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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就用于日常开支吧。吃的，穿的，公交车的月票费，孩子的书本费，还有人情来往……真是要命啊。小二子正在长个头，裤脚已经吊在脚脖子上了，球鞋一个学期就能穿出窟窿来，
听说他在踢足球。这个该死的！老大爱臭美，才十六岁的小丫头片子，成天闹着要买新衣服。穿什么穿！一家老小，喝老娘的血，吃老娘的肉！……
我听着笑了起来，很惊诧她对街巷生活如此谙熟。她说，我丈夫就生活在这里头，刚结婚的那会儿，我在胡同里也住过一阵。
不是穷。她说，我也过过穷日子，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穷也可以穷得奔放，穷到极处，就开始变通，生出希望。可不是这样子的，寒缩，揪心，太平……一年年地忍受下去，暗无天日。每花一笔钱都要记下来，生怕厚待了自己。人活着是为什么？不就是一口气吗？这口气要吐得舒展，穷也要穷得舒展。
我笑道，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穷就是穷，穷怎么能舒展？
她理屈，咬着嘴唇，朝我抱恨地笑笑。她说，都是大同小异的生活。好一些的，有份儿体面的职业，夹着公文包，有人巴结奉承，整天忙得兴兴头头的。或者坐在办公室里，一杯清茶，
一份报纸……可是突然间抬起头来，几十年过去了！人老了，这一生平庸而健全，也不太能记住什么。
那真是恐怖的，她突然唉叹了一声，声音尖细，像在呻吟。那一瞬间，我也顿了一下，打了个寒战。我完全能够明白，那日常生活的每一天，老实平安，而且强大。人在其治下生活，被生下来，长大，一年年失去了幻想。眼睁睁地看着躯体在衰败，可是没有能力。都曾有过新鲜的血肉，也许不羁过，抗争过，可是又能怎样呢？到头来老了，那几乎在瞬息之间，
第二部色彩斑斓
犹如白驹过隙。生命就是这样邋遢，无知觉。
她说，我父母就是这样老去的。我小时候，就看见他们在衰老。怎么说呢，他们那时都年富力强，正忙于各自的事业，上面还有一个老太太罩着；逢着星期天，一家人围着饭桌坐着，
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各说各的事情。——她扭过头去，顿了顿，似乎是看见了什么，也许完全是无意识的。
我在等她说下去。
就是这些，我看见他们在衰老。我那时有六七岁了，还没有念小学。真是奇怪得很，怎么就看见了这些？这日常场景里背后的东西，所有人都神不知鬼不觉的，可是我看见了，非常清楚。——也许姥姥也看见了，她是过来人，对一切已明察秋毫。我跟她讨论过，我说我害怕。她说你害怕什么。我告诉她，我看见母亲在做家务活，捋着袖子。在院子里和隔壁的董阿姨切磋毛线衣的针法。她在阳光底下坐着，打着哈欠。风吹进她的衣衫里，她抱了一下肩膀，她感到冷吗？……姥姥不知我在说些什么。她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吗？我说我看见了一样东西。
她问是什么。我没法回答。很多年前，我不知道那是时间，它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背后，一天天地睁着眼睛。我看见了它的眼睛。
阿姐不说话了。我看着她。
姥姥比我有承受力，她坚强。隔了一会儿，她又说，现在我也坚强，很多关节我已经打通了。但是对于日常生活，我还是害怕。没有道理可讲的，现在我一个人过活，吃饭，穿衣，睡觉，打扫屋子，和我母亲没什么两样；可是也不能说就没有区别。区别是有的，但我不知道在哪里。
我说我知道。
她噢了一声笑道，你倒知道！
我笑了。我知道一个人正在老去，像所有人一样；她也很平庸，死后没有声名；她甚至更堕落，以诈骗为生。但是不同的是，她反抗规律，反抗一切按部就班的东西……比如日常生活。她不沉迷于此，拒绝无知觉地服从。她的性格决定如此，她怎能隐忍于市井呢？她虚荣，
贪欲，爱慕钱财，追求享乐……她敏感，脆弱，没有平常心——世俗性。她不在日常生活里。
她笑着咕哝道，我父母怎么把我养成这个样子？她轻轻地皱着眉头，很无奈的样子。
总之，你也看出了，后天教育在她身上没起反响。那就如一粒石子落在湖面上，石子沉下去了，湖面又恢复了平静。这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少女，最终没能成为“共和国的建设者”，也拒绝做庸民。——在她看来，这两者也无区别。她按着自己的意愿生长，胸怀很多梦想，正如“色彩斑斓”。
她八岁了，就读于东城区的一所胡同小学。认识了很多字，也会说一些成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同学中有一些人来自底层，其中一个叫陈打铁，和她是同桌。他祖上是拉人力车的，解放以后，父亲进钢铁厂当工人。他这名字由此得来。家里孩子多，底子薄，五六张嘴嗷嗷待哺。这陈打铁一身寒素，两套蓝、灰卡其布衣服年年不败地穿着。短了，那是捉襟见肘；长了，那定是他父亲的改制的。
一个秀美的孩子，可是邋遢，含糊，迷迷瞪瞪的。成绩也不好。在学校里受欺负，常常就哭了。“阶级”一词就这样进入一个八岁的小姑娘的意识里，和书本里的不一样。她回家把这事跟父母说了，她说，不是解放了吗？穷人不是翻身做主人了吗？谁解放了？谁做主人了？
她父母相视一笑，沉默了。她把陈打铁领回家，和他一起作业，把大院里的小伙伴介绍给他认识。她做这一切小心谨慎，生怕伤害了他。有时她也是随意的，拍他的肩膀，和他生气……完全拿他当自己人了。
然而她知道自己是不安的，她觉得愧疚。这个愧疚就是贫富的差别，等级制度。即便1962年，严控食品配给，她们家还过着庸常的生活，吃米饭馒头。她记得小时候吃过猪肉炖粉条，
姥姥偶尔也喝上杯牛奶，不知是不是此时。她母亲拿回来一份内参，一边看着，一边和父亲议论道，四川农民开始吃树皮了……声音非常小，别的内容也未听清楚。
陈打铁并不领情，他对她冷淡了许多。也许，这友谊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它有很多问题。
她知道这问题的根源所在。然而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坐着，腊梅树在冷空的气流里开出羞涩的花，她知道自己是吃饱的，因而也是幸福的。她珍视这幸福。
物质给予人的好处，从来不在物质本身，而在于它给身处其中的人们造成了一种幻觉。这幻觉是华美的，像裘皮大衣里包着的冬天，温暖，且名贵。这是面子。面子很重要。还在于它
把一类人群和另一类人群有效地区分开来，造成了某种尊严。说到底，物质就是尊严。陈打铁也是尊严的，然而穷人的尊严没有底子，内向，瑟缩，不踏实。像煤油灯的芯子，微弱地
跳着；像寒冬夜行人。
刚学会“富丽堂皇”这句成语时，她回家描述着：一间窗明几净的屋子里，铺着毛茸茸的地毯，有电话，钢琴，电冰箱。花瓶里插着鲜花。窗外阳光灿烂，佣人正在花圃里忙碌。所有人都长得美，神情倜傥，衣衫华贵……钱是用不完的。一家人都笑了起来。姐姐纠正她说，富丽堂皇是形容建筑的。然而她很固执地以为它是用来形容生活的。
母亲认为她有小资产阶级倾向，价值观大有纠正的必要。她告诉小女儿，首先这种生活是不存在的，新社会讲究平等，财产共分。即便姥姥那个时代，富贵人家过日子也是算计的，钱花在明处，那是漂亮；算计在暗处，那是隐忍。
她听着，有点似懂非懂。她抵赖说，我也只是打个比方。
母亲继续说，我知道你在为陈打铁抱屈，人穷，遭坏孩子欺侮，这只是暂时现象。而且我们家的钱也是用得磕磕绊绊的，你小孩子不知道罢了。记住：一个人不能太贪图享乐，我们的社会不提供这样的土壤。你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受人尊敬。母亲又举例说明她在延安时代，穷是真穷，可是因为有理想和信念，“精神头十足”。什么是朝气蓬勃，什么叫意气风发……这就是。可见，物质只是物质本身，它并不能带来什么。
很多年后，阿姐也不知道这席话在她身上是否产生过影响，那一年她八岁，聪慧伶俐。自小，家里就有两种空气，一个是姥姥的，一个是母亲的，这两种空气混杂在一起，对立又相融。总之，每个人的话都是对的，有源头，有历史，有亲历的事件做证据……分析起来头头是道。
然而这些已经来不及细说了，1966年来了。春天。大院里的杨树长出了新绿。人们脱去冬装，在大街上走着，说笑着，回过头去看着，折进胡同口的一家粮油店顺便称两斤面粉。什刹海一带有人在晨练，春寒料峭，水面上结了层薄薄的冰。傍晚的少年宫里传出合唱团童稚的歌声。……人们不知道这一年会发生什么。那些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每天都是“日新月异”的，人们已见怪不怪的。本以为这一年会平安地过去；再不济，运动来了，还是要过去的。什么不是这样过去的呢？一些人倒霉，另一些人走上前台，然而老百姓还是安生的，过着他们简素的日常生活。
第二部70年代初的浓阴底下
阿姐说，1966年到底是怎样的一年呢？按迷信说法，是有点神秘的。现在很多人拿它做文章，写小说，写回忆录，我看没什么必要。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青年人是误入歧途，浪费了大好青春……全是扯淡。
她笑道，我是不说的，我相信沉默是金。——眼风稍稍瞟过来，自得地笑。——一个人经历了很多事情，连说话的愿望都没有。真是懒得去说了。我喜欢事实被掩埋起来的感觉。你体会一下，真的很好。——她把眼睛闭上，立在空气中微笑着，像一座雕塑。她常常这样装腔作势的；我知道，这是因为她心情好，她拿我当小孩子逗呢。
这一年，她哥哥二十四岁，北大历史系毕业，在某社科研究所工作已三年了。他长得不错——她把眼睛看向前方，愉快地笑了。这是她的回忆方式。她讲起某个人时，不管相不相干，都要先从相貌说起。她从小就喜欢这个哥哥，他比她年长许多，她还是孩子时，他已是个青年。长得好——也谈不上漂亮标致，是那种粗枝大叶的、疏朗的男子的美，长得高高大大的，气质极为清爽。
他很有女人缘的，她笑道，高中时代就有男女同学来家里小聚，坐在院子里谈马列主义，常常就争论起来。他引经据典——口才很好的，语气果断，言简意赅，不容置疑。我记得当时他穿灰色的半高领毛衣，脖子上套上一圈黑围巾，流苏垂下来，很随意的样子，有点五四青年的味道。——她突然停顿下来，空气像是狠狠地抽一下，她的脸色变得端凝了。隔了半晌，她才说，他那时多年轻呵，春天的院子里，他的黑围巾，流苏一晃一晃的。嘴唇张合的频率很快。……这一切就像在眼前。人群中有两个女生，正在看着他。我在看着她们。我们都很喜欢他。
这个兄长，在她的一生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她是愿意承认的；承认它，也主要源于感情的联结，他待她很好。家族里，只有这两个孩子是气脉相通的，有野心，朝气蓬勃，有 “共同的悲剧气质”。很多年后，阿姐是这样认为的。她父母死后，她随哥哥一起生活，住在军区大院里，这是1970年，她哥哥已成为一线人物，重权在握，手下兵将无数。他是她的英雄。
她父母死得早。父亲因病逝于1965年，她哥哥还是个默默无闻的青年，读哲学和历史，发文章，记笔记。她母亲死于1968年，职位被免了，家被抄了，她瞬间成为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太太——那时哥哥已离家出走，踪迹不明。她随母亲住在一户破平房里（姐姐已结婚，与家庭划清界限）。晚年的母亲神经质，神情惊恐，夜里常常一跃而起，下床踱步，嘴里念叨着什么。睡觉时打很响的呼噜，而且便秘。她常常就发脾气了，拍桌子骂人，动辄就躺倒在地上。平心而论，实在也不是个招人待见的老太太，心疼当然是心疼的。
这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有的她也未能目击。母亲突然失踪了，一连好几天，没有她的消息。她慌了，去她的原单位探问。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生生涩涩的，见人不敢说话。好不
容易看见一个面相温和的穿军装的人走过来，她上前问了，说不了几句话，就哽咽住了，泪如泉涌。那人听了，也只是点点头说，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给你问问再说。
母亲的尸体是三天后被抬回来的，说是畏罪自杀，也有说是心脏病突发。她不信，又跑去哭闹。这一次她胆大了，泼辣了，口齿也伶俐了许多。她说，人就这样死了吗？不明不白的，离家时还好好的！心脏病？我告诉你们，她没病，她活得好好的。——我告诉你们，杀人是要偿命的。要偿命的。我要告你们去。
她躺在院子的办公楼前，冬日的太阳暖暖地晒着，周围站了一大圈人。有人叹道，告什么告？去哪儿告？你一个小姑娘家，说别的是假的，人家不愿意跟你多眔嗦，要点安抚费倒是真的。果然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后来出来说话了，问她家里还剩几口人，得知就她一个时，他摆摆手说，回去吧，后事你别管了。
她咬紧手指的骨节，在太阳底下一躺又是半天。脑子很昏沉，身上仿佛出汗了。太阳看得久了，暗下去了，在某一瞬间恍若黑色。她忘了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到家时，屋子里空荡荡的，母亲已被抬走了。她来不及细想，拣母亲躺过的地方坐下来，焐着。太累了，她要睡着了。这个家是迅速毁掉的，最疼爱她的人，姥姥，父亲，母亲……一个个走了。他们的血液在
她的身上淌着，淌着，然而她就要睡着了。
接二连三的事件，隔几年家里就死个人，快得简直让她缓不过气来。以为是假的，以为这是戏剧。这事她一般不愿意多说，每个人都在说，说滥了，有规则和套路，声泪俱下的控诉，听起来可不就是假的？连她自己都要嘲笑了。不说罢了。
起先，她想不起哥哥这个人，他从她的世界里失踪很久了。当有一天他突然倚在门口时，她看着他，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她认出他是哥哥了，也没有立刻走上前去，做出亲昵的样子。
她冷静之极，她在等他的态度。他愿意认她，她就随他走；他不愿意，她也无所谓。兄妹俩坐在屋子里，谈了一下午。他告诉她这一年的去向，参加武斗，拿下他的研究所，夺取政权。母亲死的时候，他在上海，去见某些“神秘人物”，他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也许是不便说。
他说，我要从政。她点点头，她明白他的意思，区区一个研究所不在他的话下。这一年他二十六岁，她觉得他有点变了，是样子。线条硬朗，平添了英武气。他从前是能言善道的，现在只是沉默，深谋远虑的样子。她告诉他母亲是怎样死的，他听了，也没说什么。隔了半晌，他才说，我救不了她。
她看见他的眼里有泪光，他侧过头去。她这才扑到他的身上恸哭。他说，你放心，这个仇我会报的。她哭得声嘶力竭，她熟悉的哥哥回来了。她从他身上闻见了自己的气味。这是血源的气味。她以为自己已经很冷硬了，万物不可侵蚀。然而不是的……不是的。她才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