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你为什么会接拍《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广告？（附：40集大型公益
广告《知识改变命运》上。目前，这套耗资巨大的公益广告正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至八套节目中滚动播出，每集1分钟，全部采用纪实手法，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来自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经历的40个主人公的关于知识在他们生命中所起的作用的故事。顾长卫既是策划人，又是导演。）
顾：主要是因为被它的主题所吸引。科技、教育的进步对一个国家的富强，对社会的进步，对生存环境的改善，都会有有益的影响。我是把它当作一个纪录片来拍的，这也是吸引我的地方。艺术的发展是跟生活越来越贴近的。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更容易被真实的故事、真实的纪录片吸引？就是因为它更接近于人性。所以近几年来，包括国际上的电影也都越来越恋于纪实风格。我自己读书的时候也很喜欢看纪录片，一边看一边就会激动得受不了，所以我一直想能够做个纪录片。
原来想拍得很长。因为创意本身就是纪实性的，所以片子最终也采用纪实的手法。给每个人物画一幅肖像画，你能看到这个人的情感、性格、愿望、感受、内心的东西。越是有个性的东西，越是难像通常的广告一样。有些人会喜欢这类的，有些人喜欢那类的。这种个性决定你就必须有许多集，要给观众多一点儿选择，目的是让每一位观众都能从中找到一点儿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这毕竟不是洗发水的广告，完全很唯美的。要让观众找到认同的地方，观众就更容易觉得这些人跟自己并不遥远。比如张艺谋说他偷书，有观众就说，唉，我也偷过呀！
《星》：拍摄过程中有那些难度？
顾：拍摄时最大的难题是对人物的把握，包括在你的实际生活中和别人的接触、交流，我一直觉得这是做电影的关键。如果你不能特别好地去把握生活和电影和他人的关系、你的生活开始离开普通状态的时候，你的电影就变得不好看了。
我们要选择既有鲜明个性、有强烈情感，又具有共性的人物。花很大的成本去拍摄，就是想在1分钟内再现一个有气息的、活生生的人，甚至是有缺点的人，但这肯定是一个可爱的、有魅力的人－－他有性格，有丰富的、特别的经验，能让我们感动；他的经验、感受、审美应该是今天的一种潮流，会影响许多人。当你喜欢这些人的时候，你就潜移默化地确认了这些观念。
《星》：一部40集的公益广告应该说以前还没见过。是策划之初就想一下子拍出40集，还是拍着拍着才发现非要有这么长呢？
顾：原来就想拍得很长。因为创意本身就是纪实性的，所以片子最终 也采用纪实的手法。（这有点像）给每个人物画一幅肖像画，你能看到这个
人的情感、性格、愿望、感受、内心的东西。越是有个性的东西，越是难像 通常的广告一样。有些人会喜欢这类的，有些人喜欢那类的。这种个性决定
你就必须有许多集，要给观众多一点儿选择。目的是让每一位观众都能从中 找到一点儿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这毕竟不是洗发水的广告，完全很唯美的。
要让观众找到认同的地方，观众就更容易觉得这些人跟自己并不遥远。比如张艺谋说他偷书，有观众就说，唉，我也偷过呀！
《星》：听说在开始拍摄时，你们尝试过用大广角、跳切等手法，但最后都放弃了，改用现在这种很平实的纪实手法，为什么？
顾：其实最早的时候，想的就是既要有纪实的内容，又不要丢掉形式的魅力。但也遇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用广角拍，摄影机镜头就得贴近人脸，压迫感很大，他（她）会觉得不舒服，变成他（她）跟机器交流了。
你会失去一些核儿的东西。所以不得不妥协，你还得被内容左右。被迫，生活所迫（笑）……
《星》：你喜欢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喜欢平常的家庭、平常的生活题材。《孔雀》也是你这种喜好的衍生吗？
顾：对，作品可能都带有自己很多的喜好在里面，同样的剧本就可能有不同的拍法，所以作品可能有很多综合因素在里面。像小津安二郎，我觉得他的电影反映平常人的生活，但是他又能从普通的故事、普通的生活中发现不平常之处，挖掘出很深、很震撼人的东西。
《星》：《孔雀》是否有你私人的记忆在里面？你是生在一个兄妹三人的家庭，《孔雀》是不是与你的家庭成长环境有一些关系？
顾：关于影片和我自己的关系……并不是片中每件事情都是自己经历的。主要是剧本，与剧作家李樯本身有关系。电影里面所有的人物，以及人物的感受和经历其实和我们都是相通的。
《星》：能具体一点吗？比如做蜂窝煤、炸爆米花呀，是否有你私人的感情在里面？
顾：比如说煤这个事儿吧。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做煤球、做煤饼，有段时间还烧烟煤，用的是风箱那样的柴炉子。我小时候还去捡柴、劈柴。为什么呢？我家也不是农村的，因为两个月供应一次的煤不够烧，夏天的煤攒到冬天也不够。所以我说相通的地方在这里：它和你的每一顿吃喝、生存、生计有关系，它还与你三个月或四个月怎么过冬有关系。你可以想象那时煤和人的关系。还有，电影那个时候处在文化变革时期，包括人对于贞操观念的变革——但依旧是，如果谁娶个女人，那个女人在新婚之夜被发现不是处女的话，这个家庭一辈子都很不幸，这是与今天截然不同的。在那种情形下，电影中的姐姐为了她的理想，可以放弃这个。
《星》：你喜欢电影表现得比较平实、朴素，比较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电影最后你拿孔雀去点题，这种意象主义做派与你喜欢的小津安二郎导演的风格不一样。
顾：我喜欢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于是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做成他那样，做和别人一样的东西，毫无意义。我过去合作过的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出了很多好作品，但我怎么可以和他们一样呢？况且我吧，我这个人比较杂，喜欢和别人有点不同，所以我想自己的作品还是做自己的，因为你想超越别人，第一也超不过别人，第二也做不成别人。
《星》：感觉你有着强烈的平民情怀。
顾：本来传奇的东西，写成传奇，这固然不错。而许多看起来平常的东西，但实际上蕴藏着传奇，我想，从平常司空见惯的东西挖掘出传奇来，是更不容易的事。我就是对小人物的生活怀有敬意。
《星》：《孔雀》上映后，有很多好评。但也有观众提出不同意见，片中“姐姐”骑车，后面拴着自制降落伞这幕戏，有很多观众觉得在那样的年代即使用上全家人的布票也不可能买到那么多布。还有观众提出建议，“姐姐”可以用五颜六色的床单来做降落伞，你能接受这样的建议吗？
顾：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主意很好。但我想这个观众可以再看一遍《孔雀》。其实我是这么看的，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之前有一幕戏，姐姐躺在晾衣服的天台上，能够看到很多彩旗在飘，我觉得姐姐做降落伞的布料就是从那里偷来的，她偷了很多蓝色的彩旗。在那个年代的观念里，会觉得我这个人是国家的，彩旗也是国家的，也就是我的了。这对于姐姐这个理想主义的孩子来说，挺痛快的！
《星》：片名叫孔雀，但是孔雀开屏的戏在片尾才出现，这一点也是被比较多的观众质疑的，认为比较牵强。似乎是专为“点题”而设？
顾：这个场景是剧本本来就有的。我的片子也给王朔和田壮壮剪过，他们下手特别狠，基本都是在姐姐拿着西红柿哭那里就结束了。但我觉得我的结尾对整部电影来说是一个回归——无论你经历了什么，人生最后会回到一个常态。所以大家都平安地过着日子，然后一起来逛公园，错过了一次孔雀的开屏。起《孔雀》这个名字，是因为我觉得它挺不商业的，我之前也一直问自己：“一定要叫‘孔雀’吗？”，后来就想，先这么写吧，如果再有好的就换。后来发现这个名字很耐看。当然一部电影片名不需要一定点题，而它（电影本身）需要更开放，就像美国影片《大象》，整部影片看下来如果没有人点拨你还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叫《大象》。
主持人 ： 说说批评的，您听到的？觉得还能听进去的，或者特别不合理，或者是还一些可以听进去的？
《星》：《孔雀》里的姐姐、哥哥和弟弟各代表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典型性格———理想主义的、现实的、悲观的。你在拍摄《孔雀》的过程中，有没有想过这部电影是拍给谁看的？
顾：我想《孔雀》的观众群还挺大的。第一类是年轻人，这个故事有三个主角，三个孩子，从他们的少年一直讲到结婚生孩子———这是年轻人正在经历的事情。不论在哪个时代，成长面临的问题通常相近，都会遇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都会遇到婚姻、爱情、性、生老病死……这是成长共同的话题，特别容易和年轻观众产生共鸣。
第二类是中老年人，因为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讲述的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故事。那些角色就像是他们的邻居、朋友、同学。
第三类我觉得适合一家人看———我甚至觉得它是一个文艺贺岁片。因为春节一家团聚，一定会聊起这个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孔雀》有非常朴素而深厚的家庭亲情，看完一定有特别多的话题讨论。
第四类是情人，我觉得它也像情人节电影，这个故事里有八个爱情故事，有惨烈的，有浪漫的，有迷茫的，有调侃的，有特别现实的，比巧克力式的甜蜜爱情更有味道。
《星》：对于分段形式的叙事电影，结构与节奏都非常重要，影片中一直是在以弟弟的叙述作为视角，但是弟弟这部分又特别单薄。目前对于《孔雀》的一些批评中，认为故事讲得不顺也不够，这是不是剪接问题造成的？
顾：其实弟弟的段落是拿掉最多的，拿掉之后呢，就涉及三个段落的平衡问题，所以就拿弟弟的画外音来加强人物。
《星》：为什么在结尾时给姐姐安排了一个云南丈夫？
顾：姐姐领女儿在动物园看孔雀时，女儿说这里的孔雀老不开屏，都是假的。我觉得这里头表现得挺明显的，这个孩子也是个叛逆者，对现实的叛逆者，她长大了肯定又是另外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此，姐姐的回答是：爸爸老家满山遍野都是孔雀。你说理想主义就这么破灭了吗？我说没有破灭。
所以说，我特别想歌颂的就是这样一些寻常的小人物，他们来去都没有人注意，他们的生命更坚韧，他们的生活过程也更苍凉，我就是觉得我对他们的生活怀有敬意。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记住那些英雄啊，风云人物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活后来都成了神话。然而小人物他们的来、他们的走都不会留下太多记忆。
《星》：《孔雀》究竟有几个版本？我听说分2、3、4、7小时四个版本？
顾长卫：有很多版本，因为现在电影剪接完一个版本就可以存起来。譬如结尾就有好几种：有孔雀开屏和不开的，也有孔雀的和没孔雀的，还有另外一个结尾是一家四个女人包饺子，四个男人搓麻将，然后背景会出现电视，唱《欢乐今宵》的歌曲，还有赵忠祥和一个女主持在那里说话，场景是83年春节晚会。还有一个版本，就是一些人去找弟弟，表现小人物生命无常的。但我觉得还是现在这个最好。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最开放的、最不写实、虚的一个，会让人的情绪舒服一点。还有段时间，有一个版本没有孔雀开屏，整个结尾感觉太灰了——生活中还是有美丽的色彩。
《星》：有人说《孔雀》太冰冷，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离他们所憎恨的“庸俗”的生活，所有挣扎过的梦想都破灭了。
顾：持这样的观点，我那天看的报道都说特别年轻的观众，20多岁的小孩，我倒是这样像这样的电影，那个说法，我看主要是说两部分人不同的观众，一部分人经历过那个时代，年龄稍微大一些的，30多岁的观众都会觉得这个电影关于那个时代，关于那个时代亲情分寸的把握，朴素的是深情的。20出头也有不同的观点，说这个电影叙述的亲情太过凶狠，太多冷漠了。我对这个是有不同观点的，关于冷漠和不冷漠的，其实环境的不同，冷和暖是对比产生的，在那个朴素的年代，那个时候人不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信息量，这么多美丽的语言，这么多动听的歌声可以唱出来，可以说八卦、幽默这么多的事，可以有沟通。那个时候人生存还是基本问题的时候，见面说问你吃了没，你说吃了，或者说没吃，乍一听，现在见了谁说吃了没，觉得挺冷漠了，换在那个环境里面特别的温暖，跟人的生存有关联，互相的慰问。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星》：你从一个“大”摄影师做到一个“小”导演，这样的转变是为了给自己多一点表达的空间吗？
顾：不是表达的问题……我不是有特别多想法，一定得痛快说出来那种；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可以更有趣一些，能更让我兴奋一些。
《星》：“这一次是你首次担当导演，是否料到《孔雀》将获奖？
顾：“我有这个信心，这是一部有质感、真诚而且丰富的电影，说他‘丰富’，是因为片子中提供的信息量以及对人物形象丰满的刻画。有分量的东西是让人忘不了的，《孔雀》就是这样的片子。”
《星》：下一部电影有什么计划？
顾：“下一部片子名叫《立春》，某种程度上是《孔雀》的延伸，至于更远一点的未来计划，要走着看，顺其自然，如果有合适的东西就拍，如果没有，就继续做我的摄影。”
关于顾长卫
顾长卫基本上可以归入不善言辞的那类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那种语言逻辑感不强的人，我做不到别人那样说话一环扣一环，最后还能想起第一环是什么。”因此，在说每一句话时，他总是习惯停顿一下，似乎是在寻找最准确的表达方法或者最精确的词汇。但是，这种努力也并不是总能成功的。
不过，顾长卫应该还有另外的表达方式，一种通过摄像机镜头，通过黑色的、彩色的画面来传情达意的表达方式。因此，当我们脱离开我们过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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