年轻的技术军官退出门外，门合上之后，总参三部长处处长王达明大校启用一条专线拨通主管谍报的副总参谋长刘清正中将的电话。
“首长，‘仓鼠’已按期达成目的。第一步方案圆满完成。”
“好！你可以启动第二步方案。我的要求仍然只有一点，一定要切实加强保密工作。”
“是！”
王达明挂断电话，按动桌上的某个按钮，对送话器说道：“机要秘书。”
机要秘书走进来，是一个年约四十、看似沉稳的中校，他静静地候在桌前，等待指示。
“小陈啊。”
“到！”
“‘仓鼠’的家里，现在怎么样？”
“仓鼠1号的家属情况稳定。其父仍在学校里正常担负毕业班的地理教学工作，其母刚评上特级教师，其母的义妹、付立慧的母亲在沉默了8个月之后，开始逢人便说：‘车常’终究是有出息的，现在广州的大公司里正拿高薪呢’。周边街坊已经不再流言蜚语。”
“嗯，那就好。安全部在广州方面的配合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国家安全部总部的吴品同志已以特派员身份前往广州局行动部门赴任，并可以随时出动隶属于该局的特警，保密要求已按方案落实，安全部在广州方面的所有部门及人员中除了吴品本人，任何人都无法获悉仓鼠1号的真实身份。另外，海军广州基地的安处长已接到刘副总参谋的密函，随时可以配合仓鼠1号行动。”
“好，电令仓鼠2号。”
王达明危襟正坐，一字一句缓慢地说。机要秘书手中的笔没有动，他竖起耳朵倾听。
“命令仓鼠2号：‘停止跟踪邓尼，集中力量监视庭车常’。”
机要秘书重述道：“停止跟踪邓尼，集中力量监视庭车常。”
“嗯，”王达明点点头，悠悠说道：“只要他一直处于我们的‘监视’下，他就少了一分危险。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我要求的标准是：作为仓鼠2号的程习及其小组成员这辈子都不知道仓鼠1号是谁，他们活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直属上级兼战友是谁。”
“是。”机要秘书答道。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凝重。他工作在秘密战线上已有二十个年头，他能深切体会到王达明这句话的份量。
在这条秘密战线上，无数的人怀着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在忍受着别人难于想象的孤独，他们中的很多人背负着种种误解，很多人至死都不为人所知晓。
（三）
两周后。日本东京，内阁情报调查室。
“阁下。”
“进来。”
“根据广州组提交的资料，我部调动大量资源经过多方查证，现已得出了积极的分析结果，基本排除了29号人选是中共特工的可能。”
“哟西。”
“此人23岁前的人生经历可谓丰富多彩：幼年天资聪慧、品学兼优；初中时表现尤其突出，多次获省级优秀称号，中考时物理满分、总分居本市第三名；上高中后自甘堕落，成为少年流氓团伙骨干，屡屡作奸犯科；复读一年后考取了大学，一方面在校网络工作中先后任程序员、技术部长、副站长、技术顾问等职，；另一方面因旷课无数、重修科目多达16门屡次受到校方警告，险些遭到劝退。据初步分析，此人的性格复杂：或敏感或迟钝、或发肆或低调，飘忽不定；人生观、价值取向不明朗：或离经叛道或悲天悯人；人脉极广：与之结交之人三教九流，其均能上下皆通，左右缝源。”
“既然能‘上下皆通，左右缝源’，他为何在中共军队里四处碰壁？”
“据我分析，军队是他心中唯一的净土。然而，中共军队内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现象绝不亚于外界，这使得他的幻想破灭，彻底绝望，嘿嘿，在中国历史上，此类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之人很容易走极端。按此分析，他顶撞上司、消极怠工并最终遭到排斥、打击，这很符合逻辑。”
“仅凭这些，你不能说服我相信他不是特工。”
“阁下，请注意，此人是独生子，按中共惯例，此类秘密工作不招收独生子；再者，此人初入大学时，绝大多数人出自各种目的都会申请入党，然而他连申请书都没写过我方线人接触其大学同学时，同学如是说；最重要的是，此人的祖父庭贤安在建国前是黄埔13期出身、蒋氏嫡系部队军官，据S市隶益镇上的老人回忆，庭贤安在部下兵变中被中共俘虏时仍拒不投降，故而在文化大革命被红卫兵迫害致残……用中共的角度讲，此身家一点都不清白。阁下，如果您是中共谍报官员，您会关注并最终吸纳这样一个人为国家机要部门服务吗？”
“第一个论断已经过时，现在的中国早已是独生子女的世界；至于后两个论断，我表视赞同。好，现在我推翻所有论断。现在，我假设：中共正是利用了我方的这种心理，有意吸纳他，将他招入军中，给予种种掩护身份，暗中对其进行专门的训练，施了障眼法之后赋予他新的角色并放出来，等待我们上钩。”
“阁下。如果29号是为中共情报部门服务的，大抵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线人或兼职人员，此类人无需经过严格的训练，他们在公开的身份掩护下利用本人的种种便利收集、探知情报，此方式只能是收集、探知这个层面，一旦被察觉也很容易暴露。第二，专业特工，此类人来自专业院校或部门，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修改相关历史资料，制造假身份，此类人的业务素质、忠诚度都很强，可涉及各种领域。中共如果察觉到风维公司的异样，不会派出线人或兼职情报员贸然抵近侦察，因为这很容易惊动我方，而必定会派出有经验的专业反间谍人员。综上所述，如果29号是为中共情报部门服务的，那么他只能是经过特殊、严格训练的专业特工。”
“继续。”
“阁下，请您注意。自2007年8月此人大学毕业并参军，到2008年8月因犯有‘武器装备遗弃罪’被判入狱止，其间只有1年时间；2008年8月入狱至2009年6月减刑释放，也只有8个月。我们假设此人原本就初步具备一些业务能力素质，只需安排短时间的特训便可成为一个专业特工。然而再短的特训至少也得有三、四个月。下面，我们从2007年8月至2009年6月这1年又8个月的时间里替中共腾出训练此人的3个月时间。”
“继续。”
“第一阶段：据公开资料表明，2007年8月至2008年5月，共9个月时间，29号在中共军方413研究所工作。前4个月，他是文职干部、技术员，一直在该所对外公开的驻闽办事处正常履职，办事处临时设在福建省政府行政楼内，不具备训练的条件，经我方线人向该办事处附近的餐馆老板证实，每日三餐，他基本上都定时在此餐馆就餐。第5个月，他获准转为现役军官，接受为期五周的军事训练，这符合常规。后3个半月，他多次受命出差，往返于研究所与各部门之间，从事该所军用软件的售后服务工作，涉足很广，北起哈尔滨，南湛江，东起福州，西至伊梨。日前我方黑客部队进入中国各大相关航空公司数据库，提取了相关数据，如与他相关的订票信息、登机记录等，综合统计、分析后发现，他在此期间的档期排得很满，基本上处于马不停蹄、四处出差的状态，根本就没有条件进行系统化的训练。”
“疯狂的上司想活活累死他？”
“第二阶段：2008年5月至同年6月底，近2个月时间里，他调入驻昆明的第14集团军司令部，任中尉参谋。日前，我方通过昆明一富商买通一名林学院的女大学生去接近该部一名保卫干事，女大学生在床上声称‘认识一名姓庭的师兄，现在好像也在你们单位’，该保卫干事当即证实‘通信处来了一个姓庭的中尉，据说还是高级工程师。后来被副参谋长摆了一道，踢到山卡里押运装备。憨B，放着高薪不要，跑来部队里受闷气。’期间，他还有在家里休假过几日的记录，档案上的休假原因是‘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符合逻辑。”
“第三阶段：2008年6月底至同年7月底，共2个月时间，他受命参于中缅‘918工程’，配属驻缅北那曼一带的第5勘测组。野谷知子所部殉国前，曾对该组进行过侦察，存案的资料表明：第5勘测组完全是一个中国官僚主义的产物，该组人员规格极高，硕士组长、博士专家、25岁的女中校记者等等，29号在该组里充当的是押运装备、应酬地方军政等非技术性角色，用中国的俗话说，是打杂的。”
“可怜的中国人。”
“第四阶段，2008年8月至2009年6月，共8个月，他在广州市第X监狱服刑。此期间是最具备训练条件的，中共谍报部门完全可以伪造他服刑的信息及档案资料，然而事实表明：他是真的在服刑。日前，我黑客部队进入广州市监狱管理系统，提取了与此人有关的记录，我广州组人员循着记录假扮警务人员寻访了4名曾先后与他同住过一个监号的刑满人员，4人均证实：他在服刑期间与其它犯人一样，白天集体劳动，晚上关押在监号里，偶尔用笔记本电脑玩游戏，监狱管理方也并没有给予特殊的待遇。”
“由此看来，我方获知的关于29号的情况基本属实。”
“阁下，事实的确如此。但是，我还有一个疑点，需要您进一步审核。”
“请。”
“邓尼的报告中提到，29号在风维公司客服部试用期内的表现异常出色，是一个颇具经验、有很高业务素质的高级技术人员，然而他在自己的简历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白痴，例如他一再声称自己是‘计算机三级’‘精通各种计算机语言’，俨然一个刚走出校门、不谙世故的书呆子。”
“巴咯！简历并不能说明什么。”
“阁下，您知道吗？29号曾经取得过中国软件行业最高级别的认证资格…系统分析师。”
“系统分析师？不可能，他大学毕业后就参军了。”
“大四时考取的。”
“不可能！你从哪搞来的情报。中国软考与我国的信息处理技术考试是互认的，一旦获得中国系统分析师资格，也同时获得了我国的系统分析师资格。我大日本帝国举国上下才有三千人拥有此项资格，中国更少，只有一千多人！你知道系分对一个当时才23岁的中国大学生而言意味着什么吗？”
“阁下，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向您请教这个疑点。29号参军时，官方公开的资料上就赫然注明他有‘系统分析师’资格。我用性命坦保，这条情报确切无误！”
“……如此人才，在中共军队中非但不得重用，反而被逐；他向风维求职时只字未提此事，反而装疯卖傻……莫非有诈？”
“阁下英明！”
“这正好能表明两种可能。第一，他铁定是中共的特工，从他参军时开始，中共军队盯住了这个人才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第二，他不是中共特工，愚蠢的中共遗弃了他，他怀才不遇，屡遭打击，基于此假设，他是极有可能自暴自弃、神经错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