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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枫的话语中透露出一股无奈，劳尔森倒也理解，叶枫真的是无奈为之，他也不是真的这么想将人下大狱，实在是贝元鹏在密市的作为影响太过严重，也许不是每一个地方长官都看清楚了贝元鹏的作为到底有多大的实质害处，简直就是提供了以权谋私的温床啊。但现在因为法律的不完善，贝元鹏清白脱罪，就更容易让人误以为这种行为并不是太过严重的问题，叶枫现在无法杀猴，就只能杀鸡，而且要杀几只大鸡，抓两个典型扭转这个看法。
劳尔森点了点头，然后又问道：“到时是否要继续起诉贝元鹏？”
论典型，论造成的影响之大，后果之恶劣，文件上可没有哪个人可与贝元鹏相比。
叶枫深吸了一口气道：“法律也有先后，贝元鹏本身又并没有污点，既然他现在已经被判无罪，我们当然要遵守现行法律的规定，法律完善后，已经不适用于他了，若再强行起诉，那就真正是在针对他个人，这不好，而且也真正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当然，若未来他还有这种行为，自然不消说，不过，我相信经过此次，在这一点上他应该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再说他不是要竞选国会议员吗，他自己当了国会议员，应该会更加能够感受到行政法规命令代替议会立法的害处吧”
“国会议员只怕他还真的很难当选呢，要知道他才刚刚脱罪，就去竞选，身上还带着政治污点，很难让民众相信于他”岑仲廷笑道。
叶枫却摇了摇头：“不，虽然从感情上来说，我并不希望他当选，但并不代他竞选就一定失败，其实这一次的风波，对他个人来说，也并非全是劣势，首先，证明了他个人的操守是非常好的，二来也让人注意到了他在遥远的密市在发展经济方面还是表现了相当的能力，也就证明了他并非是能力平庸之人，而且你看他的讲话，话里话外其实都在撇清他在密市的行政错误不在于他个人，而在于责权利方面的界限模糊，同时也宣扬了他在密市的工作实际上成果是斐然的，虽然有一部分人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你看他说的，在那个阶段，哪个省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不会有一部分不能得到应有的经济发展成果呢。而且因为他个人操守清白，使得他所说的行政官员贪污等以权谋私是一种个人行为及司法监督等机构的失职，责任主要并不在于他似乎就有了些说服力。所以凭贝元鹏的能力，若是竞选国会议员，他还是有很大希望可以成功的反倒他若是竞选地方市县行政长官成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是民众直接选举的，他的污点实际上对于大部分民众并没有多大作用，甚至普通平民也不能看到他在密市那种作法的害处，密市数年经济大发展的成果还是可以看到的，而他个人操守清白却受到三次审判，在民众当中反而很可能挣到感情同情票，只要他把身上的那些污点尽量撇清自然还是有很大机会当选成功的，倒是竞选市县长，因为是由议员投票，他当选的可能性要得小的多，原因，自然是议会等机构会担心贝元鹏跟密市任上一样未来架空议会等机构的存在。
这时劳尔森也点了点头道：“不错，更何况贝元鹏的选区在河南省，他在河南省从政十数年政绩其实很不错，当选河南省籍的国会议员确实有很大可能”
叶枫沉默中慢慢点头，不过他不打算跟当初刚发现贝元鹏的问题时那样，准备在贝元鹏真的竞选议员时通过行政手段干扰，毕竟贝元鹏本身操守确实不错，这推翻了当初叶枫以为贝元鹏可能屁股底下极不干净的推断，而且他刚才所说的要在法律上尽力将模糊界限消除，在加强法律效力与定义上多做工作，这一点符合叶枫的想法。
国会议员不同于最高行政长官，议员权利再大，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所有工作的，不像行政首长制定法规和下达命令，一个人可以影响一片，一个法律是需要一群人而且是一大群人取得共识才能成功的。
所以虽然贝元鹏上了叶枫需要注意的黑名单，但若他只是竞选国会议员，叶枫并不打算干涉。他也无权干涉这种民选结果，当然他若是竞选地方行政官员，叶枫就不得不注意一下了，不过那是他未来可以干涉到的，而且叶枫相信，竞选地方行政官员，贝元鹏成功的希望实在太小
第五卷 新世界之新秩序 第524章 要变天了（五卷终）
第524章 要变天了（五卷终）
1924年1月21日，被称为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乌里扬诺夫与世长辞。
实际上乌里扬诺夫的逝世早有征兆，1918年1月14日，乌里扬诺夫在圣彼得堡完成一次演讲后，和瑞士GC党人弗里茨？普拉廷共同乘坐一辆汽车，在经过一座桥上时，突然遭遇12名不明身份的枪手猛烈射击。普拉廷急忙将乌里扬诺夫的头部按在座位下，而他自己掩护乌里扬诺夫的手却被打得鲜血直流。事后契卡（全俄肃清反**和怠工委员会）人员未能抓获枪击者，也未能确定杀手的身份。
据后来移居国外的行刺者透露，组织这一行动的是沙科夫斯基公爵，他为这次行动赞助了50万卢布，当然，这个论点其实有很多疑问，后世学者根据一系列解密资料认定，当时乌里扬诺夫的助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尼有着重大嫌疑。
不管刺杀事件具体何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虽然才年仅54岁，但此前因为长期的**生活和紧张的战争，乌里扬诺夫的健康状况就已经受到了不小影响，而这一次刺杀中乌里扬诺夫虽然逃出死劫，却也因此受了更严重的伤害，子弹留在他的颈部，靠脊柱很近，约1cm，当时的医疗条件无法安全取走子弹。
直到1922年4月24日，才由一位德国医生为乌里扬诺夫实施手术取出了子弹。但1922年5月，乌里扬诺夫就第一次中风，右侧部分瘫痪，开始减少政务。同年12月第二次发生中风后，他停止政治活动。1923年3月，他第三次中风后，直到去世一直卧床不起，也不能说话。可以说相当于自苏阿战役之后，乌里扬诺夫除重大事件外就已经很少处理苏俄的政务，他在存在完全是一种精神性的象征。
虽然两年内都很少干涉苏联政务了，但做为事实上苏联甚至世界无产阶级象征的乌里扬诺夫逝世还是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强列的反响，或者说也引起了一轮躁动，这个庞大却价值观念与西方国家已经完全格格不入的欧洲大国的未来走向值得每一个国家关注，阿英法美意等国自不必说，特别是与其紧密相邻又有着切身仇恨的阿拉斯加，对此事件更是保持了高度的关注，甚至于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国会选举在高层眼中也成了次要关注的目标。
“去年8月，沃伦。哈定猝亡，美国总统换成了卡尔文柯立芝，10月中国总统换成了曹锟，而进入今年就是前两天，乌里扬诺夫死后的第二天，麦克唐纳组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党政府，现在乌里扬诺夫死了，苏联也可能开始新一轮政治洗牌，加上今年美国总统还将大选，我们阿拉斯加同样处于选举年，我说，怎么就这么巧，这一年里，居然全球数个主要大国居然都有可能更换领导人”刘楚雄看着手里的电报笑道。
便是叶枫此时想来，也觉得确实有够凑巧，当然只是觉得居然数个大国都将可能在今年更换领导人有些巧，倒不是觉得乌里扬诺夫死得巧，虽然不记得历史上的乌里扬诺夫到底是哪一天死的，但叶枫却清楚的记得是1924年，对于苏联的政治变化，叶枫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缺少了解，依照对历史的了解，他知道苏联未来的政治大致走向。
“根据我们的情报，乌里扬诺夫死后，最有希望掌握大权的自然是现任总书记朱加什维利，不过据息乌里扬诺夫的遗嘱对朱加什维利很不利，其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已经向政治局递交了遗书，要求调整朱加什维利的职务，所以现在看来，这个最稳当的其实也大有可能出现变化。”这时坐在会议桌下首的中情局长史密斯道。
“其他最有可能的应该不出托落茨基，加里宁，布哈林等几个目前政治局主要领导阶层了，不过说实在的，对于他们的政治选举方式有些让人看不懂，完全是一种继承或指定性质的，而不是由人民或人民代表选举出来的，具体最后谁来掌权，只怕还得经过一番风云变幻的内部政治斗争才可能得出结果，一句话，苏联可能要内哄了”
不愧是掌权十数二十年的国家元首，叶文德一句话点出了乌里扬诺夫死后苏联可能的政治形态，让叶枫也不得不佩服，实际上乌里扬诺夫死后，苏联人民的痛苦才真正的到来了。
记得乌里扬诺夫死后，后来坚持反苏立场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这样评论：俄国人民掉进泥潭苦苦挣扎，对于他们来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乌里扬诺夫的的诞生，而第二坏的事情则是他的死亡。
虽然这只是丘吉尔带有个人观点的评价，但无疑，点出了乌里扬诺夫之死的后果。
“其实乌里扬诺夫早在第一次中风以后，就完成了一份遗嘱并交给了其妻克鲁普斯卡娅，评论了六位苏共的高级领导人，包括：朱加什维利、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六人。而现在看来，这六人自然也是最有可能登上苏联最高领导人位置的。其中对朱加什维利的看法是“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史密斯这个情报头子笑道：“由于同期乌里扬诺夫和朱加什维利在关于外贸垄断和格鲁吉亚事件问题上发生争执，1923年1月4日，乌里扬诺夫又为他的口授记录作了一个补充，是专门针对朱加什维利的：朱加什维利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GCD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朱加什维利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而这份补充就是现在克鲁普斯卡娅交给政治局的遗书当中对朱加什维利最不利的。虽然现在我们得到的情报是还在争执当中，但可以肯定，朱加什维利会因此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真的可能因此而断送登上最高领导人位置的希望”
史密斯的情报和分析让叶文德，刘楚雄，李成玉等人都点头认同，唯有叶枫摇了摇头，坚定的道：“不，杰斐逊，我敢肯定，这个遗书对朱加什维利无法造成实质的影响，最后朱加什维利会取得这场争夺的胜利，因为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苏联人的政治模式，就像总统所说，他们的政治是一个让人看不懂的，非民主的政党集权式政治，而同时这种政党集权最后也会在其党内部产生个人集权，朱加什维利有最大的优势，什么优势，那就是他在总书记这个位置上呆了两年了，自乌里扬诺夫第一次中风后，朱加什维利实质上已经开始掌握苏联最高权利，虽然因为乌里扬诺夫的存在，这种权利还受到了部分制约，但所谓名正则言顺，在此期间，朱加什维利完全可能因为这个权利和地位凝聚起一批他自己的支持者，这种优势不是任何人可比的，乌里扬诺夫生时无法直接将他从这个位置上赶下去，他死后，凭一封遗书你们认为有可能吗？”
叶枫的分析让史密斯等人又悚然而惊，说白了，就是他们没有马上从民主国家的角度转化过来以纯粹的苏共模式来看待他们内部的权力交接，这种权利交接可以说完全就不是人民不是基层可以决定的，而是其内部可能小范围即中央委员会甚至政治局内部的较量，在这种小范围内，不管较量如何惨烈，但朱加什维利这个目前实质上掌握最大优势的人获胜的希望无疑是最大的。
“如果是朱加什维利最终掌握最高权利，短期内可能对我们有利，毕竟他是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是放宽贸易的支持者，但从长期来看，坚持这一有利经济政策的朱加什维利又不是符合我们阿拉斯加利益的选择，因为一个经济相对充满活动，可能更快恢复甚至更快强大起来的苏联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威胁”叶文德皱了皱眉头道。
“要不要动用红蝶，换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人上台”史密斯问道。
刘楚雄闻言却对着史密斯笑道：“杰斐逊，你当苏联是我们家开的，想换就能换，一个红蝶，威力再大，在这种层面上也不可能产生根本性影响，这样重要的伏子不能轻易动用，就算不想朱加什维利上台，我们也只能想其他办法，不过我估计也不会有多少办法，毕竟苏联政治相对封闭，连其国内下层都无法起到作用，外国就更难以干涉。”
叶枫此时却呵呵一笑道：“正好相反，在我看来，朱加什维利正是对我们而言最合适的人选，纵观现在的苏联几个主要领导人，没有哪一个比他更符合我们阿拉斯加的利益。”
叶枫一句话，把与会人员的眼光全部吸引了，叶文德，刘楚雄等人都很是迷惑的看向叶枫。
“你们记得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是怎么来的吗？”叶枫笑问道。
“当然记得，说白了，跟连续的战争，跟他们因实行战时GC义经济政策而导致经济崩溃有着很大的联系”叶文德点头道。
苏维埃于十月**掌握国家政权后，随即爆发大规模内战，乌里扬诺夫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苏俄政权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同时也尝试直接向GC主义社会过渡，于是在1918年6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了实施“战时GC主义”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包括：强制征收农民除维持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粮食（即余粮收集制），国有化所有大中企业，国家垄断所有外贸活动，禁止商品交易并实行计划配给制，对工人采用严格的管理制度，罢工者即行枪决等。
战时GC主义政策很快就导致了经济崩溃，到1921年，俄国的重工业产量只有一战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圣彼得堡失去75的人口，而莫斯科的人口也减少了50。而余粮收集制也严重打击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成为日后饥荒的主要原因。
最后由于长期的内战和余粮收集制的实施，粮食供给明显下降，而在内战基本结束之后，又发生了规模庞大的苏阿战役，苏俄当局没有终止战时GC主义政策，导致1921年春季出现了波及30多个省的严重饥荒，据估计期间全俄约有500多万人饿死，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同期的农民也对苏俄政权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发生了反抗征粮的坦波夫叛乱。乌里扬诺夫则认为这是“富农暴动”，下令由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红军使用毒气镇压抗粮农民。1921年2月21日，圣彼得堡发生了喀琅施塔得事件，曾经在十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他们要求苏俄当局实现言论自由、解除贸易限制、重新选举一个“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乌里扬诺夫派加里宁前往劝说无效后决定使用武力，令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攻陷喀琅施塔得镇压了水兵暴动。
虽然成功的镇压了叛乱，但1920年至1921年间连续发生的国内叛乱迫使乌里扬诺夫承认：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GC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是错误的。
于是自1921年3月21日开始，苏俄放弃战时GC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余粮收集制，实施实物税；停止配给制，允许商品买卖；放松外贸管制，鼓励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