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他也停下。他们走，他也走。大家在园中绕了一转，进去了。克利斯朵夫上楼去关在自己房里：不点灯，不睡觉，不思想。到了半夜，他倦极了，把手和脑袋靠在桌上；睡着了。过了一小时，他醒过来，点起蜡烛，性急慌忙的把纸张杂物都收起来，整好了衣箱，倒在床上直睡到天亮。然后他带着行李下楼，动身了。大家整天等着他，找他。雅葛丽纳面上装做很冷淡，心里又气又恼，用一种侮辱的讥讽的神气，故意检点她的银票。直到第二天晚上，奥里维方始接到克利斯朵夫一封信：
好朋友，别怪我象疯子一般的走了。我是疯子，你也知道的。有什么办法呢？我就是我。谢谢你亲切的相待。那真是太好了。可是你瞧，我从来不能和别人一平生活。也许我根本不配生活。我只能躲在一边，远远的爱着别人，这样比较妥当。要从近处看人，我会厌恶他们。而这是我不愿意的。我愿意爱别人，爱你们。噢！我多愿意使你们幸福。要是我能够使你们，——使你幸福，我肯牺牲我自己所能有的幸福！……但这是不允许的。一个人只能为别人引路，不能代替他们走路。各人应当救出自己。救你罢！救你们罢！我多爱你！——耶南太太前起代致意。
克利斯朵夫
“耶南太太”抿着嘴唇，念完了信，带着轻蔑的笑容冷冷的说：“那末听他的劝告。救救你自己罢。”
奥里维伸出手去想收回信来，雅葛丽纳却把信纸搓成一团，摔在地下；两颗眼泪在眼眶中涌了上来。奥思维抓着她的手，慌慌张张的问：“你怎么啦？”
“别管我！”她愤愤的叫着。
她出去了，在门口又嚷了一声：“你们这批自私的家伙！”
克利斯朵夫终于把《大日报》方面的保护人变成了仇敌。那是早在意料之中的。克利斯朵夫天生有那种为歌德所称扬的“不知感激”的德性：
“不愿意表示感激的脾气是难得的，只有一般出众的人物才会有。他们出身于最贫寒的阶级，到处不得不接受人家的帮忙；而那些恩德差不多老是被施恩的人的鄙俗毒害了……”
克利斯朵夫认为不能为了人家的援助而降低自己的人格，也不能放弃自由，那跟降低人格并无分别。他要给人好处，决不自居为希望收利息的债主，而是把好处整个的送人的。他的恩主们的见解可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受恩必报是天经地义，所以克利斯朵夫不肯在报馆主办的一个含有广告性质的游艺会中，替一支荒谬的颂歌写音乐，在他们眼中简直是起有此理。他们暗示克利斯朵夫说他行为不对。克利斯朵夫置之不理。不久他还很不客气的否认报纸所宣传的他的主张，使那些恩主们愈加老羞成怒。
于是报纸开始用各种武器攻击他了。人们又搬出一些血口喷人的古老的武器，那是一切低能的人用来攻击一切创造者而从来杀不死一个人的，可是对于所有的糊涂蛋，的确百发百中，极有效果。他们指控克利斯朵夫的罪名是剽窃。他们割裂他的作品，取出其中的一段，再从一些无名作家的曲子里取出一段来化装一番，证明他偷了别人的灵感，说他想扼杀年轻的艺术家。这一套要是出之于一般以狂吠为职业的人，出之于爬在大人物肩上喊着“我比你更伟大”的下贱的批评家，倒还罢了；可是有才气的人也要互相倾轧，竭力教对方受不了。他们完全不知道：世界之大尽够他们安安静静的各做各的工作，而各人为了发展自己的才具已经需要拚命的奋斗了。
德国有些嫉妒的艺术家常常把武器供给克利斯朵夫的敌人，必要的时候还能发明些武器。这种人在法国也有的是。音乐刊物上的国家主义者——其中不少是外国人，——指出克利斯朵夫出身的种族，也算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克利斯朵夫的名片已经不小；就因为他走红，连那些毫无成见的人看了也恼了，——其余的更不必说。在音乐会听众里面，此刻有一批上流人物和前进杂志的作家热烈拥护克利斯朵夫，不问他写什么，总一致叫好，说在他以前简直没有音乐。有几个人解释他的作品，发见其中有哲学意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吃惊。又有几个从中看到一种音乐革命，说是对于传统的攻击，不知克利斯朵夫正敬重传统。他尽管分辩也没用。大家会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他们这样的佩服他就等于佩服他们自己。所以报纸上对克利斯朵夫的攻击，使他音乐界的同业非常痛快，因为他们相信那虚构的“谎言”是事实而表示愤慨。其实他们不爱他的音乐也用不着这些理由；自己并无思想可以表现，但照着呆板的方式把思想表现得非常流利的大多数人，一朝看到克利斯朵夫思想丰富，而凭着创造的想象力（表面上不免有点儿杂乱）表现得有些笨拙的时候，当然要恼怒了。一般当书记的家伙，只知道所谓风格便是文社学会里的公式，只消把思想放进去，象烹饪时把食物放入模子一样：所以他们一再指责克利斯朵夫不会写作。至于他最好的一批朋友，不想了解他的，或是因为老老实实的爱他（因为他使他们幸福）而真能了解他的，都是在社会上没有发言权的无名的听众。唯一能够替克利斯朵夫作强有力的答复的奥里维，和他分离了，似乎把他忘了。于是克利斯朵夫同时落在他的敌人和他的崇拜者手里；这两种人作着竞争，看谁把他损害得更厉害。他厌恶之余，绝对不加声辩。有一回他在一份大报上读到一个为大众的愚昧与宽纵所造成的艺术界权威，——一个僭越的批评家对他的宣判，他耸耸肩说：
“好罢，你批判我罢。我也批判你。一百年以后看你们投降不投降！”
可是眼前到处是对他的毁谤；而群众照例是有一句信一句，对于最荒谬最卑鄙的控诉都信以为真。
克利斯朵夫仿佛觉得自己的处境还不够困难，居然挑了这个时期跟他的出版家反目。其实他没有什么可以抱怨哀区脱的，他依次印行他的新作，跟他的交易也很诚实。固然，这种诚实并不能使他不订立对克利斯朵夫不利的契约；但这些契约他是遵守的，只嫌遵守得太严格。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出乎意外的发见他的七重奏被改为四重奏，一支普通的钢琴曲被改为——而且改得很笨拙——四手的钢琴曲，事先都没通知他。他便跑去见哀区脱，把这些违法的乐谱丢在他面前，问：“你知道这个吗？”
“当然知道。”
“你意然敢……竟然敢私自窜改我的作品，不经我的许可！……”
“什么许可？”哀区脱静静的说。“你的作品是属于我的。”
“也是属于我的！”
“不是的，”哀区脱语气很温和的说。
克利斯朵夫跳起来：“怎么，我的作品会不属于我的？”
“你把它们卖掉了。”
“你这是跟我开玩笑了！我卖给你的是纸。你要拿它去赚钱，尽管去赚罢。但写在纸上的是我的血，是属于我的。”
“你什么都卖给我了。以初版每份三十生丁计算，我已经预付你三百法郎，作为你卖绝的代价。在这种条件之下，你把作品的全部权利都让给我了，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任何保留。”
“连毁掉它的权利也在内吗？”
哀区脱耸耸肩，按了铃，对一个职员说：“把克拉夫脱先生的案卷给拿来。”
他静静的把契约条文念给克利斯朵夫听，那是当时克利斯朵夫并没看过一遍就签了字的，——也是依照音乐出版家普通契约的规则订的：——“哀区脱君取得作家全部的权利，由哀区脱独家出版，发行，镌版，印刷，翻译，出租，出售，在音乐会，咖啡店音乐会，舞场，戏院等处演奏，加以修正，改削，以便适合任何乐器，或增加歌辞，或更换题目，或……均由哀区脱君自由处理，与任何人无涉……”
“你瞧，”他说，“我还是极客气的呢。”
“不错，”克利斯朵夫说，“我得谢谢你。你还可以把我的七重奏改成咖啡店音乐会里的小调呢。”
他不作声了，狼狈不堪的把手捧着头，再三说：“我把灵魂出卖了。”
“放心罢，”哀区脱带着讥讽的口气，“我决不滥用我的权利。”
“你们的共和国竟允许有这种交易吗？你们说人是自由的。实际上你们却是在拍卖思想。”
“你已经取得了代价，”哀区脱回答。
“是的，三十生丁，”克利斯朵夫说。“拿回去罢。”
他在袋里掏着，想拿出三百法郎来还给哀区脱，可是拿不出。哀区脱微微笑着，带着轻蔑的神气。这笑容使克利斯朵夫愈加有气。
“我要我的作品，”他说，“我向你赎回来。”
“你没有赎回的权利，”哀区脱回答。“可是我素来不愿意勉强人，只要能赔偿我的损失，我答应你赎回。”
“好罢，就是为此而要把我自己卖掉也行。”
哀区脱在半个月以后提出的条件，他毫不争论的接受了。他发了傻劲，决意收回全部作品的出版权，代价是比他从前的收入多出五十倍，虽然这赔偿的数目不能说夸张：因为那是哀区脱根据实际的利润精密计算出来的。克利斯朵夫一时没法偿付，而这也早在哀区脱意料之中。他并不想打击克利斯朵夫，认为以艺术家而论，以一个普通人的人格而论，他比任何青年音乐家都值得重视；但他要给克利斯朵夫一个教训：他绝对不容许人家干涉他权利以内的行动。并且那些契约的规则不是他定的，而是当时通行的；所以他觉得很公平。此外他还真心相信，那些条文对作家的好处并不亚于对出版家，出版家更懂得推广作品的方法，不象作家那样拘泥着一些感情问题，——这种顾虑不用说是很高尚的，但究竟和他真正的利益背道而驰。他决意要教克利斯朵夫成功，可是要照他的方式，要克利斯朵夫完全听他摆布才行。他要使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不要他帮忙也没这么容易。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协定：如果六个月以内克利斯朵夫不能赔偿损失，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就完全归哀区脱所有。显而易见，在那个期限之内，克利斯朵夫连这笔款子的四分之一都不见得能凑起来。
可是他一味固执，把多么可纪念的屋子退租了，另外租了一所便宜的，卖掉了好多东西，——他很奇怪的发觉竟没有一件值钱的，——借着债，求助于好心的莫克，不幸他那时期病交加，闹着关节炎，没法出门。他又去找别的出版家，条件到处都和哀区脱的一样不公平，有的甚至还不愿意接受。
那时正碰上音乐刊物对他攻击最猛烈的时期。巴黎某一份大报对他特别凶狠，一个不署名的编辑拿他当做该打的孩子：没有一星期不在“回声”栏内写些诬蔑的文字把他形容得非常可笑。另外一个音乐批评家再来跟那位不露面的同事唱双簧：任何细微的借口都可以使他发泄一下残暴的兽性。这还不过是第一战役：他预告过几天再来一个彻底的歼灭战。他们不慌不忙，知道任何确凿的指控对群众的效果还不及反复不已的讽示，便象猫儿耍弄耗子一样的耍弄克利斯朵夫，把每篇文字寄给他。他虽抱着鄙夷不屑的态度，也不免因之痛苦。然而他始终缄默，不去答复那些侮辱，——（即使他要答复，也不一定能够），——只固执着为了无益的、过分夸大的自尊心，跟他的出版家奋斗。他为此损失了时间，精力，金钱，同时又损失了他唯一的武器，因为他意气用事，不愿意让哀区脱再为他的音乐作宣传。
突然，一切改变了。报上预告的文字始终没发表。对群众的讽示也静默下来。攻击忽然停止了。不但如此：两三星期以后，那份日报的批评家还借着偶然的机会写了几行赞美的文字，似乎证实他们已经讲和了。莱比锡一个有名的出版商有信要求承印他的作品，契约的条件对作者很有利。一封盖有奥国大使馆印章的恭维信，向克利斯朵夫表示很愿意在使馆的庆祝会中演奏他的曲子。克利斯朵夫所赏识的夜莺也被请去演奏。这样以后，夜莺立刻被德意两国侨居巴黎的贵族邀请。有一回克利斯朵夫也不能不出席这一类的音乐会，居然受到大使热烈的招待。可是只谈了几句话，他就知道这位主人并不懂得音乐，对他的作品茫无所知。那末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感是从何而来的呢？似乎有一个人在暗中照拂他，替他排除障碍，替他开路。克利斯朵夫探问之下，大使提到克利斯朵夫的两位朋友，说裴莱尼伯爵和伯爵夫人对他非常钦佩。克利斯朵夫连这两个姓氏都没听到过；而在他到使馆去的那晚，也没机会见到他们。他并不一定要认识他们。这个时其他对所有的人都觉得厌恶，对朋友也象对敌人一样的不信任。他认为友和敌都同样靠不住，只要吹过一阵风，他们就会改变的；我们不应当依赖他们，而应当象那位十七世纪的名人所说的：
“上帝给了我朋友；又把他们收回去了。他们把我遗弃。我也把他们丢了，从此只字不提。”
自从他那天离开了奥里维的屋子，奥里维再没消息给他；他们之间似乎一切都完了。克利斯朵夫不想再交新朋友，以为裴莱尼伯爵夫妇也是那些自称为他的朋友的时髦人物，所以完全不想跟他们见面，倒反有心躲避他们。
不但如此，他还想躲避整个的巴黎。他需要在亲切而孤独的环境中隐遁几个星期。啊！要是他能够到故乡去静修几天的话，——只要几天就行了！这种思想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欲望。他要再见他的莱茵，他的天空，埋着他的亡人的土地。他非要重见一次不可。但那是有被捕的危险的：从他亡命以来，通缉令始终没撤销。可是他觉得，为了要回去，哪怕只是回去一天，他什么傻事都会做出来的。
幸而他和一个新的保护人提到这个心愿。德国使馆有个青年随员，在某次演奏他作品的晚会中遇到他，说他的祖国对于一个象他那样的音乐家一定是很得意的，克利斯朵夫很心酸的回答：“不错，祖国为了我得意极了，甚至于让我死在国门外面而不许我进去。”
年轻的外交官要他把原因解释了。过了几天，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对他说：
“上面有人关切你。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物，有权使那个通缉令暂时不生效力的人，知道了你的情形，很表同情。我不知道你的音乐怎么会使他喜欢的；因为——（我们之间不妨老实说）——他趣味并不高明，但是个聪明人，心很好。他此刻虽不能马上撤销你的通缉，但倘若你想回去两天，看看你的家属的话，地方当局可以装聋作哑。这儿是一张护照。你到的时候跟离开的时候教人家验一验。诸事小心，别引起人家的注意。”
克利斯朵夫又见到了一次故乡。依照人家答应的期限，他耽了两天，只跟乡土和埋在乡土里的人叙了一番旧话。他看到了母亲的坟。草长得很长，但鲜花是新近供上的；父亲跟祖父肩并肩的长眠着。他坐在他们脚下。墓背后便是围墙，高头是一株长在墙外凹陷的路上的栗树的树荫。从矮墙上望过去，可以看到金黄色的庄稼，温暖的风在上面吹起一阵柔波，太阳照着懒洋洋的土地；鹌鹑在麦田里叫，柏树在墓园上面簌簌的响。克利斯朵夫自个儿在那里出神，心非常安静：双手抱着膝盖坐着，背靠着墙垣，望着天。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啊，一切多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