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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国民革命，唐主张率兵东征讨蒋，而中共方面决定唐继续北伐，目的是接应拥护武汉革命政府的冯玉祥部。彭反复对唐说明眼下北伐是当务之急，唐终于同意。正当北伐军到达河南前线，战事十分紧张时，湖南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彭及时向唐提供情报，使唐意识到：“四一二惨案”、“马日事变”等都是蒋介石阴谋策划，背叛孙中山国民革命的反革命行为。唐在革命转折关头，再次表明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决定东征讨蒋。
7月初，中共中央专门研究湖南问题，会上陈独秀、毛泽东提出“联唐反蒋”。7月12日，彭泽湘约见唐生智，唐迫于当时形势，但仍表明“和平分共而不反共”，不管情况发展如何，“绝不捕杀一个共产党人”。此后，彭离湘去了苏联。
当时，唐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率师东征讨蒋，其第二方面军已集中于九江。南昌起义前夕，贺龙率其所部第二十军自九江向南昌移动，黑夜行军，火把照红了山野，被二方面军其他部队发觉，有人报告唐生智，请示是否予以拦截。唐对军长贺龙非常了解，说：“由他们去吧，都是为了讨蒋。”
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起义部队会聚浏阳，因缺乏武器弹药，派陈赓、陶铸、罗瑞卿往武汉，要求唐生智予以支持。唐生智调总司令部警卫团的一连，以护送唐生明回长沙的名义，送去步枪300支、弹药近万发。
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后，唐生智辞去一切职务，决定回东安老家办学。其宗旨是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培养抗日救亡英才。唐与顾伯叙、李君尧开始在长沙做筹备工作，三人确定一条重要原则，即禁止一切党派、帮会在校内活动，以后将此原则定为校规之一。但是，当时教育部有明文规定：专科以上学校的训导长、训育主任和训导员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中等以上学校要求建立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对此，唐嘱咐办事人员权当不知。学校礼堂只挂孙中山像，不挂蒋介石像；集会时只唱校歌，不唱当局规定要唱的《党歌》。然而，学校对共产党的活动却予以支持。
1961年，陈毅同志代表党中央看望唐生智。陈说：“孟潇先生，你够朋友，在国民党一级上将中，只有你一个没有和红军、解放军打过仗。”唐生智紧紧握住陈毅的双手，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刘湘：军阀悍将，抗日先锋
刘湘在四川内战中逐渐发达，削平群雄统一四川。他性格内向，深沉含蓄，持身谨严，为人剽悍。他与蒋介石虚与委蛇，不即不离，生前始终保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均甚老辣。但他笃信神道，极为迷信，为人所笑。他是最早率军抗日的将领，是为大功；“三三一惨案”他是元凶，是为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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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领路人
少年时的刘湘在读书之余，经常帮助其父推车运送谷米。看上去刘湘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他总是习惯于做分内的事情，每次都能中规中矩完成父亲交给的任务，但是很少有什么创意。从他幼时的许多表现来看，没有人会想到此人以后会成为四川省最大的军阀。
幼年时期，刘湘在乡间私塾读书，后于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了3年，然后回乡务农。1909年，刘湘刚满19岁，就在父亲的催促下完成了个人的终身大事。
清朝末年战事连绵不断，每次战争失败后，都要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灾难接着灾难，清政府像是风雨中飘摇的一只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废除科举考试，设立文武学堂，编练新军等积极建议。一时间，新型学堂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地上冒了出来。仅四川成都市一地，就办起了十几所私立法政学校。
1902年，岑春煊任四川总督，创办武备学堂，训练新军干部。大邑一县即有刘成勋、陈洪范、杨啸谷、张成孝及王毅等五人考入该学堂，这成了那年轰动大邑县的一桩大事。刘湘当时才12岁，对人生的认知刚刚混沌初开，毫无疑问，耳闻目睹了刘成勋等5人考入四川武备学堂一事，受到的影响极大。到了1906年，锡良继任四川总督，从巡防军中挑选少数优秀头目并招考部分青年，成立陆军弁目队，在四川全省招生。刘湘得知消息后，背着家人偷偷去招考点川北潼川府（今三台县）报名，旋即被录取。
回到安仁，刘湘不敢对父亲刘文刚说出这桩秘密，但是父亲还是知道了。没想到的是，父亲不仅没有责怪刘湘，还对刘湘的决定深表赞同。上学临行前的夜晚，“刚子老太爷”专门办了几桌酒宴，请来了左邻右舍的亲友，好好热闹了一场。第二天，他亲自帮刘湘拎着行李，一直送到了县城。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入学第二年，陆军弁目队闹了一场学潮。起因并不复杂，因为招生之初校方曾许诺，每名学生每月补助银洋15元，可是学生们入学读了3个月，补助的银洋一直没有到位。于是有人带头闹事，聚集一群青年学生到校长办公室说理，群情激愤时，有人向校长动了手，还摔了教学仪器。校长一气之下撂了挑子，辞职不干了。陆军弁目队本来就是一家私立学堂，这一来再也难以为继，只好解散了事。
刘湘并没有参加这场学潮，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的书也念不成了。一帮同学前往总督府请愿，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亲自出面处理此事，赵总督好言好语将学生们安抚了一番，当面承诺，允许陆军弁目队的学生重新报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报考后，再次被录取，于1908年2月进入该学堂，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在陆军速成学堂里，刘湘是个低调的人，尊敬师长，和同学的关系也相处得不错。此时革命党大行其道，同盟会的触角伸入学堂，几个学生秘密参加了这个组织。有人前来游说刘湘，话刚开了个头，刘湘连连摇头，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游说者乘兴而来，失望而去，从此不再在刘湘面前谈论政治。
和刘湘同班的有个同学叫刘炳勋，其父是清八旗军队驻成都的官员。刘湘对八旗军官既有几分景仰，又有几分好奇，于是主动和刘炳勋搞好关系，成为亲密伙伴。玩得熟了，刘湘经常去刘炳勋家，对刘炳勋的父亲尤其尊敬，深得其父好感，经常在经济上获得其父资助。这位父亲还认为刘湘为人谦虚，志存高远，让儿子以后多向刘湘学习。此后，刘炳勋果然一直追随刘湘多年，在刘湘手下担任过旅长、机关枪司令等职。
从这件小事能够看出，貌似老实本分的刘湘，对于官场结交那一套有着不同寻常的天赋。这种天赋即使不是出于遗传，也与刘氏家族的家教以及父亲刘文刚行为举止的浸染有关。
历史为刘湘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成功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前几年有本畅销书叫做《细节决定成败》，刘湘自然不可能读过这本书，但他却深谙这个道理。巴结长官，同样也是从细节做起。有一次，标统周道刚前来基层巡视，连队队官（连长）买了一盆鳝鱼，丢进炊事房后就去陪长官。刘湘见后，主动走进炊事房，抓起一把剪刀剐剖鳝鱼。等到队官陪同标统巡视完毕，刘湘已帮炊事员把一桌菜整好了。队官见此情景，对刘湘大生好感，在标统周道刚面前大肆夸奖了刘湘。
没过多久，成都要开办一期讲武堂，队官为刘湘弄到了一个名额，推荐他去学习。这样的机会相当于今天的干部培训班，是官场升迁进阶的摇篮。果然，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培训，刘湘再回到六十五标时，被上级调任一营前队排长。辛亥革命后，四川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尹昌衡任四川都督，刘湘此时是少校差官。1912年，刘湘接替杨森为第二营营长，驻守四川泸州。从此，刘湘手中就有了一个营的武装力量。这个官衔虽说不大，却是刘湘通往大军阀之路的第一级台阶。
尽管刘湘出名之后，许多外国人对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非常关注，但据早期和刘湘有过接触的几个外国人写的观察印象中说，刘湘表面上显得平淡无奇，甚至萎靡不振，他们认为刘湘“并不是一个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他看起来脾气甚好而且通情达理，既无性格，也无才气”。外国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刘湘性格的突出特征是狡猾精明，老谋深算，绝不崇尚空谈或醉心于虚构的远景。从他的外貌看起来像老实沉静的商人，是一个冷静的机会主义者。另一位名叫托勒的英国人在一封发往北京的函电中写道：刘湘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才华出众。如果说他在交谈中显得反应迟钝，这也并不过分。但他的经历使人对他的才能无可怀疑……显然，刘是一个小心谨慎、深谋远虑的人。他不醉心于采取戏剧性的政治行动，除非他看清了结局，一般他殆争于采取步骤。
叔侄争霸
在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时间里，四川军阀之间发生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而二刘之战则是四川军阀混战的高潮。所谓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刘湘与刘文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二人是堂叔侄关系，刘文辉是刘湘的幺叔，但刘湘却要比刘文辉年长6岁。刘湘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川系军阀中属于“速成系”。刘文辉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川系军阀中属“保定系”。刘文辉投身戎武之时，刘湘早已是少将旅长，刘文辉虽不在刘湘系统中任职，但他的发展壮大是与刘湘的提携扶持分不开的。刘文辉对刘湘也有过不少的帮助，如军事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援助、政治上的掩护等。在较长的时间内，刘湘与刘文辉在四川的军阀混战中，一直互相依赖，时人称之为“川军二刘”。
到了30年代初，经过长期的混战，四川的一些老牌实力派，如熊克武、刘存厚、杨森等人，或失败下野，或被严重削弱，都丧失了争夺四川霸权的实力，二刘则成了最强大的两股势力。刘文辉后来居上，身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24军军长等职，其防区包括川康一带81县，几乎占四川总面积的一半，地盘大而且富庶，兵力达12万人，在四川各派中首屈一指。刘湘此时任四川善后督办、21军军长，其防区包括川东南和鄂西一带共计46个县，特别是控制着四川水陆交通的枢纽、进出口要津重庆，位置极为重要，兵力约11万人。地盘上虽稍次于刘文辉，但兵力上与之旗鼓相当。
1932年10月1日，刘湘指使驻武胜的罗泽洲首先发难，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打响了第一枪，从而揭开了二刘大战序幕。
战争一爆发，刘湘即派唐式遵为东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军总指挥，王瓒绪为北路军总指挥，分三路向刘文辉进攻。刘文辉亦分头防御，并在防区内布置了五层防线。战争初期，由于刘文辉部防线过长，南北绵亘数百里，兵力分散难支，故战不几日，刘文辉即主动后撤，退守沱江防线。11月18日，刘湘军越过沱江，数路围攻泸州。泸州位于沱江与长江交汇处，为川南军事重镇，易守难攻。刘湘军几次进攻都未能得逞，遂采用武力威逼和金钱收买两手来对付守城的刘文辉部两个旅长。守军见救兵不至，孤军坚守困难，表示愿意接受改编。11月底，刘湘进驻泸州。
泸州战役正在进行时，刘文辉部在四川省会成都又与田颂尧发生了激烈巷战，即所谓“省门之战”。11月14日，田军联合邓军黄隐部（打着田军旗号）进攻城南红牌楼一带刘文辉驻军。由于刘文辉早有布置，田军大败。后双方在四川大学所在地皇城的煤山以及兵工厂、簸箕街等地激烈争夺，兵员死伤甚巨。
几经争夺之后，田部不支，经圆滑的邓锡侯从中调解，双方罢兵。刘文辉因急于要与刘湘决战，乃请邓代他守成都。
省门之战一结束，刘文辉又匆匆赶到眉山，并在此建立司令部，筹划在荣县、威远一带与刘湘的决战。12月10日，战斗全面展开。刘文辉一开始就以凌厉之势向刘湘进攻，双方在此麇集数万重兵，激战五天，死伤上万人。刘湘军全线失利，处境极为不妙。为防止刘文辉乘胜直捣重庆，刘湘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一是派刘文辉的亲家杜少棠持他的亲笔信到眉山向刘文辉请和；二是致电邓锡侯、田颂尧，请其迅速出兵抄刘文辉后路，以免同归于尽；三是加紧对刘文辉部将进行收买分化。这三招果然奏效：邓、田立即出兵摄刘文辉之后向仁寿、双流、温江等地进攻；同时，刘文辉部旅长陈鸣谦阵前倒戈，投向刘湘。局势突变，刘文辉优势顿失，只得同意刘湘的请和。双方于1932年12月21日签订了停战书。
在与刘湘停战之后，刘文辉立即回头来对付抄其后路的邓、田两部。刘深恨邓锡侯“背信弃义”，本想用计扣邓，但邓先走回避。1933年5月9日，刘文辉突入邓的防地温江，两军在郫县、灌县一带发生激战，邓军退守毗河待援。毗河是成都平原上一条大灌溉渠，邓军为了便于防守，将毗河源头都江堰上的分水马槎砍断，把外江的水引入内江，以使毗河水位升高，阻止刘军渡河。刘军则用水雷去炸毁飞沙堰，把内江的水泄入外江以降低毗河水位。由此造成了内外江水量失调，使正在栽种水稻的农民损失甚大。
刘文辉本想凭借自己兵力上的优势迅速打败邓军，但事与愿违。由于刘军多属挖墙脚方式得来，人数虽多，内部凝聚力不强，使刘文辉军屯于毗河边一月有余不能取胜，内部且潜伏着严重危机。
刘、邓两军的长期对峙给刘湘造成可乘之机。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安川会议”，决定联合向刘文辉反攻。6月6日，刘湘军西进，田颂尧也由川北抽调军队进攻刘文辉。6月下旬，刘文辉与刘湘血战于荣县、乐山之间，刘湘军连战皆捷，邓锡侯亦反攻毗河，夹击成都。刘文辉两边应战，疲于应付，被迫撤出成都，退守岷江防线。8月，岷江防线被突破，刘文辉退守雅安，凭雅河防守。联军环攻雅安，刘文辉不能支持，再向西康一带撤退。康藏地区高寒贫瘠，将士多不愿前往，刘文辉的主力师长冷寅东、夏首勋、张志和等辞职离队，部队大部为刘湘收编，陈鸿文师归还邓锡侯，刘文辉只率残部两万余人退往汉源。
无敌神军
提到刘湘的“神军”，自然会想到“刘神仙”。在民国初年的历史上，“神军”和“刘神仙”影响深远，对整个四川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刘神仙”本名刘从云，道名白鹤，四川威远人，生于1883年。刘从云人很聪明，幼年时读过几年书，后来跟着一位江湖术士学术数，无论是拆字、看相、算命、卜卦，他都很少砸过锅。时间一长，声名鹊起，远近的官吏、富绅、豪商、袍哥头子都来拜他，认为此人的法术灵验。实际上刘从云是个心机很重的人，据曾跟从过他的道徒蒋尚朴在《刘神仙与四川军阀》一文中介绍，刘从云吸引人的最大法宝是“点道作功”：“作功运气时要从两腰和肚脐眼中间起，透出喉管，离顶命心冲出来一寸三分高，显出一条红线，红线顶上现出一颗红珠。无论行走坐卧都要想到这颗红珠，自然会起变化，而且变化无穷，随心所欲。但必须严守秘密，虽夫妻间也不能泄露。”
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