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不是吗？”晓光坐到床沿，想把捂住嘴巴和鼻子的口罩摘掉，被杨红叶拦住，晓光赶紧说：“妈，你担心什么啊？我身体好，不会被传染的。”
“那也不行。”杨红叶看到杨妈妈还有晓光，精神好了许多，“你忘了，这是传染病医院，不是闹着玩儿的。”
“晓光，你的心情你妈知道，别闹了。”杨妈妈坐在床尾打量着杨红叶，对晓光说，“少让你妈说话。”
“戴着口罩，怎么唱歌啊？”晓光嘟囔着说。
“你唱吧，这样我也能听见。”
晓光狠狠把口罩摘了，“不戴了，死了就死了，和妈妈死在一起没什么害怕的。”
杨红叶听到晓光这话，两行热泪滚落下来。杨妈妈见状，起身拍了一下晓光的手臂，坐到床头的椅子上，掏出手绢给杨红叶擦泪。
“晓光，我们都不死，我们要活着，我们要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看到杨红叶的热泪，晓光自知失言，又听杨红叶这么说，就使劲点头，“我还是不想戴口罩。那我唱完歌再戴上吧。”
杨妈妈起身，“你陪着你妈，我去打些水来。”
病房里只有杨红叶和晓光了，没有了旁人，更让晓光大方起来，给杨红叶唱起了《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唱完，晓光重新戴上口罩，“妈，你觉得我唱得怎样？”
“听着，嗯，好像有些跑调……”杨红叶对这首歌太熟悉了，一九三四年电影《桃李劫》一上映，她和她的同学们整天高唱着这首歌，歌声在北平的晴空里回荡。再后来，到了延安，她和高飞一起多次组织农校的学生唱这首歌。高飞唱歌也跑调，晓光怎么把高飞的这个基因也遗传了？就像晓光真的是他亲生的儿子一般，没有忍住还是说，“你跑调真像……”
“像我爸，是吗？”晓光看着杨红叶问，“姥爷姥姥都说过很多次了，以后不要说我跑调，因为老说我跑调搞得我都不敢唱歌了。”
杨红叶逗他，“那就不唱呗。”
“可是我又想放声唱歌啊。”晓光又回到杨红叶开始的话上，“妈，有个事情我一直没跟你说。”
到了西安，进入这个医院，晓光的心就往下沉，鼻子里是消毒水的味道，这味道就像是死神的气息，令他恐惧失去杨红叶。到了病房，看见脸色青白的杨红叶，晓光更是加强了这种恐惧，他不想再把那个秘密隐藏，不想再隐瞒杨红叶。
“什么事情？”杨红叶盯着晓光，有些预感晓光要说的事情一定和高飞有关。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她总是会想起高飞，这个已经被她遗忘的人又闯进了她的脑子里。
“前几年，你和姥姥去部队演出了，我被冯伯伯带到西安来过，就是那次我带回饼干啊、点心的那次。”
“我知道。怎么想起说这个？”
“那次我见到了爸爸。”晓光说着，目不转睛看着杨红叶，看着她的反应。见杨红叶的眼睛闪了闪，晓光心里定了许多，“姥爷和冯伯伯不让我给你说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憋在心里，我一直难受。”
杨红叶释然了：那次晓光被带到西安来见高飞，间接说明高飞不是叛徒，这和她对高飞的了解相吻合。那又是什么原因让冯劲松说高飞是叛徒呢？这里面一定有隐情。她问：“除了你爸爸你还见到谁了？”
“还有两个阿姨。当时不让我们随便见人，那天我们一起玩，晚上我就和爸爸睡在一起。”
“爸爸说什么了吗？”
晓光停在那里：这样告诉杨红叶，好像有些不对。别看晓光只有八岁，已经很懂事了。他对杨红叶说：“就是要我好好学习，以后还有机会见面的。爸爸老说他回不去了，说了很多遍。”
“回不去了？”高飞是叛徒的事实确实令他回不到革命队伍里面来了，杨红叶心底琢磨着高飞这句话，叮嘱晓光，“这个事情你还对谁说过？”高飞是叛徒，凡是认识高飞的人都知道，组织上也是这么认定的，所以杨红叶还是担心晓光对其他人说起见到高飞的事情，“如果没说，以后也不要说了。”
“妈，我不说。可是你要答应我，在西安过完年，我们就回北平。”晓光说出这次来西安的真正目的，“我和姥姥一起送你回北平。”
“我是想回延安的。”
“姥爷说延安不能治好你的病，你必须服从安排，让我们送你回北平治疗。”
“我不想让组织花钱……”
“可是，我不想没有妈妈……”晓光说着哽咽起来。
晓光哽咽的声音让杨红叶伤心不已，她撑起身子，不顾医院的规定，抱住晓光，“妈妈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哪怕我走了，天上有一颗星星就是我的眼睛，会一直看着你……看着你长大……”
“妈，不要走……我不要你走……”
杨妈妈打来热水，给杨红叶烫脚，杨红叶再次感受到温暖。
大年初一下午，看杨红叶睡着了，杨妈妈坐在那里看书，晓光自己出了医院。他依稀记得高飞对他说，如果到了西安找不到他，可以去金鑫布庄找金老板。这个事情，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包括杨良书。
街上，家家贴春联、放鞭炮、煮饺子、接财神。过年就是孩子们狂欢的季节，换新衣服、磕头、逛街、举着琉璃喇叭大沙雁儿，手里拿着五六尺长的大糖葫芦，糖稀上粘着一层尘沙。
这些都和晓光没有关系。
在街上，他问了几个人，走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了金鑫布庄。因是大年初一，金鑫布庄没有开门营业，晓光拍了很久的门，才有人来开门。
那女佣诧异地看着晓光，“你找谁？”
“我爸说有事来这里找金老板。”
女佣没有要他进门，转身回到屋里，过了一会儿，金老板出来，狐疑地看了晓光很久，“你找我？”
“嗯。”看见金老板，晓光拿不定主意了，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来，“是我爸要我来的。”
“你爸是谁？”
“高飞。”
想了半天，金老板没有认识叫高飞的人，他只认识高振麟，“是北平高家少爷高振麟？”
也没有听说过高振麟这个名字的晓光，懵懂地说：“不知道。反正是他说过，如果他不在西安了我又来了，就让我来这里找您的。”
把晓光带进屋里，金老板挂了长途，打通了北平高父的电话，把情况简单对高父说了一下。
高父纳闷儿，“我有孙子了？你确认他说他爸爸是振麟？”
在一边的高母听见高父和金老板电话里这么说，一把抢过电话，“老金，我知道。那孩子在吗？”
“在我身边。”金老板说，“就是一个乡下孩子，他说他爸是高飞。说是这个高飞不在西安就来我这里找我。”
“你把电话给他，我和他说。”高母急切地说。
金老板把电话递给晓光，晓光“喂”了一声，高母欣喜地问：“你叫振麟，不，你叫高飞是什么？”
“爸爸。”
“你怎么到西安了？你不是在延安吗？”
“我妈妈病了，在西安住院。”
“要紧吗？”
“不要紧。您知道我爸爸在哪儿吗？”
高母听着晓光一口一声叫高振麟是爸爸，眼泪吧嗒吧嗒滚落下来，“他在重庆。我告诉你他在重庆的电话，你把电话给金掌柜吧。”
晓光把电话还给金老板，金老板记下高振麟在重庆的电话号码，打通了曹天浩在重庆寓所的电话，接电话的是齐淑珍。
金老板说：“我找高家少爷。”
高振麟正陪着曹天浩、曹妻、曹茜茹、王家瑶打麻将，听见齐淑珍要自己接电话，以为是父亲打来的，过去一接，是金老板，先开口给金老板拜年，又听说有个孩子去金老板那里找他，立刻想到是晓光。但又奇怪，晓光过年怎么到了西安，一定出事了。
晓光接过电话，“爸，是我，我在西安。妈妈病了，我和姥姥来西安看她。过完年就把妈妈送回北平。”
“什么病？”高振麟的心被揪住，“要紧吗？”
“肺病。有些不好，所以我打电话给您，不过妈妈和姥姥不知道我给你打电话。”
“好孩子，你做得很好。”高振麟的声音很小，又不好多说，“你好好照顾她，把电话给金老板。”晓光把电话递给金老板，高振麟说，“您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别往外说。你问那孩子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麻烦您给他什么，请务必帮助他。”
放下电话，高振麟脸上勉强挂着淡淡的微笑，坐回曹茜茹身边，心却惦记着杨红叶的病。
金老板放下电话，让用人给他端来一盘瓜果，要他坐下。看着那些瓜果，晓光咽着口水，摇头。金老板问：“你从哪里来？高振麟真是你爸爸。”
晓光警觉地站起来，“我走了，我就是通知一下我爸。”他弯腰给金老板鞠了一躬，走出金鑫布庄。金老板追出来，一路再怎么问他，晓光都闭口不再说一个字，把金老板撇在身后。
2
过完年，在杨妈妈、晓光的护送下，杨红叶回到北平，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办好住院手续，医生给杨红叶检查完身体，对杨红叶说：“病情稳定，只要配合治疗，你会康复的。”
医生嘱咐了几句后离开病房，杨妈妈去打热水，在走廊上遇见医生，医生把她叫到一边，“你闺女的病情不乐观，一定要静养还有加强营养才行。”
“有生命危险吗？”
“时刻都有。现在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不让病情继续恶化，可是目前药物奇缺，我们会尽力的。”
杨妈妈一直都有思想准备，但是这话从医生嘴里说出来，无疑就是给杨红叶判了死刑，她脑子一片空白，头晕，扶着墙坐到旁边的椅子上。良久，稳定了情绪后才回到病房。
回到北平，尽管身体还很虚弱，但杨红叶的精神好了许多，加上医院和药物的治疗，病情竟然奇迹般地稳定了下来。
住院费用昂贵，加之药品又奇缺，杨妈妈不得不把杨红叶接回自己的父母家，把杨红叶和晓光交给自己的父母，就离开北平回延安去了。
已近三月，北平竟然又下雪了。眼瞅着灰暗、低垂的天空，峭寒的北风将屋檐瓦角的雪屑一起卷到了空中，舞过一个圈子以后才慢慢降落下来。看着飞舞的雪花，杨红叶把憋在胸腔里的气吐出来：怎么又像回到了冬天呢？
北平的冬宵，适合卧床看书、写信、追思过去，这契合了她的心思。她想起高飞：腥风血雨，日晚灯黄，她和高飞围炉谈着理想、谈着生活，谈着未来。那些时光，好似就在昨天。
“雪停了，春天就来了。春天是放风筝的好季节。”晓光放下书，转头对杨红叶说，“放风筝，在北平的风俗里是放掉晦气，对吗，妈？”
“嗯，老人们都这么说。”
“那等到天儿好，我们一起出去放风筝，把那些晦气都赶跑，然后妈妈的病就好了。”
杨红叶说：“好，等到一个艳阳天我们就去放风筝。”
自打接到晓光的电话后，高振麟每天都在惦记着杨红叶、晓光的生活，只要有时间就打电话给父母，要他们去找杨红叶和晓光。
“你和这个姓杨的小姐到底是什么关系？”
“本来她会成为你们的儿媳妇的。”高振麟低低地回答，“那个晓光不到两岁就跟我在一起，我一直把他带到有四岁才离开，我一直把他看做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高父在电话那端沉吟了一会儿，“那你记得这个杨小姐家住哪儿吗？”这把高振麟问住了，他还真不知道杨妈妈父母家在北平的地址，高父说，“那我们怎么去找她呢？”
“我有消息了马上告诉你们。”
如果电台还在，高振麟可以发电报询问杨红叶、晓光住在北平的具体地址，但此时的他和齐淑珍就像待在一个孤岛上，无法和组织联系。
裴俊逸宣布脱党被释放后，抓捕共产党的事没有什么进展，曹天浩就想起用高振麟，利用他曾经在延安待过的特殊经历和身份，抓捕到更多的地下党。
春节假期一过，曹天浩就要秦大伟把裴俊逸的事情移交给高振麟，由高振麟全权负责。
裴俊逸来到高振麟的办公室，没抬眼看高振麟，低声地打了一个招呼。
“你要继续你的工作。”高振麟起身把办公室门关上，一边往办公桌前走，一边考虑着自己怎么说，他担心自己办公室被安放有窃听器，说得很谨慎。这个谨慎里面还有对裴俊逸的不屑和戒备。
“脱党之后他们都不和我联系了。”裴俊逸抬眼看着高振麟，拿过高振麟办公桌前的钢笔和信纸，写下：去七星岗正街32号，找滕掌柜。嘴里说道，“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变节者，他们是唾弃我的。”
拿过信纸，高振麟看了之后暗暗一惊：这是圈套！是曹天浩、秦大伟让他来试探自己的吗？就说，“我是延安派过来的，你应该知道吧？派我来的是冯劲松。”
“知道，但你是打入延安的特务，他们早就知道了。”
“不，他们不知道。我是接替我哥哥‘高振麒’的任务来到军统的，我可以用电台和他们联系。”
拿过笔和纸，裴俊逸再写下：相信我。嘴上却说，“至少我知道你是军统的人。”
高振麟看了看，“这样，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身份在重庆成立一个小组，让重庆的地下党来和我们联系。”
裴俊逸摇头，叹气，说：“他们不会来的。你们这是枉费心机。”
高振麟眼睛警视地盯着裴俊逸，将桌上的信纸撕下，放进裤兜，“给你几分钟时间，你再考虑一下吧。”说着起身去了卫生间，把裤兜里的纸屑扔进马桶，用水冲掉，再次回到办公室。
高振麟直直地盯着裴俊逸，在想：难道裴俊逸没有叛变？这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七星岗正街32号滕先生是谁？会不会是圈套？
“我可以走了吗？”裴俊逸问道，高振麟闭了一下眼睛，没再说话，望着裴俊逸离去的背影。裴俊逸在转身关门的瞬间，停住了脚步，用力地朝高振麟点了下头。
裴俊逸所写的，特别是最后的那个眼神，更加重了高振麟的疑虑，他不敢贸然去联系那个姓滕的掌柜，他担心自己去联系会落入秦大伟设计的圈套之中。
曹天浩给了他一份文件，是一个关于军事布防会议的纪要，笑眯眯地对他说：“你晚上到电台组，把这个发给延安。”
“我没有电台呼号和波长！”高振麟说了实话，“在西安我就呼叫过，没有回应。”
“再试试吧。”
晚上，高振麟开着曹天浩的车到了佛图关电台总部，这里是重庆市区的制高点。他按照曹天浩的命令开始呼叫延安。等了很久都没有回应。他看看手表，已经十二点过了，这才离开电台回家。
回家的路上，他有意地绕到七星岗正街，借着昏暗的路灯找到了32号门牌，是一个公寓。第二天高振麟查了一下，那是铜元局的一座高级职员公寓。
但他还是不敢轻易地去联系。
重庆的三月还不见春天来临的迹象，春寒料峭，雾气迷茫，能见度极低，很多屋顶打上了片片白霜，人一呼气就是一团白雾。也就在这个时候，传来戴笠飞机在南京附近失事的消息。
曹天浩闻知，独自在书房里静静地待了很久，才赶到侦防处和几个同事会合，商量去南京治丧的事情。
几个人商量之后，推让曹天浩给毛人凤打电话。毛人凤要他们马上飞到南京。他们一行人都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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