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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谈谈你的新片吧，听说你为《看上去很美》筛选演员时，看了十万张小男孩的照片？
张：实际数字可能还超过这个。我看小说的时候，就觉得找个小号“王朔”最适合这个角色，我向王朔要他小时侯的照片，他死活不给我，我只好按自己的想象找了。
《星》：《看上去很美》改编自王朔的同名小说，你为什么选择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小说和电影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张：《看上去很美》１９９９年就出版了，当时我非常喜欢，在王朔目前为止出版的小说中，它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也是最幽默、最有趣味的一部。小说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里面经常出现大人和孩子之间的身份互换，有时候王朔用大人的身份去回忆过去，有时候又从孩子的视角去观察，这种互换带出非常冷、但又非常幽默的气氛。拍电影时，我主要选取了小说的前三分之一部分，也就是集中在幼儿园发生的那个部分。
《星》：为什么只选取幼儿园部分呢？
张：因为幼儿园是三岁到六岁儿童的世界，但这个儿童世界也可以被看作成人世界的折射，或者说，它是成人世界的寓言。
《星》：寓言具体指的是什么？
张：我认为孩子一出生，就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灵魂和尊严。孩子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是一样的，孩子的心里也有群体和个人之分，但孩子的孤独更加悲哀。所以我在电影的后半部，做了一个变奏的处理。影片的前半部分显得轻松幽默，但我不希望我的电影仅仅给大家带来快乐和愉悦，同时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这个思考就是：儿童的世界是值得我们大人尊重的，童年的世界是值得我们回忆的，童年的世界是能够给我们成人的世界、成人的思维带来一定参考意义的。
《星》：那么变奏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的呢？
张：影片最重要的一幕是方枪枪在梦游之后，把自己夜里的遗尿留在了南燕的床上，随后老师们把他抱走，让他站在一张桌子上，把他围在中间。这时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长的方枪枪的特写，是他从笑到哭的过程，这里就是变奏的开始，它代表着方枪枪的转变。这其实是我拍这部电影前最早想到的一个镜头。
《星》：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它对你本人有什么影响？你觉得自己拍摄前后有什么变化？
张：我在拍摄的过程中是很幸福的，我的幸福在于：王朔是我的好朋友，他不仅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小说我也十分喜欢；在拍摄的时候，我看到董博文，还有我的女儿宁元元在镜头前走来走去，一方面我因为能看见女儿感到非常幸福，因为我既可以工作，又能看到她，然后我看到董博文，我又好像能看到王朔的童年——当然《看上去很美》是小说，但它的某些地方可能也和王朔的生活有关系，这些让我常常都有一种似梦非梦的感觉。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回到了童年。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一直感觉在梦境和现实之间交错。这一切给我带来的愉悦和幸福，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比喻的，虽然这个电影拍的时候非常非常艰难。
《星》：艰难主要是指演员的控制方面吧？
张：对，毕竟他们还是小朋友，你看刚才“方枪枪”又不高兴了。
《星》：有没有哪一幕让你觉得特别难拍？
张：南燕和方枪枪两人上厕所那一段，我们要他们走快点，他们却慢吞吞，叫他们慢，他们又快起来。后来我们通过他俩身上的无线麦克风偷听到，原来他们是商量好了故意使坏，和我们对着干，后来那一场拍了十几条，大家都累得够呛。
《星》：有人指出，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清晰的，但电影的时代背景却好像被故意抹去了，为什么这么处理呢？
张：因为我发现了一点，无论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抑或今天和未来，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孩子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是不会变的。也许有人会说，现在老师没有电影里那么厉害，也有人会说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老师，或者提出疑问，说现在的小朋友之间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关系。但不管怎么样，幼儿园的作用都是把一个孩子变成人，慢慢地把他们同化，慢慢地把他们规则化，慢慢地让他们融入社会，失去自己的灵魂，变成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
《星》：你觉得这样是悲剧吗？
张：不见得。因为你要生活。作为记者，你可能每天都要去做采访；正如我作为导演，必须很认真地回答你的问题。就像刚才玩摩托过山车一样，明明知道很惊险，会让人惧怕，但你还是想去体验。人生就是这样，明明知道我们要死，却还是需要变成一个人去奋斗。
《星》：你说这部电影是儿童演的电影，这等于说它是儿童片吗？
张：什么是儿童片？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一直不想把一个电影分成艺术片还是商业片，儿童片还是成人片，因为我喜欢越界的电影。
有人说“我看不懂这部电影”，不懂就要思考，如果不思考怎么能懂？内地的教育习惯和思维习惯，让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希望导演给出一个明确的主题，就像上小学的时候总结课文中心思想一样。然而一部好的作品，一部伟大的作品，不能仅仅只说一件事情，它应该是宽泛的、涵盖了多方面的东西。《看上去很美》里有教育问题，有成长问题，有个人独立问题，有关于自由的问题，有关于规定的问题，有人的成长，里面既有喜剧，也有悲剧，它是复杂的，有很多层次的。
《星》：你希望观众能看到这里面的不同层次。
张：对。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地进入我的电影，而不只是像看大片一样简单地去看。大片往往只带来一些视觉享受。这一届的奥斯卡已经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大片全部靠边站。原因在于它们仅仅有那些视觉上的东西，层次很少。为什么像《断臂山》、《撞车》这种电影能够获得观众的喜爱呢？因为它们丰富，它们讲的不止是一个问题。
《星》：我觉得你的电影在故事背后内涵也非常丰富，我想知道除去你自己亲自编辑的电影以外，你是如何选择一个剧本，你选择剧本的要求是什么？
张：首先要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再一个，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能真正看到人性的内涵，和人性的闪光点，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
《星》：：你觉得将王小波的小说拍成电影，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张：他的文学性太强了，我在和他合作《东宫西宫》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小说家，那个时候我跟他们见面是因为我当时在准备《东宫西宫》剧本的时候，是一个加拿大人介绍我认识他们夫妻俩，是因为当时知道他们是搞同性恋研究的，而且他们写过一本书，叫《他们的世界》，那是一个报告文学，相当于报告文学，一个调查报告那样的一本书。我第一次和他们见面的时候，那时候我告诉他们，我们在准备这个电影，李银河向我推荐，说你还不如让小波来写这个电影，当时我们开始工作，我们开始工作了之后，有一天王晓波送给我一本书，那个是香港出版的《黄金时代》，当时香港起了一个特别奇怪的名字，叫《王二风流史》，我碰着那个小说吓了一大跳，我没有想到和这么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合作，我也感到很幸福的是，王晓波这一生写的唯一一部电影作品是和我合作的。所以他的小说实际上改编成电影难度挺大的，因为他的文学性太强。
关于张元
张元，被称作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拍过很多被称作关注边缘人物的电影，比如《北京杂种》、比如《东宫西宫》，但这些电影在国内都被禁播。后来张元继续拍电影，《过年回家》、《我爱你》、《绿茶》等终于不再被禁播，而现在的《看上去很美》更是开始铺天盖地的上映了。
少时的张元体质羸弱，曾经很长时间因生病而休学在家，缪斯女神似乎对体质羸弱者格外垂青，性情敏锐的张元迷恋上了绘画，这位早慧的少年开始执着于色彩的深浅浓淡，事物的外部形状与光影的变幻莫测。早期的一切特性都预示：也许他应该成为一名画家，然而绘画殿堂的大门却迟迟未向他开启。几翻周折候，他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他说，聊以自慰的是，摄影与绘画是相关的。
彼时，同为摄影系出身的陈凯歌与张艺谋已经凭借各自的作品，在影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上影投资拍摄记录片《妈妈》，张元担任摄影一职，大量的筹备后，拍摄计划却泡汤了，拍摄人物转至北影厂，张元依然担任影片摄影。不幸，时隔不久，影片的拍摄又宣告破产。但就在这部片子颠沛流离的过程中，张元已经对它又了深刻的了解。于是，他打算自己做导演，独立将其拍摄完成，艰难的筹集资金后，《妈妈》终于问世了。这部讲述单身母亲和残疾儿子故事的影片，成就了今天作为导演的张元。
“我一直在坚持自己，从未想过哪怕时一丝一毫的放弃。”“工作或者作品本身从未使我产生过任何情绪上的波动，可能我也清楚的知道这些电影不一定适合在国内放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需去拍摄它们。而幸运的倒是我还能把它们拍出来。”
接下来的影片，张元在取材上都保持了持续的独特与尖锐，关注处在边缘与底层的人，关注弱势群体：摇滚青年，同性恋者，精神病人，孤儿收养……“当你把一个所谓边缘人性格不断的立体化时，你会发现我们处于时代的性格。因为他们是最有特点的一些人，更富于戏剧性，更荒诞，更具悲剧色彩。他们性格的形成，就是时代的标志。”
题材的独树一帜，给张元带来了国际性声誉的同时，又令他不被国内权威电影机构认可。将近十年的漫长时间里，他的多部作品被冰封雪藏，无法在国内公映。独立电影制作资金难以筹集，审查制度的苛刻，对寻常人而言，无疑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折磨。但回忆起那段时光，张元自己倒显得格外平静：“工作或者作品本身从未使我产生过任何情绪上的波动，可能我也清楚的知道这些电影不一定适合在国内上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去拍它们。”尽管偶尔也会感觉失落和疲惫，但他内心却从未有过惶惑和动摇。
那个时候，张元也曾经接到一些国外的制片机构和大学的邀请，希望他前往生活和工作。但张元自己却从未动心过，因为他发自肺腑的热爱这片土地，尽管他那时还不被承认和接受。
“我希望人是平等的，而且是宽容的，会接受更多的东西。就像我一直觉得人生充满了喜剧和巧合，也同样充满了悲剧。”他意味深长的说，“所以，人是最值得怜悯的。在我的头脑里，没有好人和坏人，所以，我的电影并没有斗争的方向，也没有竞争的方向。
他从不把自己视为斗士或者勇夫，也从未有过要和谁战斗的意识，他说他自己只是呈现，而没有任何的指向性。“我甚至觉得自己在电影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太宽容了。”他如此评价自己，尽管在别人眼里他已经足够先锋。
意识到这点他终于开始对自己改变。1996年拍摄完《东宫西宫》，张元开始带着作品去世界各大电影节参展，同时担任评委。在异域繁华热闹的电影节上，他照例又斩奖无数。然而镁光灯下，人头窜动中，他突然发现找不到属于自己同胞的影子。那一刹那，他变得失落，这种失落并非源自无人分享他的荣耀，而是无人分享他的作品，他的思想。“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但是我的创作国内观众却一点也不知道，更不用说了解。”他开始意识到了一种强烈的荒诞和悲哀。
于是，从颇具双关意味的《过年回家》开始，张元的电影迈向国内市场。有人怀疑这是他对自己的背弃与背叛，但他摇头，不以为然：“我还是我自己，我一直在坚持我的东西。电影的价值在与被观看和讨论，只有让国内的观众看到我的影片，对话才会形成，我必须其做能和环境相对话的东西，否则，我永远是在打空拳。”
感受生命与真实的呼吸
高希希，1962年在江西出生，因为受家庭的影响，他从小学习绘画，先在江西文艺学校学美术，然后到浙江美术学院进修，毕业后，高希希便在江西电影制片厂从事美工工作。在做美工期间，他对导演这份职业一直心怀憧憬。1990年，高希希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毕业后，他的导演之途也正式展开，从1994年开始，电视电影、电影、电视剧，高希希一一涉足，他拍摄的作品囊括了包括电视剧
“飞天奖”、“金鹰奖”，电视电影“百合奖”，电影“华表奖”几乎所有重要奖项，后来高希希被特招入伍，现任空政电视艺术中心导演。北京东方正艺影视传播有限公司特邀导演。
近几年，高希希将工作重心放在了电视剧上，从2002年的《花非花》到《结婚十年》、《历史的天空》，再到《与爱同生》、《搭错车》，高希希涉足的题材可谓广泛，悬疑、情感、历史、战争和社会问题，几乎无一遗漏，每一部作品都被观众津津乐道。《花非花》以层层递进的悬疑情节和对现代人情感的深刻探索，打破以往反腐剧的套路和模式；《结婚十年》关注都市男女的情感生活，细致入微地表现爱情、家庭、婚姻中琐碎而温馨的一面；《历史的天空》通过其独特的历史视角，大气而细腻地勾勒出革命年代的别样人生；而《与爱同生》则聚焦艾滋病这样一个社会现实问题。最近热播的《搭错车》一剧，高希希以更加贴近百姓生活的手法，真实、细腻地展现普通劳动者的悲喜人生。高希希作为一名军人，具有着粗犷和豪放的本性，而他的每一部影片却都是将细腻与真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人们了解当代军人的辛酸与悲喜，使人们在忙碌中享受影视带来的快乐。
作品列表：
1994年在二集电视剧《下海的日子》中担任导演，获“金星奖”二等奖；“飞天奖”三等奖。
1995年在六集电视连续剧《追日部族》中担任导演，本人获“骏马优秀导演奖”，该剧获第15届“飞天奖”中篇电视连续剧三