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星期中惊心动魄的事告诉了他。他跟医生提到这些，只有这么一次，而勃罗姆是否完全听清还是问题：因为一则克利斯朵夫的话没有系统，二则夜色已深，勃罗姆虽然非常好奇，也瞌睡死了。最后——（时钟已经敲了两点），——克利斯朵夫发觉了，便跟主人道了晚安分手。
从此克利斯朵夫的生活慢慢恢复了常规。那种一时的兴奋当然不能维持，他常常觉得很悲哀，但那是普通的哀伤，不致妨碍他的生活了。得活下去，是的，非活下去不可！他失去了在世界上最爱的人，受着忧苦侵蚀，心中存着死念，可是有一股那么丰满那么专横的生命力，便是在哀伤的言语中也会爆发，在他的眼睛，嘴巴，动作中间放射光芒。不过生命力的核心已经有条蛀虫盘踞了。克利斯朵夫常常会哀痛欲绝。他明明心里很安静，或是在看书，或是在散步：突然之间出现了奥里维的笑容，那张温柔而疲倦的脸……那好比一刀扎入了心窝……他身子摇摇晃晃，一边哼唧一边把手抱着胸部。有一次，他在琴上弹着贝多芬的曲子，跟从前一样弹得慷慨激昂……忽然他停住了，扑在地下，把头埋在一张椅子的靠枕里，喊道：“啊！我的孩子！……”
最苦的是觉得一切都“早已经历过了”。他老是遇到一些同样的姿势，同样的言语，同样的经验。什么都是熟识的，预料到的。某一张脸使他想起从前看到的另外一张脸，会说出—…（他敢预先断定），——而且真的说出，另外一个人说过的话；同样的人经历着同样的阶段，遇到同样的障碍，同样的消耗完了。有人说：“人生再没比爱情的重复更令人厌倦的了，”这句话要是不错，那末整个人生的重复不是更可厌吗？那简直会教人发疯。——克利斯朵夫竭力不去想它，既然要活下去就不能想，而他是要活下去的。这种自欺其人的心理教人非常痛苦：为了内疚，为了潜在的、压制不了的、求生的本能，而不愿意认清自己的面目！明知世界上没有安慰可言，他就自己创造安慰。明知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他偏创造生活的意义。他教自己相信应当活下去，虽然活不活跟谁都不相干。必要的时候，他还会对自己说是死了的朋友鼓励他活的。同时他知道这是把自己的话硬放在死者嘴里。人就是这么可怜！……
克利斯朵夫重新上路，步子似乎跟以前一样的稳健了；他把心房关起来，不让痛苦闯进去。他不对别人提到他的痛苦，自己也避免和痛苦劈面相见：他好象很平静了。
巴尔扎克说过：“真正的苦恼在心灵深处刻了一道很深的沟槽，它似乎毫无动静，睡熟了，实际上却继续在腐蚀灵魂。”
凡是认识克利斯朵夫而能仔细观察他的人，看着他来来往往，弹奏音乐，有说有笑，——（他居然会笑了！）——一定会感到这个人虽然那么壮健，虽然眼里燃着生命之火，但精神上已经有些东西给摧毁了。
他和人生重新结合之后，就得找个生计。当然不是离开那个城市，瑞士是最安全的避难所；而且这样豪爽的主人，到哪儿去找呢？但他的傲迫使他不愿意加重朋友的负担。虽然勃罗姆竭力推辞，一个钱都不肯收，他却直要找到了几处教琴的事，能付一笔固定的膳宿费给了屋主，才觉得安心。那可不容易。他轻举妄动参加革命的事到处都有人知道，一般布尔乔亚家庭当然不愿意跟这个危险的，至少是古怪的，所以是“不相宜的”人打交道。然而他靠着自己在音乐界上的名片和勃罗姆的斡旋，居然踏进了四五个胆子大一些的，或是更好奇的人家。他们也许想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表示风雅，但另一方面照旧很小心的监视着他，使学生对老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勃罗姆家里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早上，各人干各人的事：医生出去看诊，克利斯朵夫出去教课，勃罗姆太太上菜市和教堂。克利斯朵夫到一点左右回来，大概总比勃罗姆早。勃罗姆不许人家等他吃中饭，所以克利斯朵夫跟年轻的主妇先吃。那在他绝对不是愉快的事，因为他对她毫无好感，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和她谈。她当然觉察人家对她的印象，可是听起自然，既不想注意一下修饰，也不愿意多用思想。她从来不先向克利斯朵夫开口。动作跟服装毫无风韵，人又笨拙，又冷淡，使一切象克利斯朵夫那样对女性的妩媚很敏感的男人望而却步。他一边想到巴黎女子的高雅大方，一边望着阿娜，不由得想道：“啊，她多丑！”
可是这并不准确；不久他发现她的头发，手，嘴，还有那双一看到他就闪开去的眼睛，都长得很美。但他心里对她的批评并不因之改变。为了礼貌，他勉强跟她搭讪，很费力的找些谈话的题目，她那方面又一点儿不合作。有两三次，他问她一些事，关于她的城市的，她的丈夫的，她本身的：可什么都问不出来。她只回答几句极无聊的话，努力装着笑容，而那种努力又使人不愉快：她笑得很不自然，声音很闷，说话断断续续，每句后面总带着难堪的静默。临了克利斯朵夫只得尽量避免跟她谈话；那也是她求之不得的。医生一回家，两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勃罗姆老是很高兴，大声嚷嚷，忙这个忙那个，非常俗气，心却是挺好。他能吃能喝，说个不停，也笑个不停。跟他在一起，阿娜还略微说几句；但他们俩谈的无非是所吃的菜和每样东西的价钱。有时勃罗姆取笑她对宗教的热心和牧师的讲道，她沉着脸，一声不出，就在饭桌上生气了。医生多半讲着他看病的情形，津津有味的描写某些可怕的病象；那种刻划入微，淋漓尽致的叙述，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气恼，拿饭巾丢在桌上，不胜厌恶的站起来，把医生看得乐死了；他立刻打断了话，一边笑一边道歉。可是下一餐上他又来了。这些医院里的笑话，似乎能够使麻木不仁的阿娜听了快活的。她会突然之间笑起来，而且是种狞笑，有些兽性的意味。实际上她对她所笑的事也许和克利斯朵夫同样的厌恶。下午，克利斯朵夫很少学生。医生跑在外面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往往和阿娜留在家里，可并不见面。各人干着自己的工作。最初勃罗姆要克利斯朵夫教阿娜弹琴，说她还有相当的音乐天分。克利斯朵夫要阿娜弹些东西给他听。她虽然不大高兴，却也不推三阻四，照例态度冷冰冰的，弹得非常机械，毫无表情：一切音符都是相等的，没有一点儿抑扬顿挫，为了翻谱，她会若无其事的把弹了一半的乐句停下来，然后再从容不迫的接下去。克利斯朵夫气坏了，不等曲子弹完就走掉，免得说出粗野的话得罪她。她可并不慌，声色不动的直弹到最后一个音，对于他的失礼毫无伤心或生气的表示，甚至也没十分留意。但从此他们之间再也不提音乐了。有几天下午，克利斯朵夫照例是出去的，倘若突然之间回家，就会发见阿娜在那儿练琴，冷冷的，毫无兴致，可是态度很固执，把同一乐节弹上四五十遍也不厌倦，也不兴奋。知道克利斯朵夫在家的时候，她从来不弄音乐。她的时间除了虔修之外，都花在家务上：缝这个，缝那个，监督女佣，特别注意整齐清洁。丈夫认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有点儿古怪，据他说是“象所有的女人一样”；但也“象所有的女人一样”很忠诚。关于最后这一点，克利斯朵夫心里不表同意，觉得勃罗姆的心理学太简单了；但反正是勃罗姆的事，想它干吗！
吃过晚饭，大家待在一起。勃罗姆和克利斯朵夫谈着话，阿娜做着活儿。由于勃罗姆的请求，克利斯朵夫又常常弹琴了，在临着园子的黑洞洞的大客厅内直弹到深夜，使勃罗姆在一旁听得出神……世界上不少人就是醉心于他们不懂的或完全误解的东西的，——他们也正因为误解而爱那些东西。克利斯朵夫不再生气；他一生已经遇到多少混蛋！但听到某些可笑的惊叹辞，也立刻停下，回到房里去了。勃罗姆终于猜到了原因，便竭力把声音压低。并且他音乐的胃口很快就会厌足，留神细听的时间不能连续到一刻钟以上：不是看报，便是打盹，不再打搅克利斯朵夫了。阿娜坐在屋子的尽里头，一声不出，膝上放着活计，似乎在那里工作；但她直瞪着眼，手指不动。有时她在曲子的半中间无声无息的出去了，不再露面。
日子这样一天天的过去。克利斯朵夫又有了精力。勃罗姆的过分的，但是真诚的好意，屋子里的清静，日常生活的有规律，特别丰富的日耳曼式的饮食，把他结实的身体给恢复了。肉体已经和以前一样的健康，但精神上还是病着。新长出来的气力只有加强骚乱的心绪，因为它始终不曾恢复平衡，有如一条装载不平均的船，受到一点极小的震动就会跳起来。
他完全孤独，跟勃罗姆谈不到精神上的相片，与阿娜的交际仅仅限于早晚的招呼，和学生又毫无好感可言：因为他公然表示，以他们的才具，最好还是放弃音乐。城里他一个人都不认得。而这也不完全是他的过失。固然他自从奥里维死后老是很孤独的呆在一边，但周围的人也根本不让他接近。
他住的那个古城起有些聪明强毅之士，但都是骄傲的特权阶级，自得自满，与外界不相往来的。他们是一般布尔乔亚的贵族，爱好工作，教育程度很高，可是胸襟狭窄，奉教非常热心，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自己的城市是最优秀的城市，沾沾自喜的厮守着他们分支繁衍的古老的家族。每一家规定好一个招待亲属的日子，余下的时间便门禁森严。这些实力雄厚的世家从来不想炫耀财富，彼此都是知道底细的：这就够了；别人的意见根本无足重轻。有些百万富翁穿得象小布尔乔亚一样，声音嘶嗄，讲着别有风趣的土话，天天一本正经的上公事房，即使到了连一般勤谨的人也要退休的年纪还是照常办事。太太们自命为精通治家之道。女儿是没有陪嫁的。有钱的父母要子女象自己一样辛辛苦苦的去挣他们的家业。日常生活过得非常节俭：那些巨大的财产有极高尚的用途，例如收藏艺术品，办美术馆，襄助社会事业。慈善机关和博物院常常收到数目很大的，隐名的捐款。这种又伟大又可笑的现象都是属于另一时代的。大家只知道有自己，似乎不知道外边还有别的世界。其实为了商业关系，为了交游广阔，为了教儿子们到远方去游学，他们对外边的世界很熟悉。可是无论什么出名的东西，无论哪个国外的名流，在他们心目中一定要经过他们认可之后才算成立。他们对自己的社会也管束极严，互相支持，互相监督。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集体意识，凭着一致的宗教观念与道德观念，把个人的许多不同点——在那些性格刚强的人身上特别显著的不同点——给遮掉了。每个人都奉行仪式，都有信仰。没有一个人敢有一点儿怀疑，即使怀疑也不愿意承认。你休想掏摸他们的心事：因为知道受着严密的监视，谁都有权利窥探别人的心，所以他们格外深藏。据说连那些离开乡土而自以为独立不羁的人，一朝回到本乡，照旧会屈服于传统，习惯，和本城的风气：最不信仰的人也不得不奉行仪式，不得不信仰。在他们眼里，没有信仰是违反天性的，没有信仰的人是低级的，行为不端的人。只要是他们之中的一分子，就决不能回避宗教义务。不参加教礼等于永远脱离自己的阶级。①
①此处所称宗教均指基督新教。瑞士最普遍的宗教是新教。
这种纪律的压力似乎还嫌不够。那些人在本身的阶级里头还觉得彼此的连系不够密切，所以在大组织中间又造成无数的小组织，把自己完全束缚起来。小组织大概有好几百个，而且每年都在增加。一切社会活动都有团体：有为慈善事业的，为虔修的，为商业的，为虔修而兼商业的，为艺术的，为科学的，为歌唱的，为音乐的；有灵修会，有健身会，有单为集会而组织的，有为了共同娱乐的，有街坊联合会，有同业联合会，有同等身分的人的会，有同等财富的人的会，有同等体重的人的会，有同名的人的会。据说有人还想组织一个不隶属任何团体的人的团体，结果这种人不满一打。
在这城市、阶级、团体三重束缚之下，一个人的心灵是给捆住了。无形的压力把各种性格都约束了。其中多半是从小习惯的，——从几百年来就习惯的；他们认为这种压迫很卫生；倘若有人想摆脱，就是不合体统或不健全。看到他们心满意足的笑容，谁也想不到他们心里有什么不舒服。但人的天性也要报复一下的。每隔相当时候，必有几个反抗的人，或是倔强的艺术家，或是激烈的思想家，不顾一切的斩断锁链，使当地的卫道之士头痛。但卫道之士非常聪明，倘若叛徒没有在半路上被压到，倘若比他们更强，那末他们不一定要把他打倒，——（打架总难免闹得满城风雨），——而设法把他收买。对方要是一个画家，他们就把他送入美术馆；要是思想家就送入图书馆。叛徒大声疾呼的说些不入耳的话，他们只做不听见。他尽管自命为独往独来，结果仍旧被同化了。毒性被中和了。这便叫做以毒攻毒的治疗。——但这些情形很少有，叛徒总是在半路上被扼杀的居多。那些安静的屋子里藏着不知多少无人知道的悲剧。里头的主人往往会从从容容的，一声不响的跑去跳在河里；再不然在家中幽居半年，或者把妻子送进疗养院。大家把这些事满不在乎的谈着，态度的冷静可以说是本地人最了不起的特点之一，即使面对着痛苦与死亡也不会受影响。
这些严肃的布尔乔亚，因为看重自己人，所以对自己人很严；因为瞧不起别人，所以对别人比较宽。对于象克利斯朵夫一般的外侨，例如德国的教授，亡命的政客，他们都相当宽大，觉得跟自己无关痛痒。并且他们爱好智慧，决不为了前进的思想而惊慌，知道自己的儿孙是不受影响的。他们用着冷淡的，客气的态度对待外侨，不让他们亲近。
克利斯朵夫毋须人家多所表示。那时他正特别敏感，到处看到自私自利与淡漠无情，只想深自韬晦。
勃罗姆的病家在社会上是个范围很小的小圈子，属于新教中教规极严的一派，勃罗姆太太也是其中一分子。克利斯朵夫名义上是旧教徒出身，事实上又已经不信仰了，所以更受到平视。而他那方面也觉得有许多事看不上眼。他虽则不信仰，可是脱不了先天的旧教精神：理智的成分少，诗的意味多，对于人性取着宽容的态度，不求说明或了解，只知道爱或是不爱；同时他在思想方面和道德方面保持着绝对的自由，那是他无形中在巴黎养成的习惯。因此他和极端派的新教团体冲突是必然的事。加尔文主义的缺陷在这个宗派里格外显著，那是宗教上的唯理主义，把信仰的翅膀斩断了，让它挂在深渊上面：因为这唯理主义的大前提和所有的神秘主义同样有问题，它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而是把诗变了散文。它是一种精神上的骄傲，对于理智——他们的理智——抱着一种绝对的，危险的信仰。他们可以不信上帝，不信灵魂不灭，但不能不信理智，好似旧教徒不能不信仰教皇，拜物教徒不能不崇拜偶像。他们从来没想到讨论这个“理智”。要是人生和理性有了矛盾，他们宁可否定人生。他们不懂得心理，不懂得天性，不懂得潜伏的力，不懂生命的根源，不懂“尘世的精神”。他们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