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艺术是发扬生命的。但你们之中最诚实的作家也懦弱得可怜：即使遮眼布掉下了，他们也装做不看见，居然还有脸孔说：不错，这很危险；里头有毒素；可是多有才气！”
那正象法官在轻罪庭上提到一个无赖的时候说：“不错，他是个坏蛋；可是多么有才气！”
克利斯朵夫心里奇怪法国的批评界怎么不起作用的。批起家并不缺少，他们在艺术界中非常繁殖。人数之多，甚至把他们的作品也给遮得看不见了。
一般的说，克利斯朵夫对于批评这一门是不怀好感的。这么多的艺术家，在现代社会里形成第四等级第五等级似的人物，克利斯朵夫已经不大愿意承认他们有什么用处，只觉得①是表示一个时代的消沉，连观察人生都交给别人代理，把感觉也委托人家代庖了。尤其可耻的是，这个社会连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人生的反影都不能，还得借助于别的媒介，借助于反影之反影，就是说：依赖批评。要是这些反影之反影是忠实的倒也罢了。但批评家所反映的只有周围的群众所表现的犹豫不定的心理。这种批评好比博物院里的镜子，给观众拿着看天顶上的油画，结果镜子所反射出来的除了天顶以外就是观众的面目。
从前有一个时期，批评家在法国有极大的权威。群众恭而敬之的接受他们的裁判，几乎把他们看做高出于艺术家，看做聪明的艺术家——（艺术家与聪明两个字平时仿佛是连不到一处的）。——以后，批评家高速度的繁殖起来：预言家太多了，他们那一行便不免受到影响。等到自称为〃真理所在，只此一家〃的人太多的时候，人们便不相信他们了；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大家都变得灰心：照着法国人的习惯，他们一夜之间就从这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前自称为无所不知的人，现在声明一无所知了。他们还认为一无所知就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体面。勒南②曾经告诉这些萎靡不振的种族说：要风雅，必须把你刚才所肯定的立刻加以否定，至少也得表示怀疑。那是如圣·保罗所说的〃唯唯否否〃的人。法国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崇奉这个两平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精神的懒惰和性格的懦弱都得其所哉了。大家再也不说一件作品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智是愚，只说：
①法国君主时代，社会分成贵族、教士、平民三级，平民称为第三等级。作者在此借用此历史名辞，谓艺术家人数之多，几可自成一级，面为第四第五等级。
②勒南（1823—1892），法国史学家兼哲学家。
“可能如此如此……并非不可能如此如此……我不知道……我不敢担保……”
要是人家演一出猥亵的戏，他们也不说：“这是猥亵的。”而只说：“先生，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的哲学只许你对一切都用犹豫不定的口气；所以你不该说：这是猥亵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看来是猥亵的……但也不能一定这么说。也许它是一部杰作。谁知道它不是杰作呢？”
从前有人认为批评家霸占艺术，现在可绝对用不着这么说了。席勒曾经教训他们，把那些舆论界的小霸王老实不客气的叫做〃奴仆〃，说〃奴仆的责任〃是：
“第一要把屋子收拾清楚，王后快到了。拿出些劲来罢！把各个房间打扫起来。诸位，这是你们的责任。
“可是只要王后一到，你们这批奴才就得赶快出去！老妈子切不可大模大样的坐在夫人的大靠椅上！”
对今日这些奴仆得说句公平话：他们不再僭占夫人的大靠椅了。大家要他们做奴才，他们就真做了奴才，——但是挺要不得的奴才：根本不动手打扫，屋子脏极了。他们抱着手臂，把整理与清除的工作都让主人去做，让当令的神道——群众——去做。
从某些时候以来，已经有了一种反抗这混乱现象的运动。少数比较精神坚强的人正为着公众的健康而奋斗，——虽然力量还很薄弱。但克利斯朵夫为环境所限，绝对看不见这批人。并且人家也不理会他们，反而加以嘲笑。偶尔有一个刚强的艺术家对时行的，病态的，空虚的艺术品而反抗，作家们就高傲的回答说，既然群众表示满意，便证明他们作者是对的。这句话尽够堵塞指摘的人的嘴巴。群众已经表示意见了：这才是艺术上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也没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一般堕落的民众替诱使他们堕落的人作有利的证人，谁也没想到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数字——台下看客的数字和卖座收入的数字——的宗教，在这商业化的民主国家中控制了全部的艺术思想。批评家跟在作家后面，柔顺的，毫无异议的宣称，艺术品主要的功能是讨人喜欢。社会的欢迎是它的金科玉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所以他们努力预测娱乐交易所的市价上落，看群众对作譬如何表示。妙的是群众也留神着批评家的眼睛，看他认为作品怎么样。于是大家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彼此只看见自己的犹豫不定的神气。
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就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家，最有威势的是潮流，它不象一个保守派国家里的潮流，难得会往后退的：它永远前进；那种虚伪的思想的自由永远在变本加厉，差不多没有人敢抵抗。群众没有披露意见的能力，心里很厌恶，可没有一个人敢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假使批评家是一般强者，假使他们敢做强者，那末他们一定可以有极大的威力！一个刚毅的批评家（克利斯朵夫凭着他年轻专断的心思这样想），可能在几年之内，在控制群众的趣味方面成为一个拿破仑，把艺术界的病人一古脑儿赶入疯人院。可是你们已经没有拿破仑了……你们的批评家先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的恶浊腐败。其次，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都是熟人，都变了一个集团，应当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但最优秀的人都在怀疑，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象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谁敢揭穿走红的人的庸俗，为孤立无助，受尽禽兽欺侮的无名艺人作辩护，把帝王般的意志勒令那些奴性的人服从？——克利斯朵夫在某出戏剧初次上演的时候，在戏院走廊里听见一般批评家彼此说着：
“嘿，那不糟透了吗？简直一塌糊涂！”
第二天，他们在报上戏剧版内称之为杰作，再世的莎士比亚，说是天才的翅膀在他们头上飞过了。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性格，〃克利斯朵夫和高恩说。〃你们更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一个布瓦洛，是不是？〃高恩用着讥讽的口气问。①
①布瓦洛（1636—1711）为诗人兼批评家，在法国文学史上以态度严正著称。
“是的，也许法国需要一个布瓦洛胜于需要十个天才作家。”
“即使我们有了一个布瓦洛，也没有人会听他的。”
“要是这样，那末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布瓦洛，〃克利斯朵夫回答。〃我敢向你担保：一朝我要把你们的真相赤裸裸的说给你们听的时候，不管我说得怎样不高明，你们总会听到的，并且你们非听不可。”
“哎哟！我的好朋友！〃高恩嘻嘻哈哈的说。
他的神气好似对于这种普遍的颓废现象非常满足，所以克利斯朵夫忽然之间觉得，高恩对法国比他这个初来的人更生疏。
“那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是克利斯朵夫有一天从大街上一家戏院里不胜厌恶的走出来时已经说过的。“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你还要什么呢？〃高恩问。
克利斯朵夫固执的又说了一遍：“我要看看法兰西。”
“法兰西，不就是我们吗？〃高恩哈哈大笑的说。
克利斯朵夫目不转睛的望了他一会，摇摇头，又搬出他的老话来：
“还有别的东西。”
“那末，朋友，你自己去找罢，〃高恩说着，愈加笑开了。
是的，克利斯朵夫大可以花一番心血去找。他们把法兰西藏得严密极了。
第二部
当克利斯朵夫把酝酿巴黎艺术的思想背景逐渐看清楚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更强烈的印象：就是女人在这国际化的社会上占着最高的，荒谬的，僭越的地位。单是做男子的伴侣已经不能使她厌足。便是和男子平等也不能使她厌足。她非要男子把她的享乐奉为金科玉律不行。而男子竟帖然就范。一个民族衰老了，自会把意志，信仰，一切生存的意义，甘心情愿的交给分配欢娱的主宰。男子制造作品；女人制造男子，——（倘使不是象当时的法国女子那样也来制造作品的话）；——而与其说她们制造，还不如说她们破坏更准确。固然，不朽的女性对于优秀的男子素来是一种激励的力量；但①对于一般普通人和一个衰老的民族，另有一种同样不朽的女性，老是把他们望泥洼里拖。而这另一种女性便是思想的主人翁，共和国的帝王。
①〃不朽的女性〃一语，见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不朽的女性带着我们向上。”
由于高恩的介绍，又靠着他演奏家的才具，克利斯朵夫得以出入于某些沙龙。他在那些地方，很好奇的观察着巴黎女子。象多数的外国人一样，他把他对两三种女性的严酷的批判，推而至于全部的法国女子。他所遇到的几种典型，都是些年轻的妇女，并不高大，没有多少青春的娇嫩，身腰很软，头发是染过色的，可爱的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照身体的比例，头是太大了一些，脸上的线条很分明，皮肤带点虚肿；鼻子长得相当端正，但往往很俗气，永远谈不到什么个性；眼睛活泼而缺少深刻的生命，只是竭力要装得有神采，睁得越大越好；秀美的嘴巴表示很能控制自己；下巴丰满，脸庞的下半部完全显出这些漂亮人物的唯物主义：一边钩心斗角的谈爱情，一边照旧顾到舆论，顾到夫妇生活。人长得挺美，可不是什么贵种。这些时髦女人，几乎都有一种腐化的布尔乔亚气息，或者凭着她们的谨慎，节俭，冷淡，实际，和自私等等这些阶级的传统性格，极希望成为腐化的布尔乔亚。生活空虚，只求享乐。而享乐的欲望并非由于官能的需要，而是由于好奇。意志坚强，但意志的本质并不高明。她们穿得非常讲究，小动作都有一定的功架。用手心或手背轻轻巧巧的整着头发，按着木梳，坐的地位老是能够对镜自照而同时窥探别人，不管这镜子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至于晚餐席上，茶会上，对着闪光的羹匙、刀叉、银的咖啡壶，把自己的倩影随便瞅上一眼，她们更觉得其乐无穷。她们吃东西非常严格，只喝清水，凡是可能影响她们认为理想的，象面粉般的白皮肤的菜，一概不吃。
和克利斯朵夫来往的人中，犹太人相当多；他虽然从认识于第斯·曼海姆以后对这个种族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仍不免受他们吸引。在高恩介绍的几个犹太沙龙里，大家很赏识他，因为这个种族一向是很聪明而爱聪明的。在宴会上，克利斯朵夫遇到一般金融家，工程师，报馆巨头，国际掮客，黑奴贩子一流的家伙，——共和国的企业家。他们头脑清楚，很有毅力，旁若无人，挂着笑脸，貌似豪放，其实非常深藏。克利斯朵夫觉得这些坐在供满鲜花与人肉的餐桌四周的人物，冷酷的面目之下都隐伏着罪恶的影子，不管是过去的或将来的。几乎所有的男人全是丑的。女人大体上都很漂亮，只要你不从太近的地方看：脸上的线条与其色缺少细腻。可是她们自有一种光采，显得物质生活相当充实；美丽的肩膀在众目睽睽之下象鲜花般傲然开放，还有把她们的姿色，甚至她们的丑恶，变做捕捉男人的陷阱的天才。一个艺术家看到了，一定会发见其中有些古罗马人的典型，尼罗或哈特里安皇帝时代的女子。此外也有巴玛岛民式的脸蛋，淫荡的表情，肥胖的下巴埋在颈窝里，颇有肉感的美。还有些女人头发很浓，鬈得厉害，火辣辣而大胆的眼睛，一望而知是精明的，尖利的，无所不为的，比其余的女子更刚强，但也更女性。在这些女人中，寥寥落落的显出几个比较有性灵的。纯粹的线条，起来源似乎比罗马更古远，直要推溯到《圣经》时代的希伯莱族：你看了感到一种静默的诗意，荒漠的情趣。但克利斯朵夫走近去听希伯莱主妇与罗马皇后谈话时，发觉那些古族的后裔也象其余的女人一样，不过是巴黎化的犹太女子，而且比巴黎女子更巴黎化，更做作，更虚假，若无其事的说些恶毒的话，把一双象圣母般美丽的眼睛去揭露别人的身体与灵魂。
克利斯朵夫在东一堆西一堆的客人中间徘徊，到处格格不入。男人们提到狩猎的时候那么残忍，谈论爱情的口吻那么粗暴，唯有谈到金钱才精当无比，出之以冷静的，嘻笑的态度。大家在吸烟室里听取商情。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衣襟上缀有勋饰的小白脸，在太太们中间绕来绕去，殷勤献媚，用着喉音说道：“怎么！他竟逍遥法外吗？”
两位太太在客厅的一角谈着一个青年女伶和一个交际花的恋爱。有时沙龙里还举行音乐会。人们请克利斯朵夫弹琴。女诗人们气吁吁的，流着汗，朗诵苏利·普吕东和奥古斯丁·陶兴的诗。一个有名的演员，用风琴伴奏，庄严的朗诵一章〃神秘之歌〃。音乐与诗句之荒唐教克利斯朵夫作恶。但那些女子竟听得出了神，露着美丽的牙齿笑开了。他们也串演易卜生的戏剧。一个大人物反抗那些社会柱石的苦斗，结果只给他们作为消遣。
然后，他们以为应当谈谈艺术了。那才令人作呕呢。尤起是妇女们，为了调情，为了礼貌，为了无聊，为了愚蠢，要谈易卜生，瓦格纳，托尔斯泰。一朝谈话在这方面开了头，再也没法教它停止。那象传染病一样。银行家，掮客，黑人贩子，都来发表他们对于艺术的高见。克利斯朵夫竭力避免回答，转变话题，也是徒然：人家硬要跟他谈论音乐与诗歌。有如柏辽兹说的：“他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种不慌不忙的态度仿佛谈的是醇酒妇人，或是旁的肮脏事儿。〃一个神经病科的医生，在易卜生剧中的女主角身上认出他某个女病人的影子，可是更愚蠢。一个工程师，一口咬定《玩偶之家》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一个名演员——知名的喜剧家——吞吞吐吐的发表他对于尼采与卡莱尔①的高见；他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不能看到一张范拉士葛②——当时最走红的画家——的画而〃不是大颗大颗的泪珠直淌下来〃。但他又真诚的告诉克利斯朵夫，虽然他把艺术看得极高，但是把人生的艺术——行动，看得更高：要是他能够挑选一个角色来扮演的话，他一定挑俾斯麦。有时，这种场合也有一个所谓高人雅士。他的谈吐可也不见得如何高妙。克利斯朵夫常常把他们自以为说的内容，和实际所说的核对一下。他们往往一言不发，挂着一副莫测高深的笑容：他们是靠自己的声名过活的，决不拿声名来冒险。当然也有几个话特别多的，照例总是南方人。他们无所不谈，可是毫无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