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河。因为它是弯弯曲曲的，人修的渠是取直的。岸边有很粗而疙疙瘩瘩的树，老树，树叶落在水上。母亲说。
您的记忆很肯定，附近有一座山？
小山，不高。肯定有。在河的北面。母亲说。
老王站起身来，说咱们走吧。我已经知道那大概的方向了。
我和母亲半信半疑地跟着老王上了车，他对司机低语了一声，车就飞快地沿着白杨大道驶去。
到了一处疏朗的房舍，周围有不浓不密的林子，地面有些残存的鹅卵石，像半睁半闭的疑惑之眼。
其后发生的事，恍若慢镜头。母亲一跃下了车，踢着那些鹅卵石，飞快地向远处的房舍走去。我想紧跟上，老王示意我拉开距离，以给母亲一个独立回忆的空间。于是放她苍凉地一人走向往事，我们默默地跟随。
母亲举步如飞，跑到一所孤独的木屋旁，目光如啄木鸟，从地基敲到檐顶，然后又一寸寸地凿下，好像要把那些木棂中的年轮剥出来。
我以为母亲会说什么，结果她什么也没说，就倒着身子，退开了。我忙凑过去，没想到她又疾步走上前去，我紧跟，听到了她对木屋说的话──你怎么比原来变矮了？哦，是了，我知道了。我们都老啦！
母亲拉着我的手，登上木屋的台阶。那台阶吱吱扭扭响着，这声音亲热地召唤母亲，从她的耳鼓潮水般地蔓延开去，扩展道整个身心。
这是一座说不上年代的俄式建筑，当年不知漆过何种颜色的油漆，现在已完全脱落，连绿豆大的一点遗迹都不曾留下。
每一寸木纹都裸露着，好像森林老人住的原木房子。高高的挑檐，抗拒着岁月的磨损，依旧尖锐地飞翔着，几乎把草原湛蓝的天空刮出伤痕。檐口的滴水槽已经残破，水线蜿蜒，好像一把用旧的木锨还牵着淋漓的泥浆。屋顶上小塔式的烟囱半边坍塌，露出被壁炉焰火熏黑又被风雨漂白的栗色。悬山的边缘已成锯齿，唯有山墙像倔强老人的脊背，昂然挺立着。阳台的栏杆，有美丽的螺旋状丝纹，不可思议地保持着精致的形态，透出当年的华丽。游廊很宽敞，木地板由于多年无数双鞋的摩擦，生出短而茸的木刺，在舒缓的木弧中被浮土半遮半掩。
一把大锁禁锢着历史。母亲紧张地扒着门缝向里张望，如同孩童。老王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找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开了门。原来这里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是军队的产业。
木屋的中央是气势宏大的客厅，虽堆满杂物，仍看出往日的磅礴。四周是布局严谨的小房间，年代久远，已察不出主人修造时的匠心。我们在灰尘中走动，搅起呛人的烟尘。母亲的目光如蛛网一般，打捞着游动的往事。她一定是看到了我所无法窥见的影像，与那时年轻的自己对话。
你好啊！老房子，我来看你来了。你还记得我吗？这就是当年那个爱哭的孩子啊！我们一道从北京来看你，你还记得我们吗？母亲拍打着积满青灰的栏杆，对着空中自语。
我和母亲拉开一米远近，怕惊扰了她的思绪。没想到母亲执意拉着我，好像面对久久不见的亲戚，不停述说──那里，就是我睡的床，抱着你，坐在床上。那些夜晚，总也盼不到天亮……她指着一个堆满军械的角落。──那里，就是小胖子煮野鸽子汤的地方。她指着回廊的拐角处。你该叫他小胖子叔叔的，要是没有他的好心，这世界也许就没有了你。他如果还在世，该有八十岁了。──那里，就是整夜摇晃的小榆树啊，天！它长得这么高，成了老榆树了……她指着窗口外的树枝，我眨眨眼，看到那树应声弹下几斑苍凉的绿泪。
木地板在我们的脚下波动，我问母亲说，它们是不是晃的更厉害了？母亲说，没有啊，它们和以前一模一样。真奇怪。哦，对了，人是熬不过木头的。
那位开锁的士兵，从我们的对话中，明白了原委，恍然大悟道，啊，你们从北京赶来看它。来得正好，再有一个星期，它就被卸成一堆木板。
在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中，已几次动议拆除这老屋，不料每次临动手的时候，就出些意外的变故，阻止了工程。这一次，推土机已备好，再不会拖延了。
呵，老屋一直在等着我们，等着母亲布满褐癍的手最后的抚摸。等待当年的孩子，再看一眼它斑驳的木纹。
山不在了，河不在了，但老屋尚在，与我们母子相会于它生命的夕照。
老王后来告诉我，五十年代，贯穿伊宁市的河流只有两条，背后依山的就是这条河。后来，城市变迁，山被砍平，填了河床，地表上的旧貌已渺无音讯。此地原来确属巴岩岱管辖，但行政区划几经变更，如今已归属市区，难怪母亲在巴岩岱百寻不到了。
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老屋，我从摇曳的榆树摘下几片树叶，从地上拘了一捧黄土。我会把它置于父亲的墓前，我猜他会在有月亮的晚上，轻轻地闻着树叶，用手指捻着黄土纷纷落下。父亲一生戎马生涯，他眷恋他骑马挎枪走过的地方。
母亲安宁了，好像同我交割清了生命的最后一笔帐目。我却接过一副沉重的挽具。你已知道生命的源头，你不由得张望生命的尽头，心中惴惴。当你有朝一日，一切归于永恒，背负黄土，仰望星空，检点一生：你啊你，可对得起三千银翅、一篷绿荫、古旧的木纹和一个名叫小胖子的老兵？！
离开新疆前，我应邀作一场讲演。主题发言以后，我说，我有一个私人问题，求助大家。我出生在伊宁巴岩岱，我不知巴岩岱是什么意思？谁能帮我解答？不一会儿，纸条递上来了，说：“巴岩岱是一句蒙古语，意思是──大雁落脚的地方。请问你何年再回新疆？”
我一时热泪盈眶。新疆是我生命的始发站，只要我还在天际运行，无论飘到何方，都会彗星回归。
又传上来一张纸条，上书：“我们几位伊宁人，想把自己的家腾出来，为你建一间文学馆。让天下更多的人们知道，伊宁出了个你。”
我感动，为着家乡人的热忱。半晌，我说，毕淑敏何德何能，能承受伊宁人的如此盛情？我的老乡们，听我一句话。自家的房子，还是好好装修，住的宽敞一些为好。如果实在空闲，就开一个小饭铺，卖手抓羊肉和伊犁草原上的马奶酒吧！那是天地的精灵。
*女抓捕手
她抚着膝盖说，我也很为自己抱屈。但没有办法啊。你想，我买的算是工作服。能穿着裙子，一脚把门踹开吗？ 我如受了惊的眼镜蛇，舌头伸出又缩回。把门踹开！乖乖，眼前这小女子何许人？杀人越货的女飞贼？ 见我吓得不浅，那女子莞尔一笑道，大姐，我是警察。 我像个真正的罪犯那样，哆嗦了一下。
为了雪山的庄严和父母的希望
我发表处女作是一九八七年，那一年我已经三十五周岁了。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
编辑说，看你的写作水平，应该有十年以上的写作经验了。在这之前，你在干什么？
在写作以前，我在遥远的西藏当兵，学的是医务。十一年之后，转业回到北京，在一家卫生所当所长。我在白衣战士的那条战线上，当到了内科主治医师的位置。假如不是改了行，就当到了副主任，您现在到医院看我的门诊，就要挂三块钱一个的号了。
一个女人，更具体地说是一个医术很好颇有人缘的女大夫，为什么要弃医从文，在已过了“而立之年”的沉稳日子里，要拿起生疏的文学之笔开始艰难的跋涉？
在许多孤寂写作的深夜，我对着苍天自问。
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到一个苍凉而喑哑的声音，在寒冷的西部呼唤我。
我知道苍茫的云隙中，有一双期望的睿眼在注视着我。
我没有办法抗拒。你可以违背一个人的意志，但是你不能违背一座雪山。
这就是昆仑山啊。我们民族最伟大的峰峦。
不管文化古籍里怎样考证，说传说中的昆仑山是现如今的什么什么山，我总认为它不是一座具体的山，而是一个象征。想想那时候，交通工具多么不便，又没有精确的地图，指南针还没有发明出来。古人们绝不可能把山与山的分野搞得条块分明。他们只有对着西部广袤的隆起兴叹，在落日辉煌的余辉里，勾勒云霭中浮动着的鬼斧神工的宫殿……于是他们把无数神奇的传说附丽其上，敷衍出最雄伟的想象。那里有九条尾巴的天神把守的天宫，那里有直插云霄的天稻，每一粒谷子都是鸡蛋大的玉石……
无独有偶。在印度辽阔的恒河平原上，更为优雅的神话野火般流传。赤足的人们向西眺望，看到皑皑的冰峰劈裂云霄。他们认为有超凡入圣的法力统治其上，于是说那里是佛祖居住的地方……
两大古老种族神秘的目光交汇于此一～这就是地球上最高耸的原野——藏北高原。
当我十六岁的时候，离开北京，穿上军装。火车不断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又换上汽车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上奔跑了六天以后，到达南疆重镇喀什。这一次汽车不是向地面上的哪个方向行驶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经历了六天无与伦比的颠簸，我作为藏：北某部队第一批女兵五个人当中的一员，到达了这块共和国最高的土地。
这块土地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公尺以上，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阿里”。
没有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博学的藏学家，也没能给一个明晰的回答，只是说这个词汇可能属于一个早已消亡了的语系。于是我就沿用了一个我在阿里搜集到的民间传说：阿里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么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牦牛和我的盐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险恶的风暴？不知道。人类的远祖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道永恒的谜。也许在先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它们都在呼唤喊着“我的”。
我小的时候，学习很好。语文好，数学也好。语文老师说我以后可以当个记者（不知为什么她从来没提到要我当作家，可能觉得当记者比较实际，而如何才能当上作家，她也不知道）。数学老师则说我以后可以上清华大学，成为一个女数学家。我回到家里，很高兴地把这些话学给妈妈，没想到她训斥我说，这都是老师们逗你玩的，你永不要相信别人说你如何好的话。
我挺伤心的，从此养成了对别人的夸奖总是半信半疑。我不知这习惯到底好不好，但它使我在荣誉面前天生的镇静起来。
我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据说是很难考的，录取率只有几百分之一。更不消说，各小学校都是把招生单给了最优秀的学生，使竞争出奇的激烈。而且女生录取的很少，只及总数的四分之一。
我考上了，妈妈难得地高了一回兴，但是我已经养成了荣辱不惊的脾气，并没有特别的兴奋。
在外语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很好。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当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平时都是五分，期末考试都是“优”。我后来在军医专业学习的时候，每次考试也都是第一。由于一贯的优异，使我在内心深处看不起在校学习这件事。你想啊，上边有老师喋喋不休在讲，周围有同学可研讨，你什么事都没有，一门心思学那点前人遗下的知识，你要是还学不好，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
我在外语学校最大的收获，是见了一个比较大的世面，读了不少的书。退回去三十多年，许多社会名流的孩子已经在反帝反修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开始学习外语。我们这所学校干部子女的密集程度，大概超过了京城的任何一座学校。我的父亲是军队的一位正师级干部，但相比之下，我只能算作贫民子弟。由于我优异的学习成绩，使我保持了一种尊严的生活态度。我得以近距离的观察到真正的“贵族”气派，看到它的华贵，也看到它的赢弱。
读了许多的课外书，则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的停课。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平日里我们是没有机会读小说的。功课压得非常紧，老师原本要求我们夜里说梦话都要用外语的。只是图书馆里的书可不是无偿看的，看一本，要写出一篇批判文章。
刚开始大伙觉得这个交易做得来，不就是看完之后胡乱照着报纸抄点革命词语就能交差了吗？于是大家都去借，并相约看完了自己的那本以后，彼此交换。这样各人写一篇批判稿，并可以看几本好小说。
但实践的结果并不美妙。很多人书是看了，但批判稿久久写不出来，时间长了，就失去了继续借书的资格。我也不愿意写大批判文章，你想啊，都是世界名著，看的时候，对大师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书皮一合上，就要批判他们，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但管图书馆的小个子老师很严厉，交不了稿，你就永不要想从她的手里再借出一张纸。为了阅读大师们的作品，我只有硬起头皮来批判大师们。
道理虽说明白了，但写的时候，心痛如绞。我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比如看完《复活》，我就在纸上写：以下部分暴露出列夫·托尔斯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倾向……然后我开始大段地抄录老托尔斯泰的原文，抄得很仔细，连一个标点都不曾错落……
还书的时候心情好忐忑，生怕小个子老师看出什么。没想到她连连表扬我的认真，原来她是只看标题，看字迹是否整齐，看篇幅的长短，并不在意你写的是什么。
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借书和写批判稿了，同屋的同学开始央求我，要我看完了书暂不要还，让大家都传着看一遍。我当然不能拒绝，只是有的人看得很慢，已经过了好多天了，你问她看完了没有，她还说没完。知道书看到半截被人夺走的苦处，我不好意思催，只得耐心地等。但看惯了书的人，就像大烟瘾，是很难忍得住的。我就在下次借书时想办法——连借带偷。图书馆的小老师对我已是十分的信任了，每次我来借书，她不跟着了，让我自己在书架里挑。
我们的图书馆是一座建立于本世纪初的西式楼房，窗户很高很小，像旧时的教堂。加上书架遮挡了大部分的阳光，走道幽暗深邃。这真是一个作案的好场所。我在书架里转啊转，看到一本好书，就夹在胳窝的衣服里……这样几圈下来，双臂就像机械的木偶，动也不敢动了。最后僵硬地走到老师跟前，只把手里抱着的书登记。
这样我看好几本书，只需写一本书的大批判稿，不但减轻了手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减轻了心灵的负担，不必昧着良心写那些可怕的话了。更不消说我的同学们也可以比较从容地看我借来的书了。
但还书的时候，气氛挺吓人的。借的时候，只图一时快活，完全忘记了是从哪个犄角旮旯掏出来的书，可还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小老师是很认真的，一旦她发现大量的图书放错了地方，怀疑到了我的身上，我的秘密书库就彻底摧毁了。我谨慎地控制着偷书的数量，严格地完璧归赵。每次还书的时候，身上夹带着好几本书，像个沉重的孕妇，还要等着小老师验收批判文章，心中狂跳不止。待老师那里过了关，急急钻进书架的峡谷，拼命回想上次取书的位置，冷汗涔涔。好不容易放了回去，刚轻松了一秒钟，又贪婪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