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严重的是他听说江苏省教育会要禁止模特写生，1925年8月22日他给江苏省教育会写了公开信，为模特申辩。上海市议员姜怀素读了刘海粟的信后，在《申报》上写了呈请当局严惩刘海粟的文章，刘海粟立即写文章反驳。
不料，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又向他发难了，在报纸上发表了给刘海粟的公开信，骂刘海粟“禽兽不如”。刘海粟毫无畏惧，挥笔复信回击。
紧接着，上任不久的上海县县长危道丰在报纸上登出了禁止人体写生的命令，刘海粟见禁令愤怒了，于是给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写信，请他斥责危道丰。
孙传芳与危道丰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当危道丰将载有“刘海粟函请孙传芳、陈陶遗两长申斥危道丰”的《申报》递给孙传芳后，孙传芳看了几行便问危道丰：“模特是什么东西？”危道丰赶紧答道：“就是一丝不挂让人画的女人。”接着又添了几句：“我刚接任两星期，决意整治上海的淫风败俗，才开个头，就遭到刘海粟的辱骂，上海的事我做不下去了，请联帅另委高人吧！”孙传芳又问：“他敢辱骂长官？”危道丰见机便用激将法：“联帅，他连你也不放在眼里，不然怎么敢公开向你施加压力！”孙传芳道：“一个手无寸铁的刘海粟敢如此妄为！”“联帅，下令吧，我立即派人把刘海粟抓来！”孙传芳想了想说：“无须动干戈，本帅给他写封信，婉劝几句，他敢不听命？”
孙传芳6月3日果然给刘海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展诵书，备承雅意……模特止为西洋画主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招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累牍穷辩，不惮烦劳，而不见谅于全国，业已有令禁止。为维持礼教，防微杜渐计，实有不得不然者，高明宁不见及，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如必怙过强辩，窃为智者不取也。”
这封信在6月10日《上海新闻报》上刊登后，震动了上海。美专的师生有的认为，孙传芳是五省联军司令，手操生杀大权，如果我们不给他留点面子，后果不堪设想。也有的认为，孙传芳代表的是封建势力，我们不能向他投降。刘海粟听了师生们的各种意见后表示：“我绝不放弃模特，绝不向孙传芳妥协！”
刘海粟10日当晚给孙传芳写了复信，信中说：“恭奉手谕，雒诵循环，敬悉钧座显扬儒术，教尚衣冠，振纪提纲，在此一举……敝校设西洋画科，务本务实，励行新制，不徒模仿西学已耳。”最后写道：“关于废止此项学理练习之人体模特，愿吾公垂念学术兴废之巨大，邀集当世学界宏达之士，从详审议，体察利害。如其认为非然者，则粟诚恐无状，累牍穷辩，干渎尊严，不待明令下颁，当自请处分，刀锯鼎镬，所不敢辞！”在刘海粟写这封信的夜里，美专的画室被流氓捣毁了。
孙传芳收到刘海粟的回信后，甚为恼怒，认为刘海粟不识抬举，没给他留面子，伤害了他的尊严，当即下了通缉刘海粟的密令，又电告上海交涉员许秋风和领事团，交涉封闭地处法租界的美专，缉拿刘海粟。急得刘海粟之师康有为一天三次去找他，劝他离开上海，他坚守美专不离寸步。
法国总领事认为刘海粟无罪，尽管许秋风一再交涉，并不逮捕刘海粟，领事馆为了让孙传芳下台阶，只好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孙传芳严令各地禁止模特，前次刘海粟强辩，有犯尊严，业已自动停止模特。
孙传芳不仅要求取缔模特，还极力反对女子穿旗袍。认为那种衣服太勾男人的眼珠儿，臂膀太袒露也是有伤风化。所以，一见街头妇女穿旗袍，他就双手掩目，转过身去，以示“非礼勿视”。他的姨太太不吃这一套，去杭州灵隐寺拜佛时，特地穿旗袍，孙传芳无可奈何：“内人难驯，实无良策的。”中国古代宴会有个游戏叫“投壶”，轮流将箭矢投入壶中，输了被罚酒。孙传芳对此特感兴趣，为显示自己温文儒雅，他特地在南京搞一个仪式，请章太炎先生前来投壶，但章太炎并未赏光。后来，国民革命军打败孙传芳，有人戏称是“枪炮战胜了投壶”。
五省联帅
1925年10月初，孙传芳派卢香亭、陈仪为前敌总、副指挥，率领部队向奉军驻地猛攻。奉军邢士廉师一触即溃，松江、上海先后被孙军占领。孙传芳从水路出发督师，由嘉兴上船前往苏州，孙的参谋处长崔可亭、政治处长万鸿图、副官长张世铭随行。接着，奉军丁喜春师不战而退，杨宇霆仓皇出走，一行于10月16日抵达南京。奉军溃退后，卢香亭、陈仪率大军渡江追击，姜登选亦弃职北返。11月初，孙传芳进驻蚌埠，在火车上办公。
是时，张宗昌派山东军务帮办兼第五师师长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领鲁军迎击孙传芳的部队，两军相持于任桥、固镇一带。张宗昌的白俄军队，以符离集为据点，猛扑孙军，战况甚烈。施从滨乘铁甲车指挥作战，在固镇以南被俘，鲁军被俘者万余人。
施从滨被俘，经卢香亭问明他是施某以后，报告蚌埠总部。孙传芳命令卫队团长李宝章将施押解来蚌，交军法处长陈锡璋审讯。施直认不讳，孙传芳决定立即斩决。时已午夜，有部下对孙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把施押送南京监禁。”孙不听，拍着桌子对部下说：“你我要是被他们俘虏，还不是被杀吗！”部下又劝孙冷静考虑，不可操之过急。部下说：“杀也可以，何必今夜，明天再问一次，杀也不迟。”孙声色俱厉地说：“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呢？”部下见孙主意已定，难以挽回，无语而退。孙即命令李宝章把施从滨由军法处押出来。施亦自知必死，他说：“就在这里执行吧。”李宝章终于把施押到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身首分在两处掩埋。从此埋下祸根，是为因果报应。
次日，孙传芳集合被俘的一万多名鲁军讲话，他说：“张宗昌是土匪，我们山东老百姓被他害苦了，我们一齐干，把张宗昌这个土匪赶跑，咱们老家好过太平日子。”被俘鲁军一致高呼愿跟孙大帅走。接着孙传芳即将被俘官兵改编，发还枪支，并开往前线作战。
11月8日，孙军先头部队占领徐州，张宗昌部向韩庄以北退却。这时，岳维峻由开封来徐州，要求孙传芳继续派兵北进，支援国民第二军攻打山东。孙传芳正在筹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未允所请，顿兵不进。吴佩孚也派高恩洪携款五万元由汉口来徐州慰劳孙军。这时孙与吴已有分庭抗礼之意，对于吴之慰劳，淡然视之。
孙传芳在徐州子房山大开庆功宴会，预先从绍兴运来醇酒十坛，山珍海味俱备，各方代表和孙军少将以上人员都来参加。此时孙传芳已是意态骄盈，不可一世了。
11月23日夜，孙传芳率总部人员由徐州凯旋南京；24日抵下关，住了一宿；25日早晨8时进城，先拜会陈调元于其私邸。这时文武官员已齐集督署，和陈调元来到督署后，即在大堂开会。孙传芳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以周荫人为福建总司令，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江西总司令一职，以后由吴佩孚和孙传芳会委邓如琢担任。孙传芳又派刘宗纪为参谋长，陈阉为秘书长，张世铭为副官长，万鸿图为政务处长，孙基昌为军务处长，程登科为军需处长，陈锡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正平和沈同午为高等参议。孙又聘日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金800元，优礼有加。名流如蒋百里、章太炎等，也都聘为高等顾问，以备咨询。此外，还办有联军军官学校一所，孙传芳自兼校长；并派赵正平主办导报社，作为联军的宣传机构。这是孙传芳一生最得意的时期，他的“功业”已经登峰造极。
蜗居沈阳
1926年孙传芳在长江以南与蒋介石北伐军作战失利时，决心与东北军合作，继续抵抗。但是在1925年，他曾袭击过东北军于沪、宁一带，迫使东北军放弃上海、南京、安徽等地区。宿怨未消，化敌为友大非易事。他遂决定亲往天津见张老帅（张作霖），动以利害，希释前嫌。他化装为一个商人，穿灰布大褂，贴身带两支手枪。搭津浦列车，坐在茶房的车厢内，只身北上。路过山东境内，张宗昌的密探密布车上，亦未发现。孙抵津后，即到英租界住宅给张老帅挂电话。接通后，便说：“我是孙传芳，由南方来，有事面商。”张接电话，久未作复，以为孙是敌方的主帅，如何能来天津，想必是带兵打过来的。最后，还是允予见面。孙见张第一句话便说：“完了！完了！我们北洋系的军人，眼看要全完了！只有团结起来，与北伐军作殊死战，否则将被各个击破。过去是兄弟阋墙，今日要外御其侮了。现在我甘愿做你的部下，听你指挥，请你不要见外。”张对左右说：“快请总参议来，共同商量。”杨宇霆进门，见孙在座，不觉面红耳赤，因上年他是江苏督办，被孙赶走，旧事不免耿耿于怀，孙急趋前握手说：“老弟！对不起，过去我们是自家人开玩笑，不要介意；共同商量今后的大计吧！”经此一番话，前嫌顿释。孙的联军改为第五方面军团，归张节制。这是孙不与北伐军合作而与张作霖合作的经过。以后张作霖到北京，做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孙实为策动之主要角色。
孙初到沈阳时，住商埠地齐宅，嗣因房舍狭小，迁至大西关大什字街一座楼房，据说是殖边银行旧址，房子很多，比较宽敞。后来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也接来同住。楼下为其副官、卫士等，约有20人左右。另外有一位赵秘书。他还有几位处长长住日本站（南满铁路车站用地），均携带家眷。最后孙又迁至三经路一所楼房，系新式建筑，比较舒适。他另有一位夫人住在大连。
他的生活比较简单，饮食不太讲究。杨宇霆由前方回沈阳后，他夜间多赴杨宅与之周旋。在家时，除会客或与下属谈天外，总是手不释卷，有时绕室徘徊，若有所思，很少休息。他在沈阳的各处长中常来见面的，为粮饷总办程步青（系其外甥）。此时他的军队仍驻关内。有一次来了一位军长李宝章，以后又来了一位王金钰，他的副官们均称为总参议，住了10日左右又返回关内。
他喜欢骑马，他曾由关内运来骏马十余匹，兴之所至，常于天朗气清之晨，驰骋于郊外公路上。他极爱枪。他的寝室墙上挂有长枪，每次外出，车上亦放有短枪。他常说：“军人不能离开武器，有备无患。”
他很喜欢看书。他不但好看线装书，也好买新书。有一次，他与下属到日本站一家日本书店，买了很多新书。正在选购的时候，卖书的日本人，忽然用日语对其下属说了一句：“此人是孙传芳。”下属说：“你认错了。”他说：“一点不错，我有相片。”当他到楼上取相片时，下属劝孙先走。下属付款后即携书回去。孙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懂得日语，他当时也感到很奇怪。回家后，部下深深惊叹，日本一个普通商人，也有第二个任务。
孙在沈阳，每日赴帅府办公，像张学良将军的一位贵宾，又像高等顾问。他们两人很亲近，军事、政治以至家庭琐事，无话不谈。当杨宇霆指挥军队驻守榆关、昌黎一带时，孙曾亲至前方慰问东北军。那次坐的是专车，有米春霖、王烈诸人同行。有人私问孙到前方去做什么。他说：“你们总司令对杨宇霆不大相信，不知他在前方搞什么名堂，让我去看看。”及至前方军事结束，杨宇霆回沈阳后，孙白天仍到帅府，夜间多赴杨宅与杨周旋。但他从不访晤别人，即万福麟来谒，亦未回拜。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有一次，孙传芳与其亲信一同到杨宅，刚坐下，杨宇霆说：“阿斗为何还不见来？”少顷，张学良将军亦到。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将军每晚均到杨宅，与杨极力周旋。在归途中，亲信问孙：“阿斗是谁？”孙笑答：“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你们总司令。”亲信说：“为什么这样称呼？”孙说：“他一向是这样说法。”
血溅佛堂
1935年11月3日，星期三。天津英租界20号路134号，一座宏伟壮丽的深宅大院。孙传芳下野后，皈依佛门，成为在家修行的居士。每星期一、三、六还要去居士林听经。此刻，他蓝绸棉袍，灰春绸棉袄裤，系着白布腰带，白洋褂，青缎鞋，从楼上下来正要出门。
夫人周佩馨过来：“馨远，天气不好，今天不要去了。”
孙传芳笑着说：“夫人，恶尽言功，善满曰德，全凭诚则灵，这些年我专心念佛，连过去浮躁的脾气也改了，怎能不去？”
“馨远，天气不好，我今天不陪你去了，早点回来。”她亲自拉开小轿车的门。
下午两点左右，一位30岁上下的女子来到居士林，径直来到富明法师面前，双手合十：“大师，我有心礼佛，但经文难懂，如何能念？”
“心诚则灵，诵经的好处极多，试看下台的要人靳总理：孙联帅都皈依佛门，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法师，孙联帅可是孙传芳？”
“正是，他是本林的理事长，每次都来，功夫甚好，日前已在仁昌广播电台中布道讲经了。”
“法师，入居士林可要什么手续？”女子诚恳地询问。
“女施主，请填一份志愿书，并交费一元。”
女子接过志愿书，在上面工工整整填上姓名“董惠”。富明法师披着绿绦浅红色袈裟，上法堂讲演经法，这时佛堂的大门开了，孙传芳身披黑海青缓步进入大殿，他登坛焚香，拜了几拜，然后在蒲团上坐下，面向东方，两足交叉置于左右股上坐禅。
香烟缭绕的佛堂，仿佛是极乐的世界，经声朗朗，十几名善男信女如痴如醉，欲醒欲睡。只有董惠一颗心在猛烈地跳动，她棉袍的暗兜里藏着一把崭新的六号勃朗宁手枪，枪膛里压上六颗闪闪发亮的子弹，紧握枪把的手湿淋淋的，全是汗水，鬓角额前鼻尖也冒出密密的小水珠。
女教友关心地说：“到前面去吧，那里好一点。”
董惠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立即站起来，来到孙传芳的身后，她默默地念着：“爸爸，十年大仇，今天要报了。这是女儿多年求之不得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爸爸，你要助我一点勇气！”
董惠迅速掏出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啪！”一扣枪机，子弹飞去，孙传芳的身体似乎怔了一下。“啪！啪！”紧接着又是两枪，一粒子弹从左额角打入，由右额透出，另一粒子弹打进脊背，从胸膛正中飞出，他应声扑倒于佛案之旁。
董惠满脸杀气，手里握着枪，厉声狂喊：“大家不要害怕，我是替父报仇！”随即，她冲到院子里，从大衣兜中掏出早已印好的传单和告国人书猛地抛向空中，上面油印着：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文·冇·人·冇·书·冇·屋←
仇女施剑翘谨启
孙传芳的遗体一身法衣，脖子上戴了一串108颗玛瑙石的佛珠，头上还缠着白色的纱布，躺在一具上好的金丝楠木棺材里。他的墓地选择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左侧，墓书：恪威上将军孙公讳传芳暨元配张夫人墓碑。
冯玉祥：一生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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